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一个是需要有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另外一个，科学在探索过程中总是会犯错误的，所以需要社会对错误的宽容。我想这两条对创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用现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表述，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如果我们只允许有一种声音，一个模式，创新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创新时代，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允许人们探索和失败，必须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必须用法治的方式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主要就是尊重个性，奖励特色和差异。可是我们国家目前教育的状况，基本上是一样的模式，形成了千人一面的状况。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从教育理念上来说，过去基本上侧重于培养国家机器上有用的零部件和螺丝钉，而在实践上，为了实现规模扩张，节约成本，就必须强调统一的标准，以便保证质量。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化是一个当然的选择，而“指标”是行政管理最好的抓手。
对硬性指标的强调是过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创新的动机有问题，指标是需要的，但是强调过度的时候，出现了指标的异化。因为各种各样的指标，所有的指标都能满足的人要么就是凤毛麟角，要么就是只追求质量。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学的实践中，真正优秀的人才总有一些地方对不上指标。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能满足所有考核指标的“指标人”，却未必是真正的创新人才。我想在座的各位了解大学情况的，一定会了解，更有甚者，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善于投机钻营，就像伊索寓言里面那只美丽的乌鸦把各种漂亮的羽毛擦在自己身上，满足各种指标，但他不是创新人才。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真正的学者却被边缘化，这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另外为了推动这样一个发展，为了集中资源投到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方面去，我们可以看到项目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项目制”盛行出现了针对争取科研项目的“申报学”。有一个很意思的情况，我们引进人才，我们考虑人才晋升的时候，往往说他没有什么项目，所以不能晋升，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老师非常忙，每天都在填各种各样的表格，做预算，紧接着把决算做出来，真正做研究的人未必能得到资源的支撑。刚才讲到过度行政化，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现象，不改变这种情况，中国的创新是无从谈起的。
从高等教育的统一化走向差异化，怎么才能转向差异化模式？给大学办学自主权，让教育面对市场需求，面对社会的公共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是差异化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大学治理结构的创新，教育制度的创新是非常必要的。教育部2012年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实施纲领，其中谈到大学章程，大家知道已经有几十个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仔细研读这些章程，我觉得我们对创新的要求，最基本的目标，好像还不是看的特别清楚。大学需要章程，最核心的就是两点，第一点，让大学有法人资格，第二有自主权，要通过高等教育适度的市场化，来实现创新的制度环境的改变。
在很多地方似乎以半义务教育的思维模式来办大学，来办专业教育。比如学费的问题，现在我们有很多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孩子去，可以交付昂贵的学费。但我们国内学费始终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基本上在义务教育环节是免费的，当然它有好处，可以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但也有一个问题，使得我们质量提高会遭遇瓶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怪圈，我们的家长不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宁可缴纳昂贵的学费。但我们自己的学校却一直在经济方面缺乏基础，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这样一个怪圈要打破，面对市场这样一个思维变化还是必要的。
另外就是法人治理结构，要适度的导入法人治理结构，让学校真正享有自主权。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治理结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治理结构行政色彩很浓，它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教育的质量，防止学院、学校负责人滥用权限。当我们强调差异化的时候，这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原有治理机制发生变化，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改变，就可能因为差异化，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导致管理上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必然会出现另外一些调整，比如说为了防止权力被滥用，我们需要通过治理结构的改变，来加强内部的监控机制。我们需要加强教授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设计，我们也需要通过评价体系的多元化，来保证教育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制度创新我认为主要有五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合理化的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民营企业治理方式。因为前些年大学的产业化引起了很大的诟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市场，加强合理经营，这个方向是不错的。当然过度追求利润，这个是要注意的。另外导入第三方评价，避免行政评价占主导地位这样一个状况。另外要加强外部参与，比如校务委员会。另外在大学承担法人责任的情况下，要鼓励产学研合作，鼓励教育和研究适当的多角经营。另外我们也需要按照能力主义这样一个标准，对人事制度、薪酬制度进行改革。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过度的业绩导向，特别把所有的薪酬待遇与评估结果挂钩，这是我们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研究者工资过低，非竞争性经费太少，其实是妨碍创新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适度的放开是必要的。
这个中间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强调教育质量的提高，当你对质量提出要求的时候，必然会需要有些评估的指标。我们现在指标过度造成了“指标人”的现象，如何防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的课题。从教育质量评估这个角度来看，它的主体，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个多元化的思路。实际上大学、学院管理者、教育家要进行自我监控，第二个就是学生、家长、企业等等，第二方对质量评估，还有第三方，也就是标准的认定机构，独立评价机构，大众传媒等等，这个更多侧重是市场评价。第四方是作为监督机关的政府部门，我们现在是第四方评价太强了，造成僵化的问题。第三方评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得教育质量保障与差异化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
差异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高校学术自由的气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人自说自话，盲目价值观的宣传，这个与高校的学术自由应该是无缘的。比如文科，国内有最大的一个误区，是把宣传和学术混为一谈，宣传是必要的，但学术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应该允许有充分的自由度。允许试错，允许思想交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高等教育的创新就是一句空话。这是我的结论。谢谢大家！
注：12月19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二届（2016）年会"在北京举行。在活动上，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教授季卫东先生进行了主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