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组评论文章。这是一组关于围绕鸦片战争等影响全球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评文章。马克思指出当时全球的状况是西方世界与中国的“两极相联”的秩序，并指出中国革命这一极将对欧洲秩序的变动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再一次展现了他从当下事件中洞察其深远历史意义的天才。
今天我们仿佛又到了一个历史时刻，目前，随着新一轮的“逆全球化”，美国与欧洲政治格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全球秩序失灵问题日益突出，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塑造过程中，全球局势高度不确定性，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世界向何处去？特朗普等政治家对于世界局势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决定全球格局长期走向的仍然是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参与国际秩序塑造大国的实力格局，以及由其历史与核心价值所界定的基本特征。
中国大国崛起是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等量齐观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国家的集体性复兴和群体性崛起，从而重塑了工业革命以来“中心-外围”或“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格局，使得全球秩序从西方异军突起向多元共存的历史常态回归。
马克思的智慧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当年的洞见来构想一个正在处于朦胧远景的新的全球秩序。
1、冷战后国际格局变迁趋向的争论
“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多年，伴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是“大国兴衰步伐”的加快，并引发了“国际生产活动”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却并没有随着力量中心的分化重组而明朗，从起广泛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不论是从力量层级与权力对比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都是以国际力量中心和大国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界定国际格局，以“极”的数量为主要描述方式，因此衍生出了“单极”、“两极”、“多极”乃至于“非极化”的理论观点。
“单极世界”理论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具备最强大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唯一全球性力量中心，而且不会被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全面超越。苏联解体标志着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并将逐步演变成“单极世界”，而尽管面临着周期性的自信心危机，但是美国不会衰退，一直都将是“世界第一”。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也被奥巴马政府所接受，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的演讲中多次宣称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不接受中国来制定规则的观点。“单极世界”的看法仍然是美国的主流观点，最近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仍然坚持中国无法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未来世界仍然是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单极”理论还将美国描述为“良性霸权”，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唯一具备全球行动能力”的大国将主导和建构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单极世界”，并将长期维持由美国作为“霸权国”提供的国际和平和公共秩序，即“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也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认为从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来讲，美国都是无可争议的和无可挑战的世界之“极”，不应过度夸大和渲染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实力格局改变，在“单极世界”里处理好对外关系，实现作为崛起国的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单极世界”的观点背离了二战以来，美国相对实力不断趋于下降，发展中国家集体性崛起，世界各国发展水平总体上趋同的历史大势，受到广泛的质疑。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欧洲和日本的兴起，全球力量中心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美国的尼克松政府曾经提出“世界上有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冷战以后这全球力量此消彼长，苏联解体，美国和日本的相对实力下降，中国实力则在上升，其他力量中心也在兴起，“美国、欧盟、亚洲”三强格局，“美国一超主导下，的美国、欧盟和’金砖国家’的三元结构”，三大超级经济圈并存的提法，都反映了这种多中心力量的转移。因此，许多学者也认为“多极化”是当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 “多极化”更是中国政府的公开政策主张，并且认为“国际政治格局向着力量对比均衡的方向发展”。
“多极化”观点的局限性在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多力量中心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这些力量中心都有条件成为像美国那样的“极”，也就是全球性的能动力量。因此，许多人主张调和这两种观点，刘江永认为随着新兴国家崛起与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兴起，世界格局向“一极多元”或“一极多强”演进，张琏瑰认为“一超多强”的格局虽然只是过渡阶段，但是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也有人主张“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并行不悖建构。
不论是单极化与多极化，还是以国家为主要的国际行为体，以强国为中心的“极化”理论体系，随着跨国公司、新媒体、恐怖主义、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传统性全球力量的兴起，不少学者认为国际格局将向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力量的“非极化”趋势发展。
“非极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非传统性力量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主权国家仍然是唯一有能力综合应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资源的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主角仍然是主权国家，而且可预见的将来，在所谓的“世界政府”出现之前，这一点并未有改变的倾向。
“单极化”、“多极化”、“非极化”的观点都低估了中国成长为全球性能动大国的潜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并日益接近美国，“中国逐渐位移到国际体系变革的中心”，而其他国家与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拉大，中国开始脱离 “第二梯队”的力量中心，跻身为 “第一梯队”成员。学者开始倾向于中美两极的观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G2”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落后于时代，因此“只有这种‘G2’模式，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让中国人准确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
虽然近年来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对“G2”观点有所质疑，但是它比其他观点更为准确地捕捉到了国际实力格局变化的基本趋势，与全球性大国在全球秩序塑造中的核心作用。G2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G7的缩小版，希望中美两国以“两国集团（Group 2）”为基础合作治理全球经济乃至于更多其他方面的国际事务。这一观念和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相冲突的，中国并非传统的西方国家，美国也并不可能像接纳传统盟友一样接纳中国作为全球的治理者，这也是这一概念昙花一现的原因。
近年来，阎学通、金灿荣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谨慎地尝试提出“两极”格局是比单极、多极格局更为可能的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与G2的构想不同，中国的学者大都主张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加入并不仅仅是实力意义上的转移，而且对于现有的国际规范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中国的王道具有现代普世价值，将促进国际规范向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
这些构想比G2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但是还缺乏实证支持，同时两极格局概念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加入之后全球秩序不同于美苏冷战，以及G2的新特征，同时也不足以回应全球经济政治变迁，以及全球治理问题凸显对于国际秩序的含义。人们对于新的霸权斗争的担忧，恰恰表明需要进一步厘清对于新兴一极与守成一极的关系，新秩序与旧秩序之间的联系与变迁，并最终回答21世纪的全球秩序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
2 、“两极相联”概念的引入
1853 年 5 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将黑格尔的两极相联概念引入用以分析当时中国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并在其分析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一组文章中加以深入阐释。
马克思首先是在两极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推动的意义上来运用黑格尔这一概念的。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中的两极相联英文是“Contact of extremes”，相对于16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华帝国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另外一极。当欧洲的工业品与工业文明涌入的时候，中华帝国体系将被挤垮，这是西方一极对于中国带来的冲击，后来的历史发展验证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分析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认为中国的变化反过来也会作用于欧洲，推动欧洲革命的向前发展，这种联系不但指中国的革命将鼓舞欧洲的革命向前发展，更是一种政治经济的推动力，如果没有东方市场，欧洲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但是，反过来中国市场的动荡，又会欧洲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爆发。
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两极相联是国际格局中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推动变化，并不同于国际关系中具有全球行动能力“极”的概念，但是马克思这一观点确实很有洞见，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非一个平面化的扩张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反向作用力，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都可以视为反向运动。冷战之后，美国构建“单极帝国”的努力没有成功，美、苏两极格局瓦解与重组，资本主义一极挤垮了苏联超级大国这一极的同时，前苏联国家、东欧国家被重组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俄国虽然成为第二梯队的国家，但是始终并未被完全吸纳到这一体系中去。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并逐步融入到全球贸易与治理体系中，但是中国的加入也改变了全球的产业分工格局，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韩毓海用 “两极相联”这一概念来分析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生产体系的变局，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挤破”不平衡的全球生产-金融体系。中国庞大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开动，它就将从内部撑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门洪华也指出，中国崛起“既是世界转型的一部分，也是促动世界转型的重要力量”。
本文尝试将马克思这一概念和国际关系的“极”的概念相结合，将两极相联的概念进一步扩展，用以描述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具有全球能动力量的大国，两极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推动变化，两极相联不是局限于两国之间的，而是具有全球意义，它塑造了全球深层秩序。
马克思在讨论两极相联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时，是从一个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体系来讨论，它内在的含义显然更接近于全球秩序而不是国际秩序的概念，这一点对于当代同样具有启发意义，随着非传统力量的兴起，全球治理问题凸显，低政治度问题日益成为焦点，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秩序”概念对于理解全球格局的变迁日益显现出局限性，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全球主义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的范畴，并接近全球秩序的概念。虽然学者对于“全球秩序”概念的使用涵义不尽相同，但是大都同意这一概念不局限于国家间的关系，而是纳入了全球共同体的观念；不但包括国际政治范畴，还需要考虑全球的政治经济结构；不但考虑实力之间对比，同样还要考虑全球价值规范。
“两极相联”全球秩序这一概念可以从行为体、国际格局、治理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几个层面加以界定：
全球化提升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但在世界政府出现之前，主权国家仍然是这一秩序的主要行为体，特别是大国由于其对于资源的综合性运用能力，仍然是推动全球秩序变迁的最主要力量。“两极相联”是以两极国际格局为基础的，它反映了由于中国成长为全球性能动大国，美国逐步丧失了其全球唯一权力中心的地位，形成了两极国际格局。
“两极相联”是指两极之间对立统一，这不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是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相互竞争与相互依存。“两极相联”不同于两极格局概念，在于它指出“两极”对于国际原则、规则和规范的塑造作用，中国作为新兴一极的加入虽然不会推动现有国际规范与治理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但将推动其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全球共同体的秩序。
如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揭示的那样，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跨境流动、生产要素全球范围内配置、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焦点，大国关系已经成为复杂的依赖关系，“两极相联”重点在于全球经济发展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受到这一秩序的支配。
3、美国霸权长周期衰弱与“两极多强”国际格局的形成
美国霸权不同于大不列颠构建的全球殖民帝国，其实质是利用其领先优势控制全球生产命脉、主导全球政治议程、占据全球话语制高点，以实现其本国战略利益最大化；其策略是将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分盟友、一般性国家，以及所谓“流氓国家”，从而实现全球治理责任的分担与全球局势控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全球秩序的中心，是全球秩序的能动力量，其他国家则处于全球秩序的外围，是全球秩序的制动或者被动力量。
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的4%，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22%，却能实现对全球的控制，因而美国霸权是一种“以少胜多”的战略艺术，最根本上是通过对全球体系不同层面的战略性因素进行控制，以与天下争衡。它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霸权体系，有五个层面：
第一，“制造业-军事”霸权。美国最早就是靠这个霸权起家的，通过构建一个遍布全球的军事体系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全球的投资与贸易。如同《帝国》作者弗格森指出的，如果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当年英帝国主义的运煤港口做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者高度重合。
第二，“石油-美元”霸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利用其对全球石油生产的控制能力，让美元成为石油的计价货币，从而维持世界对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心，维持了 “美元本位制”，相当大部分的美元在境外流通，相当于美国向其他各国征收铸币税。
第三，“技术-标准”霸权。美国利用其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和领先优势，主导标准的制定，从而攫取更高的附加值，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而新一轮的以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生物技术为特征的虚拟世界霸权正在布局之中。
第四，“规则-议程”霸权。美国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创始优势与话语权优势，主导国际间互动规则制定与议程设置来实现其对全球政治的主导。
第五，“英语-意识形态”霸权。利用英语的世界语言地位，占据全球话语体系的制高点，实现其意识形态的输出，从而建构全球性价值规范，最终实现对全球价值体系的主导权。
“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的深层秩序一方面是通过主导多边共决的显性全球秩序而转化为多边行动，从而表现为良性的霸权，另一方面它对于多边共决的显性全球秩序提供了稳定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的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的问题。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由于其内在的危机，就如同毛泽东同志当年评价美国“手伸得太长了”，“大有大的难处”，美国遍布全球的存在已经超出其国力的承受能力。美国的全球霸权根本上还是需要以实力为基础，当世界大势发生逆转之时，这一霸权体系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由于其难以克服的三大危机：第一，实体经济中心与虚拟经济中心分离的危机；第二，经济收益与军事霸权成本不匹配的危机；第三，债务危机。
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处于长周期下降过程中，而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并超过美国。以购买力评价计算，1950年美国占世界GDP比重达到了峰值为27.3%，中国处于历史最低点4.6%，随后美国就持续下降，中国持续上升，目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以汇率法计算美国也从占世界2000年30.8%下降到22%左右，从1990年相对中国14.5倍下降到1.7倍，同时中国在未来的二十年仍然具有6.4%-7.4%的增长潜力，2025年之前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一个更有意义的指标是生产能力。美国的制造业最强大的时候是在二战后，1953年制造业产出达到占世界比重的峰值（44.7%），随后，全球的生产中心就从美国向东亚转移，其中日本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从战后的2.6%提高到1980年的14.9%。随后又转移到中国，到2009年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世界的25.9%，是美国的1.6倍。
随着生产中心的转移，美国利用其跨国公司全球生产资源配置能力，继续保持其全球企业创新中心的地位。但是1980年以来美国的五百强企业数已经从217家下降的2015年的128家，而中国则从零起步，达到了106家。这使得全球创新与标准的领导力量出现了转移，虽然，美国仍然是企业申请国际专利数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快速追赶，2014年，华为已经是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全球公司。随着中国企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出去，中国企业在制定全球标准上会更加活跃。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创新能力爆发式增长，从全球创新版图中无足轻重的角色，迅速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之一，也改变了美国的全球创新中的支配性地位。2000年中国研发投入只占到全球的3.3%，发明专利申请数占3.8%，科技论文数不足3%，但是到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接近美国，十三五期间就会超过美国。2011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美国，2014年已经是美国的1.7倍。科技论文数的差距也在迅速缩小，美中之比从2000年的10.4倍缩小到2014年的1.6倍。
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使得其在创新还有更大的潜在空间，200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就相当于美国的2.8倍，目前已经达到了美国的3.84倍，2014年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达到8114万人，与德国的人口数量相当；同时中国通过鼓励创新发展，其经济繁荣和优惠的措施也将吸引更多全球创新人才服务于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2015年底达到了6.88亿，比美国总人口两倍还多。在新一轮的移动互联、通讯、大数据等创新中处于引领的位置。
美国的长期超级霸权在于其金融霸权，这造成了美国霸权的虚拟化，当其维持金融中心地位之时，这一中心是全球生产中心与全球创新中心是相分离的。美元金融霸权的基础在于其军事霸权、全球最大贸易体、对全球石油、粮食等战略性资源的控制，以及全球对于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离状态已经维系了几十年，未来能否长期持续就存在很大的疑问。正如王湘穗分析的那样，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元本位制的危机，如果中国与欧洲进行整合，就会形成巨大的非美元币缘圈，从而成为美国的梦魇。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体。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提供的数据，人民币占国际支付的比例从2010年10月全球排名第35位跃升至2015年8月份的世界第四大货币，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79%。人民币加入ＳＤＲ，人民币全球地位会进一步上升，并加强了SDR成为全球超主权货币的潜在可能性。
全球经济不平衡，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中心与虚拟经济中心分离造成的问题。这使得美国霸权面临着过度消费的债务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发展模式的一个直接结果，目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经济危机的漫长投影之中。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持续扩大，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GDP比重，在小布什任期时，由2001年54.7%提高至2008年的76.1%，提高了21.4个百分点，目前已经达到了100%。
从其军事霸权看，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既不可行，也不经济，必然造成其军事霸权的收缩。2005年美国军费开支占世界比重44.9%，相当于当年美国GDP占世界比重的1.6倍、美国出口贸易占世界比重的5.2 倍。
美国的文化霸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经济、科技、制度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基础上，随着相对差距的缩小，有悠久历史渊源的各大文明体的文化自信日益高涨，全球文化创造与产品中心将日益从美国，乃至从西方世界向其他国家转移。
事实上，美国的“霸权危机”表明美国的国力已经不足以维持现有的全球秩序和治理模式，美国霸权一方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定“公共产品”、抑制了一定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战略和理念本身也成为了国际战争和冲突的根源，不只美国自身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战争策源地”，其所引发的恐怖主义浪潮和民主化危机也使得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全世界深受其害。
奥巴马政府上台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调整，包括收缩了对全球军事的干预，军费开支占全球比重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推行“再制造业化”，积极推动美国出口增长；推行重返亚太战略，更加尊重全球的文化与制度的多元性，强调发挥“巧实力”。这可以视为对美国霸权内在危机的明智反应，但并不改变其对于全球局势控制能力下降，以及其全球霸权的长周期衰落。
特朗普的胜选，一定程度上是美国霸权危机的产物，经济脱实向虚，使得美国创造就业能力下降，美国劳动阶层与投机资本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成为“反建制”口号的民意基础，而特朗普民族主义战略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其本国收益与其全球安全干预成本不匹配。伴随着特朗普的执政，美国转向本国优先的战略，力图在最大化其全球霸权收益的同时，减少其对于全球责任的承担，这种调整将使得所谓的“良性霸权”进一步表现出其实质内容，短期而言，有助于提升美国国家利益，长期而言，将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伤害，同时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其债务危机，这将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
当然，美国霸权衰落并等同于美国本身的衰落，虽然它不可避免会对美国自身产生影响，美国霸权的衰落是指其相对实力下降，而并非绝对实力的下降，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旧会是世界一“极”。
中国将成长为像美国一样的全球性大国，除了其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之外，还因为其具备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基础条件。除了其作为人口第一大国，是美国人口的四倍，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国土幅员辽阔和美国相当，同时漫长的海岸线（1.8万公里）与陆地边界（2.2万公里），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
与布热津斯基等西方国际战略学者判断不同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并非大国竞争的短板，反而是优势所在，中国由于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其资源整合、战略决策、战略执行、战略调整的效率是美国难以比拟的，这使得中国在大国竞争处于一个更加优势的位置。
同样，西方国际战略学者往往低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价值对于提供全球性规范的能力。中国作为数千年的文明的国家，深厚的文化积淀经过现代转型后，所能提供具有普世意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规范是像美国这种缺乏自身历史根源的国家难以比拟的。同时，经过改革开放转型后重新表现出勃勃生机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具有普世意义。
中国作为去全球超级大国的最大短板在于无法像美国那样建立起一个全球军事体系，像美国那样对空域、海域和深空具有控制能力。但这一特性也说明中国这一新兴超级大国不是一个新霸权的崛起，而是在一个总体和平的环境下，一个在发展和全球治理上具有行动能力的超级大国加入全球体系，这比军事行动能力更具实质意义。
环视全球，世界其他大国，在本世纪内并没有条件成长为中美那样的全球性的国家。俄罗斯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一大国，人口总量只占全球的2%，经济总量只占美国的五分之一 ，而且其经济结构高度依赖资源，随着苏联的解体，其已经不具备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价值规范的能力。日本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国土、人口的小国，处于长期的衰落过程中，而且被牢牢绑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马车上。印度将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是最有潜力与中美一样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国家，但是其经济体量还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且不具备提供新价值规范的能力。欧盟、伊斯兰世界虽然人口、经济、文化上都具有竞争力，但是它们不是主权大国，各国之间难以整合成一个共同体，与世界一争权衡。
大国的实力消长反映的是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全球大格局的变迁。工业革命以来，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先是经历了大趋异过程，南方国家占全球ＧＤＰ的比重从70.3%下降到1950年的39.5％，随后又经历了大趋同的过程，到2010年上升到52.4％，我们测算到203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67％。
随着非西方国家的集体性崛起，目前的美国全球霸权体系，西方中心和非西方世界外围的全球秩序难以持续。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两国综合国力与全球战略布局的差距将日渐消除，而其他国际力量与中美两国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中国成长为美国之外的又一个全球性大国，其他发展大国也成长为发达国家之外的力量中心，从而推动形成了“两极多强”的国际格局。
4、现存全球秩序下中国的双重角色
国际秩序从显性层面表现为国际社会共有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规范，深层秩序则是现实主义理论所揭示的大国之间的角力。现存的国际政治秩序主要是二战以后逐步形成的，它具有双重性的特征。从显性层面上来看，表现为国际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互动准则与制度安排，它是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同时也是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体系。国际战略学者楚树龙认为，“现有全球秩序在体现西方价值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等世界多数国家的利益。”政治上确认了国家主权平等、民族自决等原则；经济上确立了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的原则，有其进步性的一面。
同时，这一体系又具有内在的不平等性。深层的全球秩序是大国对于主导权的争夺，体现了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深层秩序支配着显性秩序的规则与互动方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二战后，全球深层秩序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雅尔塔协定是美苏划界而治、分别控制世界两大阵营的安排，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霸权-西方中心”成为全球支配秩序。
中国作为二战的胜利国，参与构建了现存全球秩序，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一个全球秩序的积极融入者，并从中获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离不开这一国际体系所提供的总体和平、自由贸易与自由投资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总体上融入了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走了一条出口驱动的发展道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长期处于双顺差的状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与美国的负债消费型经济形成了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两极”。
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做出了跟美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重大决策，在这个起点上，我们逐步融入了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1972年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同时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随后逐步加入了国际奥委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亚太经合组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就是2001年进入了WTO，中国已经差不多加入了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际组织，同时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安理会成员，世界卫生组织创始国与执委会委员，世界银行创始国、第三大股东，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指定理事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发挥着举重轻重的作用。中国已不是国际体系的边缘者，而是一个大玩家，同时也是一个大赢家，因此是这一体系的保守力量。
中国是不会向以往的新兴大国一样，以对抗的方式来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除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之外，如同楚树龙说的那样，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当代世界由于全球化、网络化造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决定了这一点。
同时，由于多重因素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又是现存全球秩序的变革性力量，它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么样一个“中心—外围”的全球体系中。第一，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全球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包围圈之中，在这一个以资本全球化为根本特征的全球体系中它是相对孤立的，受排挤的。例如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处于升级过程中，由美国主导的TPP协议就试图通过国有企业，货币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将中国排除在外。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出于历史记忆和现实考量，也不愿意加入发达国家主导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世界治理秩序。一个例子就是G7集团扩大到G8集团之后，也一度有国家提议邀请中国加入这个精英俱乐部，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在G20框架与联合国架构中发挥其国际影响力，而不是进入一个不平等秩序的中心俱乐部。第三，中华文明带来的一些文化遗产，使得中国也不会完全认可现存的不公正的全球秩序。第四，中国作为一个国土、人口、经济体量与美国规模等量齐观的大国，这么样的大个头是不会完全被“中心-外围”秩序所完全吸纳的。
中国作为新加入的全球性大国，并不会挤垮现有全球秩序，必然不会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扮演一个全球秩序颠覆者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保守性变革者”，一方面在全球秩序的框架内谋求自身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全球秩序的渐进性变革。中国“挤入”现有全球秩序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两种策略，一种策略就是继续融入现存全球秩序，并推动其改革，使得它向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另外一种策略就是另起炉灶，构建自身主导的国际协作体制机制，从而对现存的全球秩序形成补充。
5、“两极相联”全球新秩序
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节点和马克思当年的描述很类似，“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的全球秩序处于长周期的衰落过程中，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内在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问题日益凸显，如果缺乏新兴力量的加入，不但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非传统与传统安全威胁等挑战，而且无法实现全球秩序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单极秩序也是不稳定的。
然而，依照中国的文化特性、战略思维和国家性质，一旦中国加入全球秩序构建，就会推动全球秩序的逐步演变，推动国际格局、国际规范的变动，逐步形成“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首先，从单极霸权向两极相联秩序演变的过程中，两极相联意味着两极之间的相互竞争。中美两极秩序始终存在竞争与抗衡，两国围绕全球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中美将围绕着中国周边的军事控制权、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全球经济政治治理的话语权、全球价值规范的道义制高点等领域，开展长期的主导权竞争。特朗普上台后，中美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而且更多由以往基于明确规则的结构性博弈转变为非结构性博弈。特朗普对美国全球霸权调整是有退有进，退地是对于全球责任与其一贯标榜的价值观，进地是美国基于其军事实力领先对于全球的控制，中国的竞争策略需要作出相应地调整，“敌退我进，敌进我退”，以保存壮大实力和全球影响力为目的，而不是“一城一池”之得失。
其次，两极相联意味着两极秩序的相互补充。中国代表的新一极秩序的进入，对旧秩序形成补充，使得全球治理体系更为健全，推动其向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美国代表的秩序可以说是一种“霸道秩序”，而新的秩序是一种“和合秩序”。一种更加尊重国家独立自主，平等协商，而不是结盟与控制的全球策略，无疑更能推动全球治理的多极化与民主化。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无疑将给发展国家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观传播方式，无疑能更好的顺应全球各大文明的现代化复兴。特朗普的策略将使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霸道的本质暴露无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倡导的“和合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将会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新秩序构想。
第三，两极相联意味着两极秩序相互制衡。中国对于美国霸权的构成了制衡，使得其他国家在争取全球资源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使得美国运用单边主义干预的方式更为困难，推动美国成为一个收缩的良性霸权。同样，美国制衡因素构成了中国和平崛起、良性崛起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周边国家不必担心所谓的“朝贡”体系的回归。
第四，两极相联还意味着两极秩序的相互协作。中美有着广泛的全球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全球化已经将两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推动核不扩散、东北亚安全、全球和平，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上有着一致或者相近的诉求，而且在全球事务上，两者缺一不可，这使得两者不但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更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上采取更自私的政策，同时可能对于中国采取更具进攻性的策略，但这改变不了中美之间有巨大交互利益，特朗普追求其本国目标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根据UCBC的数据，中美的经济关系帮助美国创造了260万个工作岗位，贡献了1.2%的GDP使得美国消费者2015年每个家庭节省了2850美元的开销。同时美国追求的反恐、东北亚核安全等广泛议题上根本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
第五，两极与多边共存。两极秩序不是G2，而是由于中国作为能动力量加入，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绕开多边共决机制主导国际事务，所以两极相联秩序将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使得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的重要性上升，而不是下降。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会采取更具进攻性的策略，但是现实的国力水平决定了美国不可能重回“单边主义”政策，它既无力单独承担军事干预的成本，而在贸易战等行为中也将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约，“美国优先”的战略只会提升多边机制的功能，而不是相反。
现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美国主导创立，美国无疑是当前国际秩序的最大得益者，也是最主要的保守性力量，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这一体系中承担过多责任，而获利过少，因此试图对于自由贸易等现有的国际秩序作出重大修正，一定程度上美国与中国互换了保守者与变革的角色，美国采取了更加自我利益导向的政策，这只会加剧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弱，并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推动这一体系的改造创造更大的空间。
“两极相联”将推动显性全球秩序向更为公正、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美元本位的全球金融体系逐步转向反应国际经济实力变化、更为均衡、更可持续的货币制度，这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更为均衡化；全球贸易体系在进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将进一步推动商品、资本、人员、信息跨境流动，推动全球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全球安全维护将更多的依赖于多边机制，而不是单边集团主导。
从短期来看，特朗普的上台和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从长期来看，伴随着美国的全球霸权“收缩”和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特朗普上台将加速“两极相联”秩序的形成。
对待“特朗普冲击”，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战略估计：一方面，决不能低估特朗普对中国形成的战略压力，这是一个异常精明、异常棘手和充满斗志与行动力的领导人，他不受既有的战略结构的束缚，以一种全新的战略推进美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过度高估“特朗普冲击”，首先，特朗普受到多方面的制衡，虽然共和党在立法系统与司法系统中都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但是美国“否决政治”权力制衡机制依然会对他的行动构成很大掣肘；其次，他的激进政策，将导致国内的激烈分裂与对立，社会运动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最后他的战略会受到政党轮替的影响，无法对中国构成长期的持续的战略压力。
应对特朗普冲击，中国可以有儒、道、兵三策，以儒家之王道取天下之领导权，特朗普战略调整会给中国留出巨大的战略空白，使中国更轻易地去填补，以无事取天下；以道家之无为与不争避其锋芒，避免成为其转移国内矛盾焦点的替罪羊，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以兵家之善战、能战与其在开展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争夺全球主导权的大博弈。
近年来，中国改变了韬光养晦战略，更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治理体系的构建，这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逐步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从倡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到现在开始倡议设立亚投行，推出“一带一路”大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首次出现全球战略。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这标志着中国将作为新型全球化的领导者登上全球舞台。
展望长远未来，中国如何形成完整的全球大战略？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新霸权的崛起，而是全球秩序新兴构建力量的领头羊。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从这一定位出发中国的全球战略有如下几点要义：
第一，主动充当南方国家的领头羊，合纵连横，与美国开展全球主导权的竞争，而中国的竞争并非霸权主义性质的，而是以“和合文化”和互利共赢为目标的。第二，管控好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并通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维持“斗而不破”格局的基础上减弱美国对中国实现自身全球大战略的阻力，同时积极推动双方携手合作、共同主导国际秩序的稳定、发展与变革。第三，适时推出拉美、非洲两洲战略，形成完整的“一带一路”加“两洲”的全球战略布局，从而形成全球性战略完整布局。第四，重点采取以发展为核心的中层突破战略，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平台，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第五，在全球秩序的硬实力底层，中国不谋求成为全球性的军事大国，而是满足于成为具有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的区域性军事大国，同时积极承担多边框架的安全责任。第六，中国积极参与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造，积极承担全球治理责任，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合作共建。第七，积极推动汉语、中国模式、中国文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全球传播，逐步进入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的中心。
6、结语
人类历史上的全球秩序转变总是与战争、或者说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相伴随，历史上无数的悲剧都表明了这一点，而中国崛起又让许多人联想到过去的大国崛起所引发的悲剧并引起许多人担忧“修昔底德陷阱”的再度重现。由于中华文明自身特性，中国的崛起并不会采取挑战现有霸权的方式而将人类又一次引向灾难的深渊，而是会以一种和平融入和渐进性变革的方式，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框架内，逐步推动全球秩序的变革，使之向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战略选择无疑是充满智慧的，不但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也同样从根本上有利于中华民族自身。
注：注释和图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