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一：水口庙村（音），一位建筑工人正在重建一所被一年前的地震摧毁的住房。目前已经有超过一百个中外组织加入震后重建工作，许多人都是志愿者。
照片二：上个月，四川，什邡，震后的废墟中，一位小学生在写作业。
一年前，当四川地震袭击她的山村时，年轻的母亲王红回忆道，直觉告诉她，自己在幼儿园的女儿可能已经丧生。
然而她错了。两天后，中国士兵和她的婆婆帮助王女士带着她幼小的女儿安全下山。“我感到如此幸运和感激，甚至哭不出来”，王说道。
此后，她成为一名志愿者。如今，她负责为所在的临时营地几十名儿童洗澡，并向孩子们的父母传授入门的保健知识。
她所在的项目由国际慈善组织“拯救儿童基金会”负责运作。“当听到那个名字时我感到很激动，因此出于感激我加入了志愿者行列”，王解释说。
对于自己新近被发掘的公益意识，王有着非常个人化的理由。但她并不孤独。
“我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把人们拒之门外”，四川省会成都地震资源中心负责组织志愿者参加周末重建团队的弗兰克·多恩表示。“特别是大学生，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失去参与的热情”。
去年那场地震，突然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同情和团结的海啸，这为更加深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催化剂。“它强化了一种公民社会的意识”，韩俊奎（音）表示，过去一年中，他都在研究四川非政府组织（NGO）的活动。“整个社会对于受灾地区的热情已经从先前的激动转为理性......这种热情的水平显然不能与一年前相比，但它肯定仍然存在”。
韩博士指出，“史无前例的捐款规模，非政府组织更加职业的现实，他们与政府之间、以及彼此之间打交道的方式”都可以显示出，许多独立于执政党的个人和公民组织正在扩大自己的影响。
对捣乱分子的警告
然而，他们得到的劝告是要小心翼翼的做事。“强调敏感问题时，你必须要有战略眼光，不要刺激到政府官员”，温波，一名上升中的环保主义者解释道。“如果被看作一个捣乱分子，你就会被封口，然后被赶走”，他警告说。“致力于改善中国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不应当像美国同类组织那样运作”。
如我们所知，伊丽莎白·豪斯勒是美国工程非政府组织NGO-Build Change的创立者。她于去年抵达四川，为幸存者们建造抵抗地震的房屋。她表示，“政府反复对我们说，我们不要制造麻烦，不要让房主们把怒气”发向当局。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将信将疑，特别是这类海外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曾为推翻前南斯拉夫、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政府的运动提供贷款。
然而，地震的后果已经显示出非政府组织对地方当局多么有用。“当人民解放军和志愿者们离开之后，政府才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必要性。面对需要，他们可以迅速作出反应，筹措资金，并拿出计划”，韩表示。
目前有超过一百个中外非政府组织正在修建住房、抚慰幸存者、重建卫生系统，并承担上千项其它需要他们来做的项目。
“政府欢迎这类帮助，因为他们有资金和材料，但缺乏人手”，田军（音），位于成都的5/12非政府组织协调平台创始人表示。
Build Change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经过对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三到四个月的严密关注之后，图门——豪斯勒女士生活这个小镇的共产党书记上个月向她请求帮助。
当Build Change雇佣的十二个工程师讲解、指导和检查抗震建筑时，这位书记一直在观察。而他手头只有两个可用的人手。如今，他希望Build Change出租给他另外二十多名雇员，以监管9700所新住房的建设。
“当政府缺乏缺乏信心时......他们想要了解真相，但不会在做事之前干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温先生说。
多恩先生表示，他已经发现四川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并且他们给我们非常广泛的操作空间”，他说。“我们没有任何麻烦”。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局会让非政府组织更容易在政府部门中注册，以获得合法的认可；这些组织停留在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令他们很容易遭受官方压力的损害。
在中央政府重建四川的计划中，菲政府组织也没有被授予任何重要的角色。尽管“越来越多的官员认可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但似乎他们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彻底承认”，在北京训练志愿者的翟燕（音）表示。
尽管如此，局部认可也标志着中国初生的公民社会组织已经前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翟女士表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愿意加入社会网络，因为非政府组织的价值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并为个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或许，就像那位年轻的王姓母亲所言，“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我只能帮他们做一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