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明确了顶层设计，要求延迟退休政策渐进渐行。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中建议，延迟退休将分为“两步走”：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此消息一出再次将延迟退休讨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态势的无奈之举，是形势所迫。当代中国的人口形势严峻：人口基数虽然庞大，但人口亏损严重，生育率长期处于人口更替水平之下；从性别结构来看，男女性别比失衡明显，隐患不容忽视；从年龄结构来看，少子老龄化是当代中国人口态势的最大挑战，养老困境雪上加霜；从人口质量来看，人口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口才智亟待开发，人口红利利用不足；人口机械变动方面，人口流迁加剧，但有利于流迁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政策环境还没有形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突出等等。
基于以上严峻的人口态势，笔者得出了关于推行延迟退休的三个基本判断：首先，延迟退休不能完全解决养老困境，但和全面二胎政策一样，只能从长远起到缓解养老困境的作用，政策效果具有时期性；其次，延迟退休既是当代中国人口的形势所迫，又是历史必然，不能畏缩不前，没有回头路；最后，强制推行延迟退休政策会激化社会矛盾，必须小步慢走，渐行渐善，尽量兼顾性别、年龄、健康及工种等各方面的差异。
延迟退休只能缓解养老困境
需要明确的是，我国的养老困境主要是“未富先老”及“未备先老”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口老龄化只是加剧了养老困境。众所周知，老年人问题自古至今一直存在，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老年人需求的满足问题。人口老龄化只是造成老年人口在总体人口中的比例加大，从而使老年人问题集中爆发或者表现紧迫。相比于“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对养老困境的作用更为明显。“未备先老”主要是指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尚未做好应对我国当前及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准备。如果我们能够在白发浪潮来临之前做好相关准备，那么我国的养老形势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严峻。随着中国经济蛋糕日益做大，我们更应该斟酌如何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有备而老”之上。
我国的养老困境表现在多个方面，概而言之主要包括老年抚养比升高，家庭养老功能退化，社会化养老发展不足，老年照料服务人力资源缺失，医疗健康保障水平偏低，养老金未来供需矛盾突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亟待改善等等。由此可见，我国的养老困境涉及到人力、资金、家庭、医疗、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延迟退休只是推迟了老年人的退休年龄，进一步挖掘了老年人的生命潜能，缓解了养老金的供需矛盾，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的养老困境。相反，延迟退休还是一把双刃剑，也会对社会产生相对负面的影响。所以，延迟退休对于解决养老困境的作用有限，只能起到部分缓解作用。
延迟退休不能畏缩不前
1951年，我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职工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50 周岁，我国现行退休年龄的规定即源于此 。195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周岁。197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 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在这两个文件中确定的。
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缘由很多，例如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但退休年龄没有延长、退休年龄过低与人力资本投资周期过长之间的矛盾突出、退休年龄的社会性别差异及老年人口红利挖掘不深等问题。但是以下三个方面尤其令人担忧——
“青年赤字”加剧
当代中国正在面临着“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严重挑战。少子老龄化是指生育率持续下降造成少儿人口占总人口中比例逐渐缩小及平均寿命延长造成老年人口占比逐渐扩大的状态同时演进的趋势，即“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加剧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态势。少子老龄化加剧了“青年赤字”。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1.78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3.6%。这意味着全球1/4的老龄人口集中在中国。老龄化意味着人口老年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也同时意味着劳动投入的减少。有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从2010年的9.7亿减少到2050年的8.7亿。其中减少的拐点将发生在2015年，届时将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届时，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子代赡养负担过重
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26%增加到16%；到2020年，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55亿，占总人口的17.8%。到 2035年，中国 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前几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称，到2035年，中国将出现 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如果一直延续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一定会使子代无力承担起赡养4个甚至更多老人的重任。
养老金供不应求
目前, 我国的经济现实是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养老金供不应求的两难困境。在需求方面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的增加导致养老金替代率上升，在供给方面主要是覆盖率与缴纳率不高以及退休年龄过低导致基金筹集不足。除了正常提前退休之外，中国还存在着许多利用提前退休规定的非正常性提前退休情况，这种状况背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加剧了养老金的供给压力。
总之，上世纪50年代初制定的退休年龄是针对当时的预期寿命制定的,如今沿用过去的退休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过早退休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提高退休年龄或者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尽管社会上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推迟退休是必然的趋势。西方大多数主流国家退休年龄都在65岁甚至更多。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调整退休年龄的问题,不能过分地夸大其影响,也不能造成畏缩不前的局面,延缓政策调整的时机。
延迟退休又要谨慎行事
国内外相关学者认为影响退休年龄的因素大致有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劳动力因素和个人因素等四个方面。政策因素中包括社会保障政策和企业年金政策；经济因素包括财富与资产、收入水平；劳动力因素包括市场分析、劳动力需求、工资率；个人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客观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民族等，主观因素包括健康水平、预期寿命、职位、配偶状况等。因此，退休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应该兼顾各方面因素，小步慢走，渐行渐善。
首先，弹性退休制度是合理之选。弹性退休制度可以允许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或者之后，有一定的浮动时间提前退休或者延长退休，它往往是按照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知识结构群体、不同的性别、不同的个人体能状况和个人意愿而制定的具有多个弹性段的退休年龄。弹性退休政策可以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不会必然增加就业压力，有助于减轻对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压力，提高老年人晚年的生活水平。
其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1983年修改的社会保障法案决定,将完整的社会保障福利的享受年龄有65岁逐渐延迟,到2022年达到67岁。最早退休年龄为62岁,每提前一个月退休的职工,其养老金水平低于法定年龄退休时的0.56%; 若延迟退休, 则每推迟一年,养老金增加3%, 到2022年时,每推迟1年,养老金增加8%。奥地利对到达65岁退休年龄未退的职工,若在65- 70岁退休的,则增加3%的养老金;若超过70岁退休,则增加5%的退休金等激励因素。
再次，兼顾社会性别的视角。女性早退休使得个人养老金领取多于缴纳,退休越晚的终身领取的越少,随退休年数的增加,领取的养老金水平越低。这种政策效果不利于激发个人缴纳保费的积极性,也不适合老龄人晚年生活的需求变动,也鼓励职工早退休动机,同时也拉大养老金的性别差异。针对此,适当提高女工人的退休年龄,提高退休当年的养老金替代率及养老金的增长率是必要之举。
最后，积极倡导“成功老龄化”战略。成功老龄化是解决我国养老困境的根本战略。成功老龄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及和谐老龄化及有保障的老龄化等要义。健康老龄化是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前提和保障，只有生理、心里及社会功能健康的老年人比例提高才能保证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为国家节约大量的医疗及照料资源；积极老龄化和生产性的老龄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鼓励有能力的老年人继续投入到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之中，深入挖掘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和余热，缓解青年赤字及养老金空缺的压力；和谐老龄化意指在调整退休年龄的时候要考虑到由此造成的代际冲突及矛盾，要兼顾待机之间的利益，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及社会秩序。总之，成功老龄化要有利于缓解养老压力和减轻养老金负担，有利于解决老年人就业与中青年人就业之的代际矛盾，有利于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实现老年人口红利。只有较好地坚持这三个有利于标准，退休年龄的调整才可能有一个稳妥的确定，也才可能切实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