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局长办公会等同等级行政和领导班子会议，参与重大事项、重要工作的讨论和决策，参加重要的会议、调研活动等。从这可以看出，他们起的作用基本上是智囊的作用。两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姚辉等六名专家学者以交流挂职的形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等副厅级岗位职务。他们到最高法院挂职，主要是参加司法解释起草、重大疑难案件研讨等活动。他们做的工作是实质性的工作，并不是协助作用。
学者到政府部门挂职，是一个成本少、收获多，政府和学者都能够双赢的举措
高校学者到政府实际部门挂职，其目的是要培养卓越人才。也就是说，让学者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不断丰富和完善学者的理论。对于学者来说，这的确是很难得的机会。从方法论上来说，这个属于参与式调查，是全方位的，没有任何预先设计的调研，而且一去就是一年、两年，还从事实际的工作，这种方法传统上是人类学才用的方法。这种调研，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对学术的进步，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学者自身的成长也是非常宝贵的机会。
对于政府实际部门来说，专家学者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一般来说，政府部门习惯于从管理的方便和效率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其结果是，很多公共性的改革，都很难推进，或者即使从法律上规定了，但实际上会遇到很多具体的阻碍。学者对于具体管理可能接触不多，但对于很多政府管理问题的公共性方面、价值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和体会。这些知识，政府官员虽可以去高校听老师讲课，但把学者请到政府部门，随时求教、指点，可以让政府部门随时了解到学者的看法，从而更好地把握这些方面的问题，避免决策失误。
所以，学者到政府部门挂职，实际上是一个成本少、收获多，政府和学者都能够双赢的举措，值得进一步开拓。从目前信息来看，学者到政府部门挂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现在见诸报端的也就是这些学者，而且一般还局限于高校里学科带头人。偶尔也有年轻学者到基层挂职的消息，但总体上来说，不论规模还是数量，还是太少，但此举值得进一步推广。
这应该是比较积极的评价，现在见诸报端的评价，基本上对挂职学者和政府部门的评价也是积极的。媒体上比较消极的评价是，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后，可能会丧失独立性。因为学者过去对实际部门很不了解，学的东西很多都是书本上的，一旦进入政府部门了解了很多东西后，尤其是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好东西，首先就先想着自己如何学习、如何吸收、如何消化，反而感觉到自己过去很多东西都是书生气的看法，结果学者在官场耳濡目染一两年后，逐步变得像政府官员，从而失去了学者的本色。
这样说来，学者去政府部门挂职，显然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67年了，改革开放38年了，学者挂职政府部门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而不是较为普通的事情呢？这里有非常多的原因。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和学者、官员处于不同的秩序有很大的关系。
从学者角度来说，其职业是科研和教书。这是一个非常扁平化的结构。虽然学者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身份等级差异，但是他们都直接面向学生。不同等级的学者，只是一个职称的差异，学校管理上的行政化对学者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学者所处的秩序，是一个比较松软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相互之间的位差不大，而且还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很多学者在学校里是普通教授，但在学校外面却是呼风唤雨的大牌学者。更重要的是，随着科研教育事业的发展，其身份和等级的数量是扩展性的，而不是有严格的数量控制。很多高校，教授、副教授、讲师的数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甚至年轻的讲师还要少一些，整个学校与其说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不如说是众多的金字塔结构。
从官员的角度来说，其职业是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官员的金字塔结构，以及等级身份的严谨性，远远胜于学术领域。每一个实体性政府，比如镇政府、市政府、省政府，都是一个个的金字塔，而全国更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每一个官员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管理上来说，学者过去教授是副厅级以上级别待遇，现在基本上降低为处级、乃至副处级以上级别待遇，副教授、讲师，级别待遇依次下降。在学校里，学校一般是司局级、个别校长书记高配副部待遇不带级，直接管理学者的学院一般是处级级别。所以，从管理上来说，教授要在处级以下，否则学院怎么管理？但是，从高校对于兼职教授的聘请角度来说，一些著名高校，要聘请一个合格的兼职教授，不成文的规定是，必须是副部级以上才考虑，司局级基本不考虑，处级连门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教授如果反过来去政府部门挂职，应该挂副部级是比较合适的。不过，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教授几乎没有去政府部门直接挂职副部级的，而是副司局级。这和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级别是一样的。
但是，学者的学问是没有级别的。很多学者研究国家级的问题，如果要挂职，给总理当顾问可能比较合适。如果研究的是社区管理的问题，那就给业委会主任当顾问比较合适。显然，这两种挂职都不会发生。因此学者在中国干部管理等级体系里，副司局级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学者所研究的学问，可能只占很少的比例。更何况，副司局级这个岗位，在官僚体系里面本来就非常少，除非这个岗位增加编制，否则有可能挡住政府部门内部很多官员的升迁道路。一个学者待一年、两年，对学者来说有学问上的好处，但对很多等着要升迁的官员来说，却可能永远失去了升迁的机会。这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代价巨大的，因为很可能导致这个官员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部门永远失去了一个可以长期任职的副司局级官员，乃至因为年龄原因，更可能是失去了一个高级官员。
所以，学术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可能是学者在政府部门挂职的最大的阻力。现在很多学者虽然没有挂职的经历，但有很多给政府官员讲课和给政府部门做科研的经历，也有很多去政府部门调研、咨询的经历。这种经历，给学者的感觉是，自己的级别实际上是和自己接触的政府部门的级别有关系。因此，学者去政府部门挂职，是好事，但最好不要把学者当作官员来使用。学者职称可能是有级别的，但其学问是没有级别的。如果把教授确定为副司局级，挂职的通道就会变得非常小，学者就失去了很多挂职的机会，高级别政府或者低级别政府也失去了很多利用学者知识的机会；如果把教授确定为拥有特定知识的人，那么学者挂职的通道就多了好多，政府也就可以系统地利用学者的知识。
参考文献：
① 《清华北大8名党外高知到北京政府部门挂职“厅官”》，人民网，2014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