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正在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起到全方位的推动作用。在智慧城市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合力推动下，国家和区域支持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先后制定并陆续出台实施，初步呈现出结构化、框架式形态，有力地推动着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刚刚起步，政策措施远未完备。虽然地方实践创新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标准化、系统化等方面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突破，智慧城市建设对市民的受益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影响的能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政策形成的时间节点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智慧城市的初创性和复杂性，我国政府的政策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框架和理路已清晰呈现，即从理性层面切入，以问题为导向，梳理宏观性政策；接着向中观层面过渡，分析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突出部门管理的方法性政策；再到微观层面政策实施，地方政府、城市管理职责权力的过程性政策研究。
党的十七大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顺应时代潮流，制定了一系列与智慧城市相关的信息化战略和制度，为智慧城市建设指明方向、扫除障碍。2010年前后是国家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高度对信息化建设进行新一轮布局的时期，战略规划中对信息化与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融合、信息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包括智慧城市在内的各个领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3年至2014年是国家层面初步形成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时期，直接催生了信息技术在城市中资源配置的优化和集成的管理模式，智慧城市战略性政策正式形成。智慧城市的实践热度迅速上升，很多地方的智慧城市应运而生。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这是我国第一次将智慧城市纳入最高级别的战略规划，“智慧城市”建设正式成为国家行为。这个文件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全面诠释了政府对信息化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最新理解，全面指出了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方向，全面描绘了整合跨界信息技术应用对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未来愿景。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将“互联网+”行动与发展“智慧城市”联合实施的思路，创新城市生态，完善城市的管理和运行功能，实现更好的公共服务，让人们的生活更优质、出行更便捷、环境更宜居。顶层设计和战略构想等一系列政策的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以智慧城市推进国家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正在形成合力，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和实践方向已经基本明确，将对各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带来巨大政策红利和实践创新良好契机。
政策执行中的层次建构
执行层面要有效地实施宏观政策，需要有部门政策的具体规范，需要政府、专业机构、企业、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需要通过国家试点、部门规范、专业评估和社群活动的层次化结构展开。
从2011年开始，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组织地方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2012年2月，住建部宣布北京市东城区等193个城市及区镇为创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单位，制定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科技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确定了大连等20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示范工作。国家发改委从“信息惠民”角度确定深圳等80个城市为国家试点城市。
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一次以国家多部门联合政策的形式为智慧城市下了定义——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都需要加强，但最急需的是拟定评估标准，并在实践中持续创新、不断修正。由于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城市的发展理念、发展环境、发展水平综合技术实力不同，我国在推进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努力。2013年，住建部制定了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评估指标体系，为智慧城市试点和推进建设提供比对。2014年1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国家发改委等8个部门成立了“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协调推进组、总体组和专家组”，同年10月，国家发改委联合科技部等25个部门成立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此外，工信部于2014年发布《中国国际智慧城市发展蓝皮书（2013）》，介绍了全球智慧城市优秀典范的成功经验，并针对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近年来，智慧城市领域的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活跃度很高。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智慧城市发展联盟、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研究会、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中国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纷纷成立，论坛、研讨会、展览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频繁举办。“2015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展示了智慧城市建设和百姓智慧生活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重大科研成果和相关技术产品。“智慧城市委员会”以行业和领域中有代表性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为主体，进行智慧城市相关领域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服务，综合提升城市推动跨界融合、共享发展的智慧产业创新能力和城市核心竞争能力。
微观措施与行动计划
为贯彻中央和有关部门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部署，回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各地政府相继制定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政策和行动方案。北京等多地均以《智慧城市行动纲要》的形式实施，内容包括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措施、行动计划等。如北京提出围绕“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战略任务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以建设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为着力点，紧紧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机遇，全力建设人人享有信息化成果的智慧城市，以普及城市运行、市民生活、企业运营和政府服务等领域的智慧应用为突破点，通过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方式，全面提升经济社会信息化应用水平。
各地的政策和行动计划一般包括：城市智能运行行动计划、市民数字生活行动计划、企业网络运营行动计划、政府整合服务行动计划、信息基础设施提升行动计划、智慧共用平台建设行动计划、应用与产业对接行动计划、发展环境改善行动计划等，再结合本地人文特色，以避免“千城一面”的创建模式。
日趋多元的实践特色
近年来，全球城市竞争日趋激烈，为争夺主动权，城市需要持续不断地提出发展“亮点”，智慧城市建设更是呈现这样的特点。从信息化应用角度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信息基础设施先导的建设模式，如成都、上海、重庆、南京、扬州等；二是以智能产业驱动的建设模式，如天津、杭州、广州、西安、无锡等；三是以发展城市智能服务为突破口的建设模式，如北京、沈阳、武汉、宁波、深圳等。从建设动力看，可以分为政府为主推动型、市场为主推动型和政府市场共同推动型三种发展模式。
从综合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各地智慧城市建设有以下创新实践特色：关注民生需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公共平台，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加强规划建设，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注重发展质量，保护生态环境；推进产业升级，产城融合发展；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智慧城市的系列政策导向，将深刻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高度融合发展作为智慧城市在城市创新背景下历史跨越式发展的选择。各地积极的创新实践，也将使智慧城市建设的效用和影响不断扩大。可以认为，我国对于智慧城市的定义和设计规划，已经远超IBM在2008年提出的“智慧城市”的内涵，也与欧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有着很大的区别，是在一种更广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