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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机遇并存——“一带一路”战略面面观

就“一带一路”战略之利弊得失而言,国家领导人作出的相关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及时的。诚可谓“一带一路”战略成功之日,亦即中国真正崛起之时。当年“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很有必要。

一带一路”出台之缘起

首先,中共中央决定开发大西部,是缩小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有力举措。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考虑维持沿海与内地、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平衡,这也是当前中国施政理念的强项。而在美国,少数若干州经济发展的势头远远落后于其他州,对此,其他州没有伸出援手的义务,除了紧急情况拨款救助以外,联邦政府也不会越俎代庖,在促进这些州发展经济方面作出决定,因为这本来是企业界在规划时给予考虑的事项。然则,这在中国不一样。

其次,当前中国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这些行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没有出路,进一步扩大销路,困难重重。而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眼前民众也缺钱,在维持收支平衡上,往往捉襟见肘。按照正常贸易渠道,这些行业的产品出货量相当有限。中国自然要为这些行业的过剩产能提供出路,否则,这些行业呈现一片萧条的迹象,出现企业倒闭潮,大批工人失业,难免会对社会安定造成冲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自然会有助于这些行业的产品在海外市场上扩大销路。

再次,“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实施之日,就把欧洲、亚洲两大经济圈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地理上,欧亚两大洲又被称为“世界岛”。假如欧亚两大洲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起来,如同执世界经济发展之牛耳,无疑将在经济层面有利于把美、日两国逐步推向边缘化。

最后,倘若当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自西太平洋向南向西大踏步进展的话,迟早会受到美、日两国的强烈遏制。中国为了避免跟美、日两国迎头相撞,往西部发展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有鉴于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完全正确。当然,中国也需要对相关的战略规划做得周详一点,对不利因素考虑得多一点。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略嫌仓促,并没有在学界经过广泛的、周详的讨论。

外交层面:波澜迭起

就外交层面而言,设若事先没有经过慎密的研究,则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之时,会面临波澜迭起乃至层出不穷的窘境。之所以如此,乃出于下列因素互动的结果:

第一,自从新加坡提出TPP计划以来,多个国家经过五年多的反复磋商,始终没有获得进展。这次TPP把中国排除在外,主要是美国、日本针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而采取的反击。在美国、日本看来,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动摇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而大力推动亚投行,目的在于动摇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

尽管中国声称欢迎美国参加,美国则认为中国另起炉灶,异军突起,不言而喻,本身就是同它对着来,否则,中国实在无需对原有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的格局作伤筋动骨的冲击。因此美国朝野对“一带一路”、亚投行甚为反感。

第二,英国、法国、德国是出于经济动因参加亚投行的,是立足于“在商言商”的立场参与审批“一带一路”项目的,而中国在审批相关项目时一定会考虑国家安全、世界战略博弈的因素。两者的立场难免扞格不合。中国着眼于安全、外交等因素,在审批相关项目时,有时不赚钱甚至赔大钱也要做。而且中国在执行援外项目时不惜付出巨额学费,几乎成为惯例,而英、法、德诸国则认为,必须在商言商,没有义务陪着中国支付巨额学费。鉴此,中国与英、法、德诸国在审批项目时,势必会引发层出不穷的新矛盾。

第三,近年印度经济发展势头直逼中国,当前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中国了。印度有人口红利,年青人的比例又高,国际环境也比中国顺利得多。而亚投行的宗旨是帮助亚洲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要大笔钱建设基础设施,亚投行不给钱,是于理不合的。

可是历年来印度始终锲而不舍地加强国防建设,从来没有松懈过,于是把中国拨给的金钱拿来建设本国的基础设施,却把自己的钱用来从俄罗斯、美国购买武器。于是乎,最终是中国扶植了印度,而印度拿了中国的钱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却将自己手中的资源用于从俄、美等国购买新锐军备,依然同中国敌对,成为中国很大的隐患。一言以蔽之,亚投行开张营业,则对印度重点投资是不可避免的,到头来,最好的结果无非是为他人做嫁衣,而最大的害处则是养虎遗患。

第四,如果中国没有进行周详的对策研究,则“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定会引起儒教、伊斯兰教这两大文明板块的冲撞。由此看来,眼前美国朝野反对“一带一路”实在是缺乏远见,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可能使美国从与伊斯兰文明板块冲撞的窘境中脱身而出,从而实现矛盾的转移。

况且,“一带一路”的重点是在“路”而不在“带”,因为“带”缺乏交通运输的渠道,修筑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投资浩大,又要耗费许多年,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现成的,运输量大,迅速有效。如今南海风波迭起,“海上丝绸之路”一走出门,就会遇到挑战。

安全层面:隐患重重

就安全层面而言,也存在重重隐患,亟需予以及时的注意。直白地说,“一带一路”战略能否实施成功,安全层面的隐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际上,中亚、西亚乃至北非是碎片化地带,不少国家并非现代意义的国家。在有些国家,如阿富汗、利比亚,部落统治对国家政治安定或者狼烟四起,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而在这些国家,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残酷。

伊斯兰民众素以内部凝聚力和对外排斥力特别强的特点闻名于世。美国、苏联在阿富汗和中东折腾了几十年,最后创巨痛深,铩羽而归。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战争,劳民伤财,元气大丧,触发了国内强烈的反对。美军在阿富汗作战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撤退。一旦美军撤退,塔利班迅即卷土重来,这是不待智者而决的。难道中国对付伊斯兰世界见招拆招的能力能强过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此其一。

对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民情有所了解者,都知道当地有这么一条民情,即疆独分子心里明白,自己不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对手,却寄希望于境外伊斯兰教极端势力乃至伊斯兰国家的支持,这是他们的情绪寄托,也是他们负隅顽抗的精神支柱。当前中国在新疆实施严格的边境布控,构成“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隔绝了疆独分子与境外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联系,迄今为止收到颇为理想的效果。

今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在中亚、西亚全面铺开的话,则疆独分子与境外伊斯兰群体的接触和联系必然越来越频繁,逐渐由点到线,由线及面,势难遏制。这是大势所趋,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设若疆独分子与境外伊斯兰教极端势力之间,内外串联加剧,警讯迭至,防不胜防。一旦地方当局处置不当,激起西北回族连锁反应,则酿成中国内政稳定的心腹之患矣。此其二。

假如“一带一路”相关工程全面实施,根据中亚、西亚的国情和社情,中国在外员工的人身安全保障迟早会成为大问题。伊斯兰国崛起,乃是长期以来伊斯兰民众被强势国家压抑的心情的大爆发。伊斯兰国提出的施政规划之一,就是要报复若干国家,中国位列其报复名单中的第一名。伊斯兰极端势力也有智囊在出谋划策,难免会在合适的时机付诸行动。

美国军队进入阿富汗、伊拉克,担负的是作战使命,自然携带轻重武器。何况,美军天上有军机,地上有坦克、大炮,提供掩护,美国军人被绑架的事例尚且时有发生。而中国援外员工进入伊斯兰国家,同美军完全不同,只有铁锹、铲子护身,如同赤手空拳。遇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一旦伊斯兰极端势力如法炮制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对被俘人员实行集体斩首的恐怖行为,此事的视频录像在电视台或网络上公布于世以后,北京必紧急叫停所有项目,召回全部在外人员。然则,中国投下的万余亿美金的资金就付诸东流了。这样,难免有“赔了夫人又折兵”之虞。

再说,近年中国人在海外夙以身怀大量现金闻名于世。其他伊斯兰暴力集团即使仅出于经济利益,也会诉诸阴谋,攻击、绑架中国在外人员。就此,应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说法。另外,中国人素质参差不一,许多人对民族政策掉以轻心,容易引起与当地民众的矛盾,类似哈萨克斯坦双方持械群殴的事件也会层出不穷。此其三。

经济层面:国内资金匮乏

如果要真正连接欧亚两大经济圈,就必须修筑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才能解决陆路交通的问题。原来第一条铁路紧靠中俄边境,从地理环境看,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肯定要往北移。

1969年,苏联没有把对中国实行全面进攻的决定付诸实施的原因,除了当时中国举国处于高度备战的状态以及美国以核打击力量作为后盾支持中国以外,就是苏联对西伯利亚铁路这一薄弱环节的顾虑。因为一旦中国军队实行局部反击,西伯利亚铁路难免被切断,苏联就无法对远东军队提供稳定的后勤补给。这也是莫斯科最后决定不打仗的原因之一。

如果修建第二条西伯利亚高铁,以后俄罗斯对中国用兵的话,中国就会多一层担忧。这一铁路要耗资8000到10000亿美元,由中国出钱,俄罗斯分期还款长达几十年。而回顾两国关系的变迁过程,1949年中苏友谊犹如磐石般的坚固,1959年已经反目成仇,1964年两国边境摩擦剧增,1969年两国面对一场核大战即一触即发。谁能保证10年、15年以后俄罗斯不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届时巨额款项打水漂了,反而自己作茧自缚,为对方迅速集结兵力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其四。

就经济层面而言,当前中国国内经济下行成常态,大批民企倒闭,民企融资日益困难,再往中亚、西亚大幅度注资确实有困难。长此以往,难免导致社会动荡加剧。此外,伊斯兰国家经常发生政变,中国投下巨资多半血本无归。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签订协议,把国产机械、电子产品、水泥、钢铁制品等投入使用,即使从好处着眼,亦犹如亚健康者为众邻居输血,家底被急剧削弱矣。

综上所述,当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是非常及时,完全必要的,为中国梦的实现勾画出一幅前景灿烂而切实可行的蓝图。其后国内外形势有所变化。然则,天气变了,衣服也要变,此乃至理名言。

时至今日,设若中国在进行相关的战略规划时,对上述情况考虑不周全,则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将要遭遇的最大的阻力,归根结底,应当是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特殊的国情和社情及其近期发生的变化。至于美、日等国原先对“一带一路”战略在情感上的反对,随着中国陷入“伊斯兰泥淖”时,他们则会幸灾乐祸。

对于中国而言,是否有合宜的对策?自然有。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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