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社会惟一的权力中心，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都可能成为不同层面的权力中心。随着澳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澳门民众关心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增强，社会组织数量增加很快，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本版我们力图突出报导重点NGO组织，探析NGO与政府协作方式，以及提供何种服务，取得怎样的成效，如何推动澳门社会发展。
记者 于 进
如果你有健康的兴趣爱好，如果你有良好的行为动机，如果你有完整的组织架构，如果你有健全的组织章程，如果你哪怕只有4个人的“量级”，那么OK,你依然可以向澳门基金会递交申请，经该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审核之后，你甚至可以获得每年8000澳门币的资金支持，从而成为全澳门4000多个社团组织中的一个。
把澳门称之为“社团社会”并不为过，而且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这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里，数量众多的社团成为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要件，这一模式渗透在澳门经济社会的各个环节里，沉淀着别具特色的社会秩序格局。社团文化有着她固有的历史土壤，更有着现实催生、滋养的核心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开头提到的澳门基金会。
澳门民国大马路6号，一栋典型的澳式风格的别致建筑里，记者拜访了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荣恪先生。如果不亲身实告，我们很难看出这位精力充沛的政协全国第七、八、九届委员，澳门政府行政成员已逾八旬。吴先生健壮、低调，但热情、务实。很少接受采访的他，愉快地把来自内地的媒体朋友带入了基金会工作介绍的语境。
吴荣恪主席介绍，澳门基金会成立于2001年7月，由原澳门基金会和原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合并组成，现设有三个机构：信托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监事会。“我们这个机构隶属于特别行政区政府，直接接受特别行政长官的领导”，吴荣恪先生说，澳门基金会的宗旨为促进、发展或研究文化、社会、经济、教育、科学、学术及慈善活动，以及旨在推广澳门的各项活动。
澳门基金会主要在澳门开展活动，并与从事与基金会宗旨相符活动的海内外机构进行交流及合作。就在本报采访报道团队赴澳门期间，澳门基金会援建四川青城山古建筑群落恢复重建项目，业已在都江堰市青城山建福宫开工。据报道，突入其来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使中国道教发祥地青城山遭受到巨大的破坏，经历千年历史的青城山古建筑群落受到严重损毁。一年前，澳门基金会与四川省正式签署协议，决定以近1.8亿元人民币援建青城山古建筑群落恢复重建。在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和各项审批手续全部就绪后，今年4月6日项目开工建设。
为社团社会“埋单”
记者在澳门实地采访期间深切地感受到，“社团参与度”是回归后当家作主的澳门居民非常在意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居民对政治自主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强烈诉求，被有力地融入了社团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态。无论是作为某种特有的文化支撑，还是社会管理形态，都需要有专门的机构为社团有效地配置资源，承担起组建社会结构、建立运行规章、保留公民价值观和区域文化等要素“埋单”。这个职能，被基金会当仁不让地承担下来。吴荣恪主席介绍，基金会的宗旨为促进、发展和研究文化、社会、经济、教育、科学、学术及慈善活动，包括旨在宣传澳门的活动。澳门科技、中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几乎都是一半来自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一半来自基金会的投入。如科普等公益性事业，除了基础设施建筑是由政府负担以外，展品、技术设备和软件供应等大笔开支费用，都由基金会投入。以澳门科技馆“新地标”为例，全部7~8亿澳门币的资金总预算中，基金会的投入就占到4.5亿。
据了解，目前澳门基金会拥有数十亿的资产，这么大的“家底”从何积攒而来？众所周知，博彩业旅游业在澳门经济中占有绝对强势的主导地位，其营业收入蔚为可观。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博彩公司每年须将行业毛利的1.6%计提交由澳门基金会统一管理，用于支付各个社团组织申请的项目资金批复使用。吴荣恪先生介绍，如果社团组织的申请单个项目额度在50万澳门币以下，将提交由7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共同讨论、审议批复。超过50万的，将直接报请特首裁定。整个基金使用的过程由监事会和相应的监管部门实施严格监管，确保每一笔资金使用到位，及时发挥最大效用。
记者在澳门基金会官网上看到的一份关于2008年度活动报告，详尽地对基金会2008年全年活动就资助的批给、支付及跟进等细节进行了总结。其中，“在2008年信托委员会共举行了5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共计99宗超过澳门币50万元的资助。行政委员会在2008年度举行了49次会议，共审议不超过澳门币50万元的资助申请761宗，经行使章程以及相关法律赋予之权限，批准了其中573宗资助申请，188宗未获批准。”“经执行获信托委员会批准之2008年活动计划，行政委员会还向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欧洲研究学会及完成第55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之本地车手分别发放资助。”记者看到，2008年度基金会资助批给金额总计为澳门币11.08亿元。
宽放、严管
吴荣恪以该年度为例，向记者讲述了在资助申请的内部管理方面的一些理念和做法。他说，在2008年，
为进一步强化与社团的联系和沟通工作，他们深入了解了所申请项目的详细情况，行政委员会透过资助申请暨跟进厅主动约见了有关申请者，或派人实地了解申请项目的情况，为行政委员会的审议提供更多数据。他说，这样做是要“和社团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合作关系，增进彼此的了解，尤其是让各社团了解基金会的资助申请手续和受资助后应履行的义务”。
对于批给后的跟进工作，基金会其实一直强调强化受资助项目的跟进以及监督资助款的应用，确保公共基金的合理使用。他介绍，对于受资助的大型项目及社会大众关注的项目，例如去年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项目及援助四川灾后重建等项目，基金会已设专人跟进、协助处理有关事宜，以确保配合行政委员会做好有关工作。
善治
其实与基金使用过程监管的“刚性”相比，基金批复使用权限范围还是相当“柔和”的。正如吴荣恪先生告诉记者的：“基金使用没有一个特别严苛、特别刚性的原则，而是根据澳门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的原则，就是对社会有利、对公众有利、对澳门有利，因此，少有市民批评声音，大家都很认同基金会的工作。”
吴荣恪主席感慨地说：“回归以来，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社会救济、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投放了大量的资源，每年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之前，每一位澳门市民都会拿到5000元的‘红包’，这就是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全民现金分享计划“。在这样一个全社会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时代里，愈加需要基金会与政府打好“左右手”的配合，作为政府财政预算的有益补充，减少了审批环节，提高了资金效率，共同完善对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机构领域的投入，从而拓展社会良性运转的巨大空间。
是的，回归十年来，澳门已经拥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区政府。新成立的特区政府以实现澳门人利益为执政根本，以《澳门基本法》制订与实施为契机，使得澳门居民享受到更富组织化、更具归属感的公民社会行为权。在吴荣恪主席的描述下，记者对所探访的澳门基金会运作模式有了更深的感悟――她所展现出来的开放度与透明性，不但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高公共政策社会化程度“善治”的生动写照，也是在“社团组织”这一框架下，澳门公民“利益诉求充分表达”与“社会建设充分参与”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