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白皮书说，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近段时间以来，许多国家积极评价新疆通过教育技术培训去极端化的成果，但也有一些国家对这一成功实践进行无端指责、攻击和污蔑。由此笔者产生疑问，难道这些国家没有任何去极端化措施吗？经过调研，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大国都实施了一系列去极端化措施。
英国：自愿性和强制性相结合
英国去年推出了新的反恐战略，在构筑“4P”（预防、追踪、保护、准备）综合反恐网络构架的同时，将去极端化列为重要工作，主要通过几个项目实现去极端化目标。
首先是“预防性举报”（Prevent Referral）以及与之配套的“沟通”（Channel）项目。这两大项目都鼓励民众、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反恐，从宗教、政治等层面对激进者进行疏导，削弱极端主义的影响，防止其走向恐怖主义。“预防性举报”是指市民可向地方当局或警察机构秘密举报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人，由此启动一个梳理流程，以确定对被举报人采取哪种类型的干预。如果受举报人被评估为“不会构成暴恐威胁”，则流程结束，将其移送到其他相关服务机构处理。如果受举报人被评估为“可能引发暴恐威胁”，则对其提高预防级别，转入自愿参加的“沟通”项目，反恐警察开始介入，并从与被举报人一起工作的辅导员、社工或神学导师那里获取信息。预防小组每月举办一次由警察、健康专家、社工参加的会议，称为“沟通小组会议”，以确定应向特定人员提供何种程度的干预。英国内政部称，截至今年1月，上述项目已经成功使1200多人远离极端主义和潜在的恐怖行为。
英国媒体曾采访“沟通”项目的社工，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一位逊尼派穆斯林社工表示，烤串是他赢得信任的筹码，他会在薯条店和炸鸡店与“客户”见面，然后带他们呼吸新鲜空气，在公园里闲逛聊天，对他们进行开导。对话通常从“客户”的日常生活开始，社工利用宗教知识驳斥对《古兰经》的误读，有时还会咨询伊斯兰学者。
其次，与“沟通”项目的自愿性不同，2011年颁布的“恐怖主义预防和调查措施法”则具有强制力。该法令允许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限制嫌疑人行动。嫌疑人将被迫参与政府旨在解决极端主义问题、转变极端分子思想的预防计划。还有一个项目叫“准则”（Al Furqan, 阿拉伯文），在监狱中实施，让伊玛目通过宗教学经典来挑战极端主义观点。在周密的心理解析的基础上，神职人员手持《古兰经》对恐怖嫌犯进行耐心劝说，取得较好效果。类似项目还有“健康身份干预”（Healthy Identities Intervention），由英国司法部下设的英国国家犯罪管理局实施，主要对已被定罪的极端主义罪犯（无论是在押人员还是被社区管教人员）实施心理干预，帮他们树立在社会群体中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鼓励其走出极端思想、开启新生活。
在宣教方面，英国外交部等政府部门资助温和派穆斯林社区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教学、讲座、辩论和文化活动，提倡主流伊斯兰观念；英国教育部设有预防极端主义工作组，吸收了大量反恐专家，对英国各类学校进行监督，防止有人在学校里传播极端主义思想，教育部还为全国学校发放反恐教育工具书、指南、教学设备，提高学生的反恐意识。
英国政府善于发动社会组织的力量，其中“预防”项目与“伦敦猛虎”组织的合作堪称范例。“伦敦猛虎”组织是由来自南亚的移民创办的体育组织，以武术、运动等为载体，帮助可能受到帮派、毒品、激进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少年融入社会。
法国：将多个领域纳入去极端化范畴
法国去年公布了新的去极端化计划，包括60条措施。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计划不再一般性地依靠社会力量，而是发动与之相关的多个专业领域，以打破隔阂、产生联动效应，凸显了法国政府预防极端思想蔓延的创新思维。
在新计划中，加强中小学等教学单位尤其是私立学校的防范意识是重中之重。法国在全国各类学校中加强价值观教育，通过发放资料和提供培训等方式，提高教学人员甄别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年轻人的能力。法国政府还向私立教学机构派驻特别督学团队。前段时间，法国通过了一项严格私人办学条件的法案，以预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子渗透或控制教育机构。
针对监狱中的极端分子，法国政府有意改变当前分散关押的策略，转而对其进行集中或隔离看管。根据新计划，法国将在全国监狱中增设四个极端化评估区，加强对思想极端化在押人员的甄别，其中一个专门用于评估有极端化倾向的普通犯人。根据评估结果，监狱可按照危险程度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单独隔离，或将其关押在特别设置的暴力犯人区和极端化预防区。据法国司法部介绍，法国计划在78个监狱设立此类隔离区。马赛、里昂和里尔三地将增设三个“极端分子个人区别对待区”，对在押极端分子进行个性化管理，防止其在监狱中传播极端思想。每名囚犯都将得到单独的治疗，并与办案人员和神职人员进行一对一会面。但也有批评人士表示，事实可能证明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它会让“圣战”组织领导人身边围绕着一群精心挑选的潜在新成员。
法国相关部门还与各大社交网络平台加强合作，计划通过自动识别和删除工具，在最短的时间里清除极端主义网络宣传信息。此外，调离或辞退安全部门内出现极端化倾向的公职人员、对研究人员开放极端分子信息库以加强调查研究、提升地方行政和医疗机构预防极端化的专业水平等，都是这项新计划中的重要措施。
此前，法国曾提出要在全国12个大区设立去极端化中心，帮助受极端思想影响的法国公民重归正常生活。去极端化中心分为两类：一种针对已经悔悟的准恐怖分子；另一种针对加入境外恐怖组织未遂的极端青年。然而，2017年7月，法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去极端化中心关闭。一是因为当地居民对此中心干扰其正常生活不满，二是因为中心缺乏“生源”，从开业到关闭仅接收了九人。正是在吸取了这些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法国政府推出了上述新计划。
德国：通过家庭对激进分子进行说服劝导
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德国于2003年和2004年首次采取预防极端化措施。当时的措施主要是为学校、协会或国家机构提供培训材料，类似措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最典型的是在中学推广连环画《安迪》，讲述主人公安迪和他的土耳其裔女友亚希共同帮助亚希的哥哥穆拉特摆脱极端思想和恐怖组织的故事，对引导青少年认清极端主义的本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
2010年6月，德国情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建立了“电话”（Hatif）计划，这是一个为放弃“圣战”的人提供帮扶的热线，通过伊玛目为求助者及其家庭提供心理支持、帮他们寻找新住所、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援助。然而，由于拨打热线求助者寥寥，项目于2014年9月告终。分析人士认为，项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由联邦安全部门管理，反而加深了求助者的“不安全感”。
之后，德国政府调整思路，开始构建一种新的反极端主义机制，不再由情报部门监管，而是由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监管，内政部参与。这一机制就是由柏林民主文化中心发起、自2012年运行至今的“生活”（Hayat）项目。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年轻人及其家庭提供咨询，并有跟进和配套措施。通过家庭对激进分子进行说服劝导，是“生活”项目最常用的手段。通常，“圣战”分子会对受极端思想影响的青少年说：“你的家人永远不会接受你和你的信仰，他们会试图将你带离这里，因此家人也可能成为敌人。”对此，“生活”项目的咨询师们见招拆招，建议帮扶对象的家人别做出极端分子所预言的行为，而应该避免一切冲突，让自己成为耐心的聊天对象。当一名有意参加“圣战”的年轻穆斯林对自己的极端行为产生怀疑态度时，其父母听从了咨询师的建议，让孩子去另一个国家散散心。果然，这名帮扶对象最终在国外定居，远离了“圣战”分子训练营。他在那里成家，并继续与家人保持联系。
简言之，“生活”项目的工作人员是父母、孩子、学校和伊玛目之间的桥梁，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帮扶方案。比如，对于参加“圣战”后回国的人员，“生活”项目会建议其家庭评估安全风险，对其采取去极端化计划。如果需要，他们也会和警察等机构联系。再比如，如果一个人被长期监禁，“生活”项目就协助其家庭去监狱里开展去极端化计划。“生活”项目团队也可以将帮扶者转移到非激进的宗教团体。截至2015年10月，“生活”项目服务的170人中有36人被认为完成了去极端化。现在，甚至有奥地利、法国和瑞士的公民向该项目求助。目前，“生活”项目提供德语、英语和阿拉伯语服务。
此外，随着极端主义思潮威胁加大，近年来德国政府拨款1亿欧元，专门针对校园、互联网和监狱加强了去极端化手段。德国情报机构加以监控的人群的年龄也从16周岁降至14周岁。以校园教育为例，德国内政部要求各州学校每周和每年制定一定学时的教学计划，将反极端主义教育贯穿到宗教、伦理、哲学、历史、社会研究、政经、地理和德语课程中。此外，教育领域的去极端化措施还包括学校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教学和实习活动、发行网络出版物等，原则是形式多样、因材施教。
德国的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也是活跃在反极端主义战线上的一支力量，主要包括：德国反右翼极端主义中心，专门与新纳粹集团、右翼极端主义力量斗争；德国反暴力极端主义武术学校协会，这是由德语国家的武术学校组成的网络，利用武术专家和教练比较了解暴力激进化这一特点，培养他们充当受青少年尊敬的导师进行去极端化干预；德国激进化与去激进化研究所，这是一个研究极端主义和去极端化的机构；等等。
美国：“社区矫正”项目趋于“个性定制”
美国是最早通过“社区矫正”与极端意识形态做斗争的国家之一。所谓“社区矫正”，是指将罪犯置于社区内进行教育改造的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方式，在惩罚和改造罪犯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近几年，“社区矫正”项目正在努力探索“量身定制”。大量案例证明，根据不同对象制定个性化的意识形态改造项目，更可能取得成功。“优素福案例”就是一个给人启发的例子。18岁的优素福是2014年在前往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途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拦截的五名青少年之一。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法官戴维斯希望为那些看起来真心悔过的人提供监狱之外的其他选择。德国反激进主义专家克勒认真审核并提出处理意见后，戴维斯决定判处优素福在“中途宿舍”服刑一年，然后受监督20年。当地一家名为“哈特兰民主”的组织为优素福定制了一些课程，包括让他阅读阿尔曼·阿列克谢、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艾克斯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作品，并鼓励他与导师和穆斯林社区领袖进行辩论。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撰写散文和诗歌，优素福反思自己的生活，慢慢与极端思想划清界限，重新融入了社会。
同样在明尼苏达州，还有一个2016年成立的项目，也在去极端化方面初显成效。该项目名为“恐怖主义脱离接触和去激进化计划”，运作原理与“社区矫正”项目大同小异，也是以个性化的思想康复治疗作为服刑的替代选项。该项目由明尼苏达州地区的美国缓刑办公室领导，并借鉴了德国的激进化与去激进化研究所、英国女王监狱和缓刑办公室的去极端化研究成果与经验，近年来成果显著。
全球反恐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在于去极端化。目前，全球反恐斗争已进入去极端化的深入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相关国家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本国特色的去极端化措施，有关各方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为实现共同目标进一步加强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