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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战略形势研判

正确的战略形势研判是制定科学战略规划的前提与基础。所谓正确判断,即要求形势研判必须合乎历史、合乎现实、合乎逻辑、合乎国家利益要求。而形势研判失当的后果,要么使战略规划过于轻率,从而使自身陷于不利境地,要么使国家和军队建设背负不必要的战略压力。新形势下,为有效应对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科学谋划国家和军队“十三五”重点建设规划,必须着力做好战略形势研判

国家利益是战略形势研判的出发点

战略评估首先要针对评估对象,对相关背景、形势进行正确的观察、分析和判断。只有正确判断形势,才能够准确地把握发展方向和方针政策;才能支撑后续的综合评价和估量。形势研判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美国国防部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首要内容就是分析美国当时面临的战略环境。如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防部指出当今时代“变化持续加快”,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分布“愈益分散”,全球化导致美国必须面对“从其他国家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到非国家组织发展出更狡猾、更具毁灭性的手段袭击美国、盟国及伙伴国”等一系列挑战。无论对时局的认识有何不同,美国都会从国家利益出发,围绕如何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而进行研判

依靠多领域知识与经验共同推动

战略形势研判是关于时代背景、发展特点、发展走向、矛盾问题累积趋势等问题的分析研判,是一种综合性的战略研究,因此必须依靠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与经验共同推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将其60多年的研究实践归纳为依靠多学科知识进行的“理性选择”,而其研究人员与包括国防部在内的美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是开展高水平战略研究的重要保证。钮先钟教授在其《战略研究》一书中将战略研究的理论体系划分为经验理论、规范理论、理性理论、推测理论和实用理论五个方面。因此,形势研判所赖以支撑的知识,既包括各种相关的学术性知识,如用相关的概念、理论、方法作为分析问题的工具,还包括研判相关问题所需要的动态知识,即战略情报信息。动态知识是事物发展趋势的鲜活映射;而长期从事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人员,则对于相关问题的发展演变与实际应对有着切身的感受,其经验经过理性的思考与归纳可以上升为知识的层面,并对于深化扩展纯粹理论研究、修正情报信息偏差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学术理论、情报信息与经验修正是支撑形势研判的三大支柱,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将降低战略形势评估研判的科学性与水准。因此,战略形势研判,离不开以智库为代表的学术部门、情报部门和职能部门的共同参与。

一个反复迭代寻求共识的过程

从发展视角看,战略形势研判是一个反复迭代寻求共识的过程。一方面,战略形势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在某些时点呈现飞跃式、革命性的变化甚至戏剧性的变化。因此,战略形势研判只能站在历史发展的某个时空坐标进行剖面式的分析评估,给出暂态性临时性的分析结论;另一方面,在信息时代,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法律的、军事的等各种新的因素不断出现,使得形势发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对于战略形势的研判必须注重反复迭代,根据情势的发展演变不断修正结论,寻求战略决策领域尽可能大范围的研判共识,从而既能保证形势研判的科学性,又可减少后续决策推行的战略阻力。美国空军自1945年以来每隔10年会发布一份空军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的规划报告,展望未来20年内国家安全威胁、军事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变化的趋势,并指出空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研发的重点领域。

置身于信息时代,信息的快速流动性大大压缩了决策部门的反应时间。这意味着除了常规的中长期形势发展研判,越来越多的重大决策往往发生在规划机制之外。美国战略界试图将“敌变我变”或“以我变塑造和逼压敌变”这种能力融入到战略决策与实施当中。针对这种挑战,战略形势研判必须注重加强情报信息融合共享能力以及针对跨领域问题的快速反应能力。

宜采用灵活多样的工作模式

战略形势研判作为一项综合性战略研究,需要学术领域专家、情报部门和政策决策及执行部门的共同参与,因而应根据战略规划部门关注重点的不同采取多样化的研判方式。这样既可以使参与各方在汇集智慧建言献策上相互竞争,同时可有效规避单一领域专家或部门的偏狭认识,相互印证分析结论与观点,为战略规划与决策部门提供多样化的参考意见。如可分别采取不同领域开展战略形势研判再综合的形式,形成最终的研判结论。学术界主导的形势研判讨论会,可侧重从学术概念与理论创新的角度对其特点规律给予准确科学的概括;情报部门主导的形势研判可根据最新的动态信息见微知著,把握新特点新趋势;战略规划与决策部门主导的形势研判,可根据切身经验把握战略需求规划的务实导向。从国外智库战略研究的通常做法来看,研究人员的成果可作为会议演讲论文、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研究简报、为国会某委员会作证词等,为战略规划与决策部门提供价值程度不同的参考意见。其中,国外智库或高校研究人员为战略规划与决策部门提供证词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战略研究人员就某一问题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提供证词并展开提问互动,不仅促使战略研究人员高度重视深化问题研究,努力提高研究结论的采信价值,还可以使研究人员更加准确地把握政策需求。无论对于战略决策与规划部门提高决策科学化,还是培养造就务实创新风格的战略研究人才队伍,这都是一个各取其利的双赢过程。

需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支撑

正确的战略形势研判,除了取决于研究人员的能力素质,还取决于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战略评估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识性方法,如假想敌方法。另一类是学术研究领域针对特定问题或特定背景总结出的新的研究分析方法,这一类方法在使用时必须特别重视其适用条件,否则将得出“刻舟求剑”式的结论。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钱学森同志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思想,对于我们进行战略形势研判战略评估具有总的指导意义,因为即使国外最先进的战略评估方法和工具,体现的依然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思路。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思想实质是将专家体系、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计算机技术三者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系统,用于开展基于多学科知识的分析研讨。需要强调的是,首先,我们在应用钱老这一思想时,不能过度追求模型模拟系统的“自动计算”或“智能评估”。战略决策理论与实践表明,离开人的主观能动参与,战略评估的结论可能流于“纸上谈兵”。其次,切忌一味跟着战略对手跑,与对手采用相同的方法工具进行战略评估与形势研判,那样只会陷于对手的思维窠臼。我们必须根据实际,尤其是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战略评估方法。再次,战略评估的方法与工具应强调对问题进行变量控制和实证研究,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具有可重复性,即具有可证伪性、可继承性和可发展性。因此,应特别重视将那些好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进行积累,并在持续应用中加以创新改进,在长期的积累应用中对相关方法工具进行科学训练,从而深入把握战略评估分析工作应用需求和特点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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