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有时让我们失望，理论有时也是如此。我们正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贸易体系危机，它不是简单地来自于坏的法律、孱弱无能的机构、鲁莽的领导者或无赖国家，而是来自于我们用以理解全球政治经济的错误理论。正在逼近的中美贸易战就是我们了解世界方式不当的现实后果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全球贸易体系，其隐性基础是主要贸易大国——最重要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唐纳德·德朗普的当选颠覆了这个假定，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挑战是多么具有根本性。它是贸易和国际关系两个有缺陷的片面理论之间的一场冲突，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考虑全球贸易体系中存在着强大而集中的私人企业力量这个基本事实。我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t）思路可以填补两种领会全球化的不当方法的缺口。
特朗普和他的贸易顾问，比如彼得·纳瓦罗，都回归到了旧式民族主义或“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贸易视为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退欧与新的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兴起有着类似的思想根源。美英两国的自由派国际主义经济领袖们设计了战后贸易体系，以防范激进的、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贸易战略，这种战略在许多人看来是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自由主义的国际理论相信，建立在法律之上的制度和国际机构能够维护“自由贸易”，抵御企图利用国家力量加强自身相对地位的掠夺性国家。自由世界的秩序体现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进程以及1995年以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当中。这些规则假定自由和公平的市场对最为有效和最为成功的资本主义权益是有裨补的。
今天，世界各地的自由派人士都在哀叹卷土重来的民族主义对所谓惠及天下的“自由市场”贸易规则形成了挑战。规则破坏者在激增。无论是特朗普、中国、俄罗斯还是欧洲的新民族主义分子，无信者和伪信者的颠覆让规则本身开始崩塌。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无赖国家，或者是自私的、被误导的领导人，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缺陷。自由主义认为，自由贸易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倾向于干预和控制贸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私人企业力量对自由市场原则的慢性摧毁。政府有的时候确实掣肘了贸易，但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私人自由贸易基准在资本主义内也无处安身。
问题在于，自由主义理论根植于“市场的神话”。其概念就是，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市场在本质上是稳定、高效和公平的。然而在现实中，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周期，因此全球性产能过剩会定期一再出现。今天它就再次出现了。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而不单单是政府干预的结果。纵观历史，企业采取的解决方法一向违背自由市场的理想。所以不只是无赖国家让基于法律的自由合作无法实现，资本主义本身也在颠覆着自由主义的原则。
这一点在今天还很难看清，因为眼下有太多层面的市场扭曲，以至理想化的自由市场只存在于经济学家的大脑中。一个更清晰的例子发生在19世纪，也就是上一次伟大的全球化时期。一波又一波更自由的贸易与技术进步相结合，极大降低了运输和通信成本，刺激了全球性贸易。19世纪也是自由放任的全盛期，政府力量及其干预市场的欲望较弱，而且在不断减弱。但到了世纪末的时候，在经历了一连串无情的繁荣和萧条周期后，私人企业找到了维持些许稳定的方法，它们逐渐颠覆自由市场，建立大型垄断企业，甚至组建了更庞大的卡特尔和企业集团。来自私人的价格操纵大量增加。这种无远弗届的私人力量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却已经减弱，因为经济学家、权威人士和政治家的说服，让我们根本忽视了私人力量已经多么彻底地取代了自由市场。
在19世纪，企业解决自由资本主义动荡的方法是J·P·摩根所说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摩根了解这一点，因为他就是始作俑者之一。他成立了巨型企业，组建了包括铁路联营和航运联盟在内的卡特尔。这一切让他在20世纪来临之际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资本家之一，也让他创建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银行之一。
掠夺性贸易行为，比如特朗普在他热衷的“打赢贸易战”中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就是由摩根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它们是19世纪60－90年代漫长的全球性通货紧缩时期广泛见于国内国际的 “价格战”的产物。今天，许多制造业和原材料行业的慢性通缩让价格战的重要意义重现，这是当前贸易冲突的一大主因。
通货紧缩时期格外容易发生价格战。在繁荣时期为融资扩张而大量借贷的乐观企业发现自己负担了过多债务，但与此同时扩张速度在放慢，价格在下跌。企业陷入一方面价格下跌（收入随之下降），一方面以货币计价的债务却未见相应减少的困境。破产前景已经依稀可见。教科书经济学教给我们的是，当价格下跌，企业就会减产。但它忽视了债务问题。先前乐观的企业背上了靠借债融资得来的过剩产能，它们在商业周期步入衰退阶段时陷入困境。如果减产，它们有可能无力偿还债务。因此与经济学家教给我们的相反，这些企业反而常常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增加产量，以维持收入。今天中国许多公司的行为就是如此，无论这些公司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当一个行业中有好几家公司这么做，这种不顾一切的个体行为就只能导致供过于求愈演愈烈。恶性的循环可能让价格进一步下跌，进而加剧私人债务危机。
历史上的解决办法就是摩根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利用卡特尔或垄断来提高价格，限制产量。而关税让垄断价格免受来自国外的竞争。从19世纪最后几年开始，这种策略确实扭转了全球性通货紧缩，避免了许多破产，因为资不抵债的企业都被迫加入了更大型的联合企业。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其主要区别只在于，在许多私人金融机构没有足够实力去组织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往往有意愿出手干预。于是人们指责它违反了贸易规则。
自由主义的幻想是没有政府的干预，一切让自由市场做主。然而相反，减少政府干预只有利于那些与私人金融联系最密切的企业。这些企业并不一定是最高效的，它们有可能是臃肿不堪的垄断企业，正如许多现代制药和高科技巨头，大量专利和版权的执行使它们拥有合法的垄断势力。自由派人士批评特朗普和其他民族主义人士对煤、石油、钢铁和铝等“旧经济”情有独钟，但这些自由派人士在实践中并不支持“自由市场的公平”，他们支持的是“新经济”中跋扈的自由放任的垄断力量。因此，现代贸易协定中提到的更自由的贸易，与用“知识产权”的委婉说法行使垄断权力没有多大的不同。特朗普同样不是自由市场的捍卫者。他不仅支持挑衅性关税，而且纵容影响力的滥用，把国家权力和特定的私人利益结合到了一起。这场争论中的哪一方都代表不了消费者对效率和低价格的关注，也代表不了工人对以合理工资保证就业增长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