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二届“北阁对话”公开论坛综述
2015年10月19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北阁对话”年会之公开论坛部分“如何建立亚太安全架构”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主持。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芮效俭、韩国前外长金星焕、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华玉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所长拉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等七位嘉宾参加了此次论坛，并与到场的北京大学部分师生、驻华外交官和多家中外媒体进行了讨论与互动。现将论坛主要观点和内容综述如下。
一、亚太地区当前的发展趋势
与会专家指出，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关系总体稳定，是当前亚太局势的两大重要特点，且这一趋势有希望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王逸舟认为，亚太地区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从19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35年间，这一地区是世界上贸易、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指数增长最快的区域，且仍有可能长期维系高速度、可持续的发展。此外，亚太地区过去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和平的，虽然有一些问题和摩擦，但没有大的战争，而且这种和平也是可持续的。与其他地区（如南美）相比较，亚太地区能够在长时间段内聚焦发展，避免对抗，体现了亚太地区的独特性，是亚太地区对世界的一项创造性贡献。如何保持繁荣和发展势头，是思考这一地区未来新的机制的重要出发点。梅农认为，亚太地区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都保持了和平与稳定，安全局势良好，各国经济表现令人满意，中国则更为突出。这一地区经历了快速增长，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这种快速增长仍在继续。因此，需要一种安全架构，使已经建成的繁荣局面在未来得到维护。经济发展是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推动力，中印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正在以百亿的数值增长，中国与印度都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在投资、制造业等领域依然存在着共同发展的巨大潜能。虽然经济结构的变化可能引发摩擦，但只要保证规则公平，竞争就并不可怕，两国贸易和交往的良好态势就可以进行下去。王缉思指出，将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结合起来，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观察视角，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安全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讨论亚太安全架构时，必须考虑经济因素和发展因素。
亚太地区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权力转移。杨荣文指出，20年之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中国将有能力运用陆、海、空、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资源，成为一个与美国地位相当的大国。到2050年，印度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加起来有着40%的世界人口，以及40%以上的经济收入。30年之后，如果中国和印度保持良好关系，东盟国家也会自动地与中印两国保持良好关系；中、印、东南亚的人口加起来达到世界的一半，这一地区的稳定意味着半个世界的稳定。因此，中印关系至关重要，中印和平相处将造福于东南亚和整个世界。
二、地区安全的现实矛盾与潜在问题
权力转移可能导致国家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这一问题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芮效俭表示，对国际法的不同理解是当前中美争端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只有高潮时露出水面的“岛”才可以附带12海里领海，而高潮时仍在水面之下的“礁”则不能附带领海。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声索南海诸岛的主权，并在所控制的岛礁上兴建人工设施，使一部分原先在高潮时低于水面的“礁”成为了人工岛。美国不承认这样的人工岛有权附带领海，认为其周边水域仍然属于可以自由通行的公海。中国宣布对全部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但并没有明确区分“岛”和“礁”，甚至不曾明确阐述“九段线”的法律含义。人们不知道中国要求的究竟是南海诸岛本身的主权，还是九段线之内所有海洋的主权。由于没有国际上的权威界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领海主权问题与美国海军和其他各国海军的海上航行密切相关。美国在南海岛屿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支持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支持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美国十分重视习近平主席最近就“中国无意将南海岛屿军事化”做出的表态，同时也十分关切中国“坚决捍卫海洋权益”的表述。美国无意直接挑战中国在本地区的地位或利益，但也反对直接挑战国际海洋法公约和相关国际法规、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行为。只有妥善管控问题，避免矛盾扩大化，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杨荣文认为，中国的崛起令美国感到焦虑，因为中国不仅将在GDP数字上超过美国，也会挑战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二战之后，美国常以“例外”自居，向其他国家传播其价值观，评判新加坡等国的“民主程度”。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很难接受这种评判。因此，美国担心，中国强大之后，是否也会向世界输出中国的价值观，试图支配美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警察”？但是，在杨荣文看来，中国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的野心：中国需要朋友，但不需要把他们变得和自己一样。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中美之间的常规角力，另一个是中国在东南亚的活动干预了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菲律宾、越南要求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但问题在于，美国介入可能会使中国更加强硬，地区局势更加难以收拾；如果美国不介入，越南等国没有办法对华形成制衡，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既要保持外围的压力，也要避免过度介入。
金星焕指出，当前，亚洲地区正在出现新的安全秩序：一方面，中国主张亚洲事务应当由亚洲人民主导解决；另一方面，传统的美国军事同盟关系仍在这一地区持续存在。所以，保持中美友好合作关系非常重要。中国人认为，美国提出“亚洲再平衡政策”、加强同盟关系是为了遏制中国；在美国，也有人认为，亚投行直接冲击了美国建立的战后经济秩序。这说明，相互疑虑正在产生影响，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削弱这种影响。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首先，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应当限于外交领域，应当有利于地区国家之间和谐的建设性关系，而不是加剧紧张；其次，美中两个地区大国应当采取主动，在东海和南海争端方面着手采取“建立信任措施”；第三，中美应当扩大双边对话渠道，加强公共外交，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华玉洁也表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是人们的共识，两国都需要政治意愿，通过合作减少当前彼此之间的不信任。
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其他问题也得到了关注。拉林指出，世界变得混乱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民主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与复兴大国（中国、印度与俄罗斯）之间就世界秩序和世界治理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其二是国家和地区之间因历史遗留问题而导致的矛盾，其三是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互不信任。行为体之间缺乏相互理解的意愿可能会加剧安全问题。对俄罗斯而言，当前在亚太地区唯一的安全威胁是朝鲜半岛的核问题。然而，人们对这一问题尚未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芮效俭和王缉思指出，中日关系正在趋于明显改善，两国经济已经密切地相互结合、相互依存，民间交流广泛，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明显冲突，可以保持相对稳定。梅农表示，国家采取行动往往不是基于客观情况，而是基于他们对形势的主观看法。亚太地区各国的安全感比十年之前有所下降，海上安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跨国问题困扰着人们。王逸舟认为，亚太地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发展过程中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属于“成长的烦恼”。例如，贸易量大幅增长之后，这一地区在能源、贸易、进出口、知识产权、投资等方面出现了各种新的安排，如“一带一路”、WTO相关的各种协定、TPP等等，而现有安排与新安排之间往往存在一些差异。另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核扩散、反恐、渔业纠纷、岛屿建设等问题上也有一些新情况，而各国社会内部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加快，也会出现一些紧张和问题。华玉洁表示，局势的瞬息万变和信息的迅速流动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紧迫感，人们不会去展望15或20年之后的事情，而会更多地关注当前的危机和事件。尽管时间紧迫，亚太地区的区域性组织却行动迟缓，特别是，东盟的行动要适应所有成员国的步伐，因而非常缓慢，而这可能是许多区域性组织共有的问题。
三、安全架构：立足现有机制，具体问题主导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亚太地区尚不需要一个新的地区性安全组织，安全合作应当以已有的区域组织和机制为基础，重点解决一些已经出现的实际问题。梅农认为，应当将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转变为安全上的联系，亚洲大陆上，一种成熟的安全秩序正在形成，例如，“一带一路”正试图将经济贸易等多方面的相互联系整合起来。由于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也包括主要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同利益，而大多数困难问题超出了单一国家的应对能力，亚太地区需要一种安全秩序，例如，通过在马六甲海峡协作打击海盗，各国共同确保了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维护了自由贸易和自由商品流动。但是，这种行动是对危机做出的反应，而非新的国际组织或国际结构。
金星焕指出，由于当前看不到发生冲突或革命的迹象，对冲突加以管控可能是更为现实的选择。应当加强正在发挥作用的现有架构，使东亚峰会的原则更能适应现实状况。华玉洁认为，应当着手激活已经存在的国际机制，比如建立在东盟基础上的东亚峰会（东盟+8），其成员都是这一地区重要的行为体，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东盟地区论坛及东盟牵头的一系列论坛，应该同东亚峰会等该地区的其他多边机制更好地分工合作，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将非传统安全等真正重要的问题列入议程。最重要的不是立刻解决冲突的雄心，而是如何在冲突和事件发生时进行处理。为此，需要事先制定实际可行的原则和机制，也需要各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去使用这些机制。拉林表示，俄罗斯也主张亚太地区的安全建设主要应当利用现有的机构，如东盟、上合组织、亚信会议等，同时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王逸舟指出，避免紧张因素上升到严重的对峙层面，不是说马上要建立一个组织或机制，而是要开启综合性的区域发展、安全、合作的进程。也许五年、十年以后，本次对话讨论的主题确实可以从一个想法，逐渐成长为区域合作、安全、稳定的架构。
王缉思在总结中指出，从整个会议和论坛的议程来看，人们有信心协调当前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他希望，今后对于国家的战略问题，能够出现更广泛、更细致、更深入的专业思考。
本次公开论坛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二届“北阁对话”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北阁对话”聚焦亚太安全架构问题，共邀请了14位国际嘉宾和11位国内嘉宾，原国务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戴秉国全程参加了除公开论坛以外的会议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