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成本是政党为维持自身的执政地位和政权运作、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而消耗的各种资源的总称。“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所使用的全部物质性成本和精神性成本的总和。文中提到的“执政”的“政”是指政权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维持政权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支出，并非单纯维持政治运作所发生的成本付出。就目前中国政治变迁的现实状况来说，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的控制策略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所谓“中国共产党物质性执政成本”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政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可以用经济学数字加以准确衡量的全部投入的总和。根据成本核算理论，一切物质性成本的度量必须借助于财务管理机制才能准确计算，所以我们从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财政局网站上下载了许多权威性的资料，比如改革开放历年来的财政收支出情况、政府的基本预算情况和公务支出情况。经过统计结合网络电子数据和学者们的纸质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公务活动成本、干部培训成本、政府福利性支出成本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物质性执政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下面就逐一介绍这三个方面成本的控制策略问题。
1.公务活动成本的控制策略。所谓“公务活动支出”是指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基本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由于中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基本上是由政府来提供的，而政府的行为又是从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中派生出来的，所以中国的公务活动支出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物质性执政成本的最大组成部分。根据资源管理学的一般规律，政府的公务支出主要包括车辆消费、公务接待消费两个方面。作为全球人数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公务消费支出是很大的。据中央党校的统计，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政府的公务消费呈逐年上升趋势。所谓“公车消费成本”指的是正常公务用车的购置成本、车辆的静态保险成本、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和事故成本。据不完全统计，至2012年底，中国的公务用车已经达到300多万辆。按照现行的油价计算，每年的燃油消耗就达1800亿元。与不断攀升的公车数量相比，公务车辆消费中还存在着一些公车费用报销的问题、公车私用的问题、公车攀比的问题、公车闲置的现象。控制上述公车消费问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从领导体制上堵住公务报销的程序性漏洞。二是必须做到公车公用，不能以任何名义私自使用国家资源。三是通过立法严格限制公车使用的范围及时间。四是拍卖闲置的公务用车，所得费用上缴财政。所谓“公务接待成本”是指政府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完成正常的工作任务，并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所花费的各种接待成本。在账务管理上，这些成本计入政府的财政预算范畴，但在具体的费用报销上则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程序。一般来讲，正常的部门公款接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国家支持的；但在现实的行政运作中，“公务接待”有可能会演变成为一种“公款消费”，这时以正常“公务支出项目”来报销接待费用的行为就异化成了一种“吃喝报销行为”。控制公务接待成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格控制政府的政务决策模式，减少公务人员公款吃喝的政策依赖；二是坚决杜绝挥霍浪费，讲究勤俭节约，反对官员公款请客吃饭；三是杜绝“空饷”政治，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四是大力推行生态行政，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干部培训成本的控制策略。所谓“干部培训成本”是指为了提高执政党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而支出的教育训练成本。对于一个需要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来支撑现代政府执政的政党来说，必要的业务培训不仅不能减少，反而应该大加提倡。原因就在于，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各行各业都需要一批既懂政治、又懂业务的高素质领导干部。如果说以前的行政管理是一种单向指令性权力分配系统，那么现代社会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一种双向决策咨询性权力民主系统。在这一系统里，每一个个体的综合素质都直接决定着整体的运作效率。所以对政党内部所有成员干部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就变得极为重要。对干部培训成本的控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要求：一是对各级各类干部的培训要践行成本节约化原则。也就是说，要尽量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优的效果，不能把培训当成了烧钱的行为。这部分费用虽然由财政来合理支出，但不能无限制花销。二是要对各级各类党校培训机构的生活费、住宿费、差旅费、文件费、资料费、宣传费、餐饮费的报销要采取实报实销的公务结算方式。避免虚开发票的报销方式。三是要把培训工作落到实处，避免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四是要结合大数据时代数据存储、分类、删除、调取的瞬时特点，大力提倡网络模拟会议与培训模式。这种虚拟培训既节省时间，又节省人力和交通费用，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3.政府福利性支出的成本控制策略。所谓“政府福利性支出”[1]是指政府为了调动公务员和办事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向员工发放的各种福利性支出。虽然有些单位从本部门的“创收项目”上进行支出，但这些支出仍然是财政资源的间接使用，所以应该构成政府的执政成本。与惩罚性管理成本不同，“福利”是一种奖励性管理成本。这些福利性支出，数量不是很大，但效果往往很好。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取“福利制度”来促动本国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正常的福利刺激是能够取得一定执政效果的，但近年来由于受市场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把市场逻辑错误地理解为“唯物质主义”取向，最终导致了各种隐性福利形态的滋生。所谓“隐性福利”是指在传统的审计报表上根本反应不出来或者根本查不出来的福利形态，它有别于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显性福利”。隐性福利具有隐蔽性、多样性和违规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住房福利隐性化、日常消费福利化、金融投机福利化和知识产品福利化等多种样式。对于一个迫切需要经济良性发展的国家来说，把各种隐性福利和显性福利形式都加以根除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所做的最好的举措是“控制”而不是“杜绝”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行为。具体讲控制策略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要严格避免借改善职工住房条件而采取的“非市场价购房行为”，对于已经发生的市场差价要求单位职工尽快补齐，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政府就是一个“超级福利场”。二是对于日常的消费，比如加油票的发放、购物卡的团购、各种实物福利的发放要尽快终止。不要让老百姓觉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享受特殊优待的团体。三是控制国有企业的隐性福利行为。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股市从来不是双赢的，原因就在于在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良好的投资行为在中国就变成了投机行为。与此同时，各种借期权发放、股权转让、利率贴现、基金分红等名义而发放的隐性福利形态也跃然纸上。国企隐性福利行为助长了暗箱操作的歪风、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廉洁形象、歪曲了社会公平竞争的逻辑、消解了平等的经济民主理念，必将加重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执政物质性成本。为此国家明令：禁止任何部门和企业在年节关口以任何名义发放信用卡、红包、加油卡、购物卡等福利产品。控制国企的隐性福利行为必须建立基于风险导向的审计预警模型，必须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必须建立规范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
所谓“中国共产党精神性执政成本”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政过程中所投入的全部精力和智力因素的总和。在可预知的层面上，中国共产党精神性执政成本可以分为控制意识形态的成本、主导社会舆论的成本、引领社会价值体系的成本三大部分。由于情感因素和精神性因素的不可度量性，使我们在现实层面上把握中国共产党精神性执政成本变得十分困难。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精神性执政成本”是一个无法把握和极为空虚的概念。根据马克思的可变资本理论，精神性劳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凝结都可以通过劳动时间来加以衡量，也就是说单位产品内投入的时间越多，该产品抽象劳动的凝结就越多，因此与抽象劳动密切关联的产品价值就越大，反之亦然。
本文将选取这样几个关键指标来测度精神性执政成本的投入频率和投入强度：一是建国66年来各执政阶段的会议指标。这一指标又可以分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次数指标、全国代表会议次数指标、各种专题会议次数指标、出席国际会议的次数指标四个变量。二是各执政阶段的访问和地区指导指标，包括领导人跨地区参观指导工作指标、行政首长出国访问次数指标、代表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出席国际谈判的指标、签署国际合约的指标等四个变量。三是主持大型国际会议和国际赛事的指标[2]，包括主持大型国际会议的次数指标、主持大中型国际体育赛事的次数指标[3]。上述变量的次数和持续时间都表明了执政党对此项投入的精神性关注程度，如果将这些指标按照一定的权重加以计算平均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模糊数学的模型，估算出当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性执政成本。根据以上指标的估算，我们发现毛泽东时代（1949-1976）的均值是0.113；邓小平时代（1978-1993）的均值是0.231；江泽民时代（1993-2003）的均值是2.909；而胡锦涛时代（2003-2013）的均值是2.618；习近平时代（2013-2014年底）的均值为1.750。
如果我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政府的执政成本绘制成一个坐标图，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的宏观变化趋势和未来走向。一般来讲，在一个新政权刚刚成立的初期，维持政权的成本相对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各种矛盾的加剧，执政党必须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由此执政成本就会明显增大。下面就上述提到的四种“精神性执政成本”的控制问题做一详细的研究。
1.意识形态成本的控制策略。意识形态是现代政治国家最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导向。也正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困难，所以历朝历代的治理阶层都会把最大的成本投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一般来说，控制好了，社会就会沿着统治者指引的方向稳定前进；控制不好则可能导致政治的混乱甚至国家的灭亡。衡量一个国家投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成本的高低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执政党在引领方面投入的思考时间。在引领方面投入的思考时间越多，意味着投入的成本越高；反之亦然。二是在群众路线教育方面投入的精力。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越多，意味着投入的精神性成本越高；反之亦然。三是在教育课程中投入的内容体系。在中国各级各类教育阶段投入的纸质或者电子数据的总量越大，意味着投入的精神性成本越高；反之亦然。四是国际交往中涉及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国际关系中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越坚定，意味着投入的精神性成本越高；反之亦然。五是对宗教、主流信仰和社会自由的尊重程度。一般来讲，对宗教保持适度的宽容、对主流信仰保持坚定的信心、对社会自由保持合理的尊重都会促进整个政治体的稳定和发展，从而节约了执政党的治理成本；反之亦然。控制而不是相互打压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思想领域基本走向的良性敬畏品德，必须大力发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控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成本必须做到尊重、相互理解，不能刻意带着有色眼镜评价意识形态的优劣，不能借控制意识形态问题对在野党的民主决策实施人为打击，要大力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成果。特别是在高校，更要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同各种形形色色的腐化堕落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精神性执政成本的投入产出原理和物质性执政成本的投入产出原理正好相反。在物质性执政成本领域，我们要争取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但在精神性执政领域，对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政党来说，我们要争取以最大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效果。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那就很可能造成物质性成本的高昂；只有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投入，才有可能维持人心的超然稳定，并由之而大大节约中国共产党在物质方面的投入。
2.社会舆论成本的控制策略。“社会舆论”是个体认识、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经过较长时间的融合而形成的社会整体性评价和倾向性安排。社会舆论对道德的行为加以赞扬，对不道德的行为加以谴责，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影响人们的处事原则和实践走向，起到抑恶扬善、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作用。社会舆论对政治合法性和政府效率的评价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一般来讲，当全社会的舆论评价指向颓废和堕落的时候，政治家的执政成本就会过高，反之亦然。正是由于社会舆论的“精神旨归”作用，所以历朝历代的治理阶层都特别重视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和引导作用。在媒体政治学上，社会舆论有时被称为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后的“第四权力”。具体讲，要想引导社会舆论向着健康、积极、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最大化的提升中国共产党精神性执政成本的效率、降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成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一个靠主观意志来进行决策的政府对社会所起的负面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一个靠领导人的头脑发热来进行政策宣传的政府和政党也是极为可怕的、一个借民主平等之名来行集权治理之实的政府和政党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是无可弥补的。政府决策的科学与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道德评价，必须高度重视。二是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参与政治的能力是一项综合素质，提升公民民主参与政治的水平，必须做好公民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的教育、必须拓宽民众的政治视野、必须加大对公民议政程序性的培训，必须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在实践层面上，不能搞古希腊式的“群氓政治”，也不能搞所谓的“全民政治”，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参与渠道，使民意得以顺畅表达。三是要逐步拓宽公民的网络议政水平。第四次科技革命伴生的网络平台，不仅为公民评论政府行为和政治公平性提供了便捷、自由的交流平台，而且也为民情、民意的表达提供了宣泄的渠道。利用网络虚拟空间的情绪缓冲区，可以使社会矛盾引发的公众不满情绪和多元利益诉求得以释放和宣泄，在客观上发挥了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四是要注意监控社会不良心态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舆情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理性的因素。由于部分公共利益和公共诉求未能受到足够重视，社会层级之间对话和交流相对缺乏，“仇官”、“仇富”和“社会公正焦虑感”等现象仍然存在；由于对一些社会突发事件应对不当或不及时引来的各种猜测、怀疑和炒作，必然导致部分公众情绪失控。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大催生了不良社会心态的形成。对于这些社会不良心态，要实施严格的监控并及时报告；对于将要引发大规模冲突的群众集体事件，要本着稳定和平和的心态加以妥善解决，切不可莽撞行事甚至以暴制暴。五是要监控社会道德失范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发达的全媒体信息技术使得舆论传播时效大大增强，伴随着影视传媒的博兴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达，网络信息发布的门槛大大降低，尽管人民不能散布一些反动的甚至没落的社会评价思想，但各种对民生体恤的关注态度、各种对政府治腐效率的主观性评价、各种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善意认知、各种对政府国际行为的公允性及合理性评判都是符合网络安全法规相关要求的，都是应当给予高度重视的。
3.社会价值体系成本的控制策略。社会价值体系分为两种，一种是边缘性价值体系；一种是核心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社会伦理评价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政治社会学上，从来没有一种社会价值体系是可以完全脱离开道德标准而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价值评价体系必然与政治的稳定、政府的执政成本紧密相连。一般而言，当政治家和政党组织重视对社会边缘价值体系的引导并及时建立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政府的物质性执政成本就会降低，精神性执政成本就会取得最优的投入效果；相反如果政治行为或行政管理背离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那么政府就要为混沌的社会评价秩序付出过高的治理成本，这时精神性执政成本的效用就会大大降低。一般来讲，社会价值体系成本的控制策略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动摇。也就是说对民主、富强、文明、尊重、爱国、和谐等社会核心价值的评价标准不能发生动摇甚至偏离。二是根据精神性执政成本的投入方式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也就是说要想获得较高的执政效率，不能怜惜政党的精神性投入，要把框定社会主流的价值评价当成常设性的任务，常抓不懈。当然也要反对泛价值体系潮流的滋生，因为尽管核心价值体系可以长久不变，但也要根据群众的承受能力和理解程度而定，不能把推行价值体系的活动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三是要不断升华新的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只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历史阶段所提出的社会总体性价值原则，但这一原则的发展并不排除新的更有社会影响力的价值系统的酿生。事实上，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适时提出并公之于众也是执政党高度重视精神性成本投入的反应，因而必将大大降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性投入。也就是说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不仅可以给全国人民以前进的理想指引和正确的奋斗方向，从而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从而节约大量的机会成本。从政治成本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极为便捷的政党成本控制之路。
注释：
[1]有人把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也算作“政府福利性支出”，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公务员的工资待遇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合理、合法所得，不能算作政府的福利形态。至于有的学者把“工资”也列入“政党执政成本”，本研究不作苟同。因为执政成本研究的是执政党的成本投入和效益产出问题，而不是研究公民的生活性支出和产出问题。工资收入是公民维持自身最基本的生命需求所应得的报酬，不能当做政府任意支配的财政收入来加以度量。如果工资也是执政成本，那么就会造成对普通公民财产权的争议和讨论，在实践中会酿生各种问题。
[2]其他的民间国际会议和地区性的国际会议指标，由于花费的成本基本上都是各基层单位自行支出的，而且数量很小，所以不计入政党执政成本之列。
[3]其他的单项目国际赛事，如国际象棋比赛、围棋比赛、球类比赛、田径比赛、铁人项目比赛、游艇项目比赛等，所花费成本一般由成员俱乐部赞助，国家投入数量很少，可以不计入政党执政成本。
参考文献：
胡小君.合法性资源与党的执政资源体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6）.
刘宗洪.执政党执政资源论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3）.
郑异凡.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考察[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