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15次缔约国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国会议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这将是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前最后的一块垫脚石，意在解决后京都时代一揽子棘手争议：包括中国是否会被纳入负有减排责任的国家系列以及备受瞩目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去留。之后，我们或者在 “京都时代”所奠定的碳交易市场中继续践行，或者在这份精神遗产之上，另起炉灶。
清洁发展机制和碳交易市场存在的事实前提是：不管温室气体是美国排放的还是中国排放的，最终的接纳者都是地球大气层；其次，无论是欧洲做减排还是印度做减排，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人类应该把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安排在减排成本最低的地方。由此。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或者私人经济实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并据此获得“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工业化国家可以用所获得的CERs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清洁发展机制由联合国负责运营，世界银行负责管理。简单说来，其工作原理如下：一家欧盟的企业在2007年被允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20吨，但预计最终将会超标。在欧洲，减少一吨二氧化碳要花费50欧元。然而，以较小的成本资助一个中国企业建立风力发电项目以替代燃煤发电，使得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数量减少，便可以获得相应的排放额度。清洁发展机制给予双方企业以切实的激励，中国企业获得了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实施所需的技术和人员培训，这些经验能够被用于更多的清洁能源项目。
针对清洁发展机制的争议可归结为不同的层次。根上的问题仍是一部分人对利用市场机制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存在疑虑。在拉美国家的左派中，这种情绪尤为明显。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而造成的气候变化已经被视作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市场失灵，为何仍要运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气候问题？此种争议往往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次，但除此之外，反对者在全盘否定清洁发展机制之外，也拿不出可行性的解决办法。
去年12月份，支持碳交易的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遭到一些环保组织的抗议，领头的抗议者瑞秋·斯默克（Rachel Smolker）博士是美国环保协会创始人的女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事件点出了在气候变化中抵抗力最低的三个群体：孩子，女性和穷人。
抗议者将协会总部的办公室家居进行了重新摆放，以说明建立碳交易市场就好像“在泰坦尼克号上重新摆放了一下躺椅”。斯默克表示市场的方法已经“彻底地减排失败”，却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利益。
争议往往来自于利益分配不公或者某个群体被剥夺。对于非政府组织（NGO）而言，现行的清洁发展机制有可能侵害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悲观的人坚持取缔，每年600亿美元的碳交易市场会驱使企业利用各种制度漏洞赚取利润。乐观的人则认为一旦NGO能够发动民众，共同参与到清洁发展机制中来，将是目前看来最有效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手段。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企业已成为一个比政府影响范围更广、也更有行动力的群体。清洁发展机制使得企业能够直接参与减排而非迫于抗议者的压力，仅此一点即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我们并不能要求企业抱着拯救地球的目的投入到清洁发展机制中去，逐利而生是企业的本性。清洁发展机制需要作出修改的地方在于鼓励NGO和个人的加入，以增加更多基于当地社区自身发展需要的项目。
英国皇家艺术、制造与商业促进会（RSA）通过“限碳”项目来探索个人交易机制的工作方式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为了把减排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英国各地涌现出大约20个“碳配给行动团体”（CRAGs），并开始形成一个网络。
除了个人碳交易之外，NGO参与清洁发展机制不仅在于为市场行为注入社会和环境底线的考量，尚有一个关键优势在于这些组织对本地社区发展的了解和责任心。现下的一些碳交易项目通过大面积植树来减少碳排放，例如在中国的草原地区实行草改林，事实上草原的碳吸存能力强于森林，此举在破坏原生态地貌的同时，间接加剧了碳排放。
类似的事件在危地马拉也发生过。美国的一家发电厂原本计划让4万户小型农户种5000万棵树，预计可吸收1000多万吨碳，然而最终吸收的碳量不及100万吨。项目失败的原因在于完全脱离了社区的利益考量。当地农民过于贫困，也不拥有林地所有权，没有驱动力去植树。整个项目又由当地林务部门推动，不允许农民发展林下经济，造成了农民和政府部门的冲突。执行项目的NGO原本在当地进行了成功的农业推广，但后来被迫将原有的财务与人力转移到碳补偿计划，甚至花更多钱付给碳计划顾问团队。
这些案例凸显了完全依赖市场机制的弊端。缺乏基于当地社区发展的考虑是目前这一套制度架构的必然产物，并没有任何能代表当地社区的利益团体可以在清洁发展机制中获得表达自身诉求的途径，个人以及NGO参与清洁发展机制将是未来可行的努力方向之一。
（作者为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