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没有最偏激，只有更偏激。
一个月前，我们都说新加坡政府是“佛系”防疫。但后来，张文宏医生团队的文章指出，其实新加坡政府并非“佛系”，人家用的是内功。这个说法很有道理。现在，我们也看出了新加坡模式的初步成效——不过，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国家”（city-state），体量太小，这种模式不好在大国复制和推广。
刚好，这几天，英国政府放了一个“大鞭炮”，抛出了“拖延战略”，也就是计划以最低（病人牺牲和其他）成本，拖到大部分（60%或者以上）人口有了免疫力。这就是所谓的“群体免疫”策略。
此论一出，全世界都惊讶、震惊，甚至愤慨于英国政府的“荒诞”做法。国人更是为英国朋友着急！仿佛一夜间，我们才看清楚，英国政府才是“佛系”本宗，还带有浓厚的“道家”风格，彻底走“无为而治”道路。有人解释，这是英国首相鲍里斯同志的一贯做法，喜欢剑走偏锋，“政不惊人死不休”！
果真如此？！
答案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清华大学的孙立平老师说，“不要先假定他们是任性胡来”，也不要对英国政府的批评降低到“孩童化思维的层次”。我很赞同这话。今天看了英国电视台播放的对“群体免疫”策略的辩论节目和相关报道，更加赞同孙立平老师的看法。
当然，虽然英国政府的“群体免疫”策略，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胡来，但的确与众不同。放眼全球来看，中国政府的“全面管控”和英国政府“无为而治”，大体上构成了两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现在再看看近邻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远处的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以及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美国，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应对策略基本上是中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的变种或组合。
就中、英两种理想类型，我谈几点初步的看法或者猜测，供读者参考。
其一，中国和英国政府的疫情防控策略，都在计算成本收益，是基于国情的实然判断。没有看出来英国政府只为富人考虑，更不是脑子进水。
两国政府都考虑防控投入的成本、政府积极干预所带来的潜在收益，然后在成本与受益比较之后，做决策的艰难选择。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更为担心的是疫情全面爆发之后的“医疗挤兑”所带来的高死亡率和社会奔溃。武汉的悲剧，事实上并没有给中国政府太多的选择，也只能尽快平息疫情。所以，中国政府算的是眼前账。相反至今，我们还没有一个清晰的长远方案从根本上解决新冠肺炎这个问题，至少还没有公布。
英国政府的“群体免疫”策略，事实上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长远目标（甚至是“终极目标”）给提出了，并根据这个长远目标来设计自己的近期方案。简单说，两国政府都在做成本收益比较，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做全面长期算计，而只能尽快基于短期目标的算计做出决策——武汉疫情全面爆发之后，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甚至选择都没有，而只有“做对”或者“做错”。
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国人朋友）基本上是以“做对”或者“做错”的思路来检讨英国模式的，而忘记了实际上还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成本和收益考量。对于英国政府提出长期目标这个思路，我们应当鼓掌称赞，因为非常值得我们自己借鉴。
进而言之，有些人甚至断言，英国政府放弃了穷人，只为有钱、有资源的富人考虑。个人不太同意做这样的价值判断。当然，在结果上，中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可能会形成——具有价值意义上的——实践结果。毫无疑问，中国政府的抗疫模式，一定会呈现“均贫富”的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劫富济贫”的社会主义倾向。
反之，英国政府的“无为而治”，如果坚持走到底的话，一定会呈现“阶层化”的结果，也就是富人有更好的防护意识和条件，并实际上能通过自己的途径找到更好的医疗条件，并出现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但是，我认为，这两种倾向的出现，是两种实然路径选择的结果，并非决策初衷。
其二，中、英政府两种模式的选择与实施，到现在还只是做了“实然的”（positive）成本和收益预算，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实证的”（empirical）证明或证伪。
中国政府先走了一步。到现在为止，正如张文宏医生所言，我们已经很幸运地渡过了“至暗时刻”。但是，由于离全国全面复工还有很大距离。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全国实现了60%、70%……100%的复工，是不是会出现“第二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再回到全面管控的道路吗？
很显然，再次全面管控非常不现实，否则社会成本是极其巨大的，中国没有因为疫情而坍塌，也会因为经济停滞而崩盘。我们不可能再来一次，至少不可能再来一次全面管控。所以，对中国政府的实然判断，我们现在只用了部分的经验数据来验证。并且，已经支付的社会经济成本，我们还没有计算进去。对于潜在的“第二波”、“第三波”……“第N波”的成本，我们还没有认真考虑。目前，我们的思路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当然，这一关，很重要。
反之，英国政府现在只做了一个实然的“数学模型”，还没有用任何的经验数据来证明。如果都是走一百里路的话，那么“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事实上，中国模式还没有走到本程，英国模式只是刚刚开始走。我们有理由怀疑英国模式的失败可能性，但现在不能判断中国模式优于英国模式。
只能是，走着瞧！
其三，走着瞧什么？瞧几个关键变量的变化。
其中，重要的变量之一是中英两国下一个阶段的新发病例数。如果中国在走向全面复工、复产之后，并没有出现疫情全面反弹，那么我们赞同中国模式的理由会更加扎实。反之，如果复工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第二波疫情，这就是个大难题，也说明了中国模式的潜在弊端。
对比着说，如果英国在未来一到两周（这是目前辩论比较在意的时间点）没有明显出现大波疫情，也就是不会出现医疗挤兑，那么英国模式走向了成功的第一步——也只是“第一步”而已，说明了“拖延战术”有了扎实的基础。当然，这也不能说明英国模式取得了成功。
此外，最关键的变量是，中英两国在什么时候实现了本国新冠肺炎治疗和防控的“普通感冒化”。目前的共识是，这个病毒不会很快消失，有可能反复出现。
做个“简单粗暴”的算术比较：假设“佛系”的英国政府，在X1年以内，牺牲了Y1个国民、损失了Z1美元之后，实现了“群体免疫”，达到了最终防控目标；反之，“全面管控”的中国政府，在X2年内，牺牲了Y2个国民、损失了Z2美元之后，并达到了最终防控目标。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X的数值，所以也不知道Y和Z的最终数值。
最理想的情况是，疫苗很快就会面世——比如1个月以内，那么英国的拖延战术，可能就是对的；反之，如果疫苗长时间未能研发成功，X、Y、Z都会发生变化，现在也不好计算。
上面讲这些，就是想说：变量很多，关键变量都在变，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英国的“佛系”道路并非没有“脱颖而出”的可能。反之，我们自己后面的社会成本也可能很高昂。
其四，从研究角度看，世界各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采取了不同战略，是一个绝佳的观察“政策实验”的好时机。无独有偶，几个月前发布的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一对从事“政策实验”的经济学家夫妇。我粗粗了解了一下他（她）们的成就，感觉还是方法应用的成就，胜于改革实践的效果。
这个给我们的启示是，看待中英两种模式，目前还不能说“抄作业”的问题，而只能说彼此基于自己的国情，做出了不同的政策选择，用了不同的“解法”。
中国政府在这次防控疫情表现得“比较起眼”，一是因为不得不先走一步，二是整体执行力颇佳（尽管在很多中微观层面还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从研究角度看，后面还有看头。当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是天天“阿弥陀佛”，希望疫情早点滚蛋！
基于上述观察，对于中英两种道路的选择，我的建议是：都要看下一步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走向，而不能“一条路走到黑”。
在咱们自己的国家，我自己比较担心的是，决策者会过分追求“零新发率”，也就是要等到一段时间内没有新增加病例才真正放开管控。如果这样的话，会出现两种糟糕的局面。
一个糟糕是，是边际成本（也就是为了保持零新发率而支付的所有管控成本）远远超过边际收益——事实上，除了武汉以外，中国其他地区的经验已经证明，新发一个病例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江苏到现在还是零死亡率。另一个糟糕是，激励谎报病例：因为要求多天连续零新发才能复工，而
地方和企业的经济压力都很大，所以就设法在数据上造假，这个等于再走回头路。目前看，这种观念还是政府决策的主流观念，我非常担心。
同样的道理，英国也不能（估计不会）一条道走到黑。如果在一到两周之后，出现了规模性传播、大量新发病例，并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医疗挤兑，当然应当要马上调整策略，向中国模式靠拢。我相信，有着长久理性政府的英国而言，不会如此僵化。恰恰相反，英国政府的“群体免疫”策略背后彰显的是计算理性，虽然这种理性有点残酷，但绝非无脑的狂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