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老年人口看成经济发展的“成本”，“灰色社会”向一个“银色社会”转变时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缓慢且不可逆的老龄化浪潮，哪一个更可怕？
来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简称IMF)的统计数字。2009年6月，IMF计算了金融危机对20国集团经济的冲击，最终得出结论：G20在2008-2009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会因此出现8%左右的下滑。这是巨大的损失，但却仅仅是未来与老龄化浪潮相关支出的一个零头(不足10%)。IMF预测，到2050年，G20花费在养老金、健康和长期护理上的额外支出将是这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的9倍以上。
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全世界受老龄化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其他国家是“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则是“飞流直下三千尺”，转变的速度和剧烈程度前无古人。
早在1999年，中国就已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但十年来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与老龄化发展速度相比几可忽略不计。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依然难以消化如此迅速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诸多方面所形成的重大冲击。
“中国经济发展快速进程和随之而来的深入的社会变革，可以类比为一辆高速行驶的自行车，必须向前走，否则就会倒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简称CSIS)高级副研究员尼尔·豪表示。老龄化很可能成为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中国不能在大规模老龄化浪潮涌来前建好基本保障体系的话。
当然，老龄化带来的并非全是坏消息。根据经济学家弗郎克·莫迪格里安尼(Franco Modigliani)和理查德·布伦伯格(Richard Brumberg)关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比例下降、出售资产的比例上升会伴随人口老龄化而至，消费则得到大幅提振。这在美国“婴儿潮”一代、日本“团块世代”一代进入老龄化后已得到验证，现在开始轮到中国。
单纯把老年人口看成经济发展的“成本”，早就已经不合时宜。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最根本体现，“灰色社会”向一个“银色社会”转变时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引导和利用得当，老年人将健康、有活力且受人尊重，企业则可通过迎合当前和未来老龄人群的需要而获得利益，政府也能在克服公共养老和医疗体系面临压力的同时为公民提供老龄安全。
“长寿”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新增长引擎，并与健康、财富形成现代老龄社会新的铁三角。
然而，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公众迄今仍未做好应对老龄化浪潮的准备。中国并没有从战略层面建立一个应对老龄化浪潮的总体部署，也缺乏相应的中长期规划；企业基本没有考虑过伴随老龄化而来的用工、薪酬、福利和企业文化等一系列挑战，也并未对目前尚属稚嫩的老年产业投以必要的关注；公众老龄意识的缺位则更为严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党俊武甚至将其称为“要补的第一课”，因为任何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
在2007年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中国企业家》曾就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向与会企业发出过预警。在10月1日国际老人节到来之时，面对缓慢、不可逆且严重程度远超过这场经济危机的老龄化浪潮，如何重新发现“危中之机”？如何寻找中国“银元”(The silver dollar)？
国家战略：与时间赛跑
这5年赶上了，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时机就并不算晚。不过，这要取决于中国养老制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
未来看起来很“灰色”。中国将在30年内进入重度老龄化，而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用了100多年。
虽然中国拥有一个时间机会窗口(1990年-2032年)，该段时间内整个社会年龄结构的人口抚养比最低，是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构建老年社会福利体系不容错过的最佳时间点。但这个黄金期只有短短42年，其中19年已然浪费，中国只剩下23年的机会，时间紧迫、压力空前。
严峻的现实，让老龄化问题已经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加以考虑。“我们正在起草应对老龄化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大概的路线图，是宏观思路。此外，具体落实该战略的《中国老年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也正在制订中。”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党俊武告诉《中国企业家》。
决战关键五年
2015年、2020年和2050年，是中国老龄化进程中的三个关键时间点。
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5年耗尽，此后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将开始出现负增长。2020年则是中国进入重型老龄化的临界点，此后中国将开始长达30年的飞速老龄化，总人口也逐渐开始负增长。2050年之后，中国将进入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如此庞大的老龄人口，决定了未来90%以上的人都得选择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只能是补充。“在2015年之前，中国必须要建成基本的居家养老支撑体系。即使不能形成一个很繁荣的产业，也要从制度上实现最基本的保障。”中国老年学学会(GSC)理事、青松乐龄创始人王燕妮告诉《中国企业家》。
未来5年则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这5年是人口机会窗口中最好的时段，也是人口红利耗尽前最后的机会；另一方面，这5年是中国各省市全面进入老龄化的关键时期。
不仅如此，未来5年还是中国养老事业由福利时代向商业时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商业时代的到来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福利保障基础之上，中国国情决定了政府在应对老龄化时要承担比西方国家更大的责任。“能否完成消费文化的全面变革，避免未来经济陷入恶性循环，都取决于这关键的5年。”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方嘉珂表示。
“这5年赶上了，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时机就并不算晚。不过，这要取决于中国养老制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王燕妮说。
养老制度改革的长征
中国的养老制度确实千疮百孔。2009年8月，海南省文昌市老人余亚英每月只能领取3元养老金的新闻震惊了全国，但这并非孤例。这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尴尬时刻的一个缩影，并将随着大规模老龄化浪潮的席卷而来进一步恶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一个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而且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但在广大农村地区，正规的退休保护几乎不存。
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养老制度刚刚起步。尽管雇主发起的“企业年金”，可能会逐步变成退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它目前仅覆盖少数职工。
此外，在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基本养老制度有严重的结构问题，致使未来的退休保障体系建立在一个不牢靠的基础上。
如此脆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威胁着老年人，也增加了中国的社会甚至政治危机的风险。CSIS据此提出了一个“四步走”的方案：先构建一个普惠的保障底线，继而将基本养老制度无资金承担的成本社会化(即由中央政府承担该成本)，然后把目前的基本养老制度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个人账户制度，最后在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基础上扩大补充养老金覆盖率。
CSIS高级研究员理查德·杰克逊认为，做实的养老制度将成为经济发展和老龄化挑战这两个未来中国最大挑战交汇的原点。
“危机亦良机”
中国已经步入一个十字路口，能否成功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国际地位。一切都在动荡变化之时，往往是变革更容易落实之日，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言：“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危机亦良机)，中国虽然压力重重，但也机会多多。
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为应对老龄化奠定了坚实的宏观经济基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举世界第三、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如此强大的中央财政能力既能为防贫底线筹资，也能让养老保险中无资金准备的负债社会化。
中国在制度方面的长足进步，让改革更加可行。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建立一个全民的养老金制度，还承认了做实的退休储蓄的决定性优势。它已经开始做实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空账户，建立了全国养老金储备基金，为雇主发起的企业年金的补充制度奠定了基础。新医改也开始启动，产权及资本市场的监管也不断在强化，许多阻拦做实养老金制度的障碍已经被清除。
老年人购买力水平的相对提高，则为中国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与此同时，中国老年人正在逐步抛弃“重积蓄、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花钱买健康，花钱买潇洒正成为一部分现代老人的时尚追求。此外，随着家庭结构的嬗变，现代普通家庭的养老功能也在日益退化。老年人对社会化市场化的依赖性的逐步增强有可能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中国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黄金机遇，但正如党俊武所说：“中国要补的第一课是在意识上，必须从现在开始，在全社会建立起应对老龄化的意识。”
正视“银发文化”
一场“银发文化”冲击波正在酝酿，它将覆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
尽管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但由于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带来的冲击空前强烈。有些改变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甚至可用匪夷所思来形容。
“银发文化”1：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
一直以来，老龄化都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但近年来学术界已逐步达成另一种共识：单纯把老年人口看成经济发展“成本”的做法早已过时，从另一种视角着眼，老龄化也可能创造“长寿红利”。
世界卫生组织《探索老龄化的神话》的报告指出：当前流行的老年人对社会经济无所贡献的观念，很大程度是因为只计算了有收入的显性就业。在大量无收入的“岗位”上，如农业、家庭照料、志愿者等等，老年人做出的贡献被无意识的忽略和低估了。
在美国，有300万65岁以上的志愿者从事教育和社区服务等工作。除此之外，欧美等地还有专门的退休专家组织，动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社会服务。而中国非农职业每年大约有300万人退休，组织或老年人自组织参与社会志愿服务，使其专业技能和人生智慧更好得到传承，无疑将是社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如果说中国老年志愿者还是有待开发的领域，那么老年人对家庭提供各种服务(如照顾孙子等等)，为子女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隐性红利”。而且中国当代的老年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的，总体来说对社会看法积极正面，能吃苦耐劳，有强烈的贡献社会和能力释放的意愿，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有这么一批人迈入老龄化阶段，是中国的福气。”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可以将这看成一种“精神红利”。
在中国，老年劳动者似乎没有太大的空间。农村老年人参与劳动的比率相对较高：在60-64岁的男性中比率为76%，在高于65岁的男性中比率为38%。但在城市老年人口中，该比率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说还很低，60-64岁的男性中仅34%工作，超过65岁的男性中只有13%还在工作。
这种情形部分是由国企改制造成的。过去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提前退休浪潮，国有企业男职工50岁下岗，女职工40岁下岗(所谓的40-50现象)。但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削弱着老年人的赚钱能力。一方面，以往能经常雇佣老年人的低收入的农业和服务业在收缩；另一方面，劳动力技能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随着老年劳动者的数量的不断增加，就业的困难将更加明显。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该局面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科锐国际业务总监刘峰告诉《中国企业家》，老龄化会给企业管理、薪酬甚至企业文化带来冲击，特别是在用工习惯上。“中国企业目前的用工是一种挥霍性消费，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企业在用工方面会更切合实际，退休返聘也将蔚然成风。”刘峰说。
但“长寿红利”真要落实，必须要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之上，而且还有赖于应对老龄化意识在公众层面的进一步普及。目前，长寿红利的梦想尚未照进老龄化的现实。
“银发文化”2：“老”的新定义
老年人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从人口统计学考虑，老年人是指60或65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是最老的老人，据联合国相关统计，预计在未来50年内，8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将增加至五倍以上。此外，预计百岁或以上的老人数目将增加13倍。社会需要区别对待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60岁与100岁相提并论显然荒唐。
老年人的家庭角色也随之变化，在100岁爷爷家里，60岁老人就是孙子辈。再也无法只用祖父母来定义老年人的家庭身份。
老年队伍的壮大也使老年人无法被简单定义为离退休人员或体弱多病者。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个体差异，使老年人的社会、经济、文化角色千差万别，以至于难以轻易加以分类或界定。
老龄化改变了代际关系。家庭内，虽然四世同堂的家庭今天并不鲜见，但核心家庭越来越取代传统大家庭的居住习惯，越来越多人独立生活于传统的家庭网之外，生活不再像曾经那样以辈分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孝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调查显示老人的家庭权威性角色也正在弱化。
在社会上，老龄化可能带来社会资源在各年龄组的重新分配。老龄化将导致全社会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50年，发达国家养老财政支出将占到GDP的10%甚至更多。甚至有媒体提出“年龄战争”的概念，来描述老人与年轻人在社会再分配、工作机会、商业等方面的竞争。在中国，老年人该不该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出行，也一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银发文化”3：古老哲学的微笑？
另一个好消息是，注重家庭价值和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应对老龄化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依靠。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机构养老不仅成本高昂，与其他养老方式相比，进入养老机构的老人健康水平和存活比例也均有下降。
在财政压力和居住意愿的双重压力下，各国都在回归以居家养老为主流的发展模式，提出了由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家庭支持、保险系统补充的综合应对策略，试图通过发展专业的长期照料体系，尽可能延长老年人居家和健康生活的时间，从而缓解国家财政压力，为创新解决方案营造空间。
200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的意见》，指明了中国老龄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党俊武介绍说，老龄委的研究表明85%以上的老年人希望居家养老，选择机构养老的只占6%-8%左右。“这与中国鼓励孝道的传统文化有关，赡养老人被视为家庭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将是我们应对老龄化的有力武器。”
但在老龄化浪潮席卷之前，中国传统的家庭赡养网络已开始大幅弱化。中国政府现在鼓励农村家庭签署的“家庭赡养协议”，明确规定老年家庭成员如何得到照顾。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地已签订了超过1300万份这样的协议。同时，越来越多的父母诉诸法庭来维护他们的权益。2005年，北京市法庭接受了超过2000起由农村老人发起的诉讼，起诉他们到城市打工的孩子不履行孝道。
“孝文化的伦理观，体现为老人在家庭中作为知识、财富、权威和祖宗的象征地位，子女对父母绝对顺从，是一种报恩型价值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姚远告诉《中国企业家》。但计划生育带来的子女数目锐减，以及家庭小型化趋势的蔚然成风，正在瓦解孝文化的社会基础。零点调查公司2005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显示：如今能够征求老人意见并听取意见的晚辈，仅四成左右，老人的家庭权威性角色正在弱化。
如何有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应对老龄化，已引起政府的重视和思考。而且，“长远来看，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必然会有大的调整，届时也许会迎来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的高潮。”王燕妮说。
但这取决于是否有坚实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做基础。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到满足，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会在老龄化的环境下全面复兴，甚至还会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向全世界输出。中国也将向全世界揭示出一条应对老龄化危机的全新思路，贡献出自己独特的宝贵经验。
发现中国“银元”
3亿老年人能否成为中国最大的消费人群？我们能否迎来一个遍地“银元”的商业黄金期？
“夕阳人群”也是“朝阳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中老年人所占比例较大时，社会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逐步逼近中国的老龄化浪潮，同样也意味着“不尽银元滚滚来”的美妙前景。
许多发达国家已开始迎接“银发经济”的到来。在美国，“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7700多万名婴儿正逐步步入花甲之年。这个世代占美国所有家庭的42%，控制美国50%的消费者开支，一年总额超过两兆美元。他们可望比以前的任何世代更长寿，又乐于使用科技产品，引得无数厂家都纷纷制订新计划，推出新产品，以抢占这一市场。日本则走得更远，1960年代中期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团块世代”已然退休，有望为日本带来15.3万亿日元的经济效应，日本企业目前已积累了傲视全球的服务老年消费者的经验。
类似局面一定会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是现在。“银发经济”在中国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春天迟迟没有到来。原因很简单，中国老年产业尚处在“尿布时代”。
从铜矿到金矿
“消费能力不足是中国老年产业发展不起来的最根本原因。”在调研中，成美营销顾问公司总经理耿一诚告诉《中国企业家》，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有上亿老年人口，但这批人主要出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消费能力有限，消费习惯保守，而且观念比较传统，有钱还是想留给子女。“中国老年产业现在是铜矿，开采难、获利少，而中国现在遍地是黄金，因此很少有企业有意愿、有动力去做。”
这得到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的肯定。由于老年产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是由于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了国民经济中一个新兴产业，基本覆盖了第一、二、三产业，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性。即便在学术界，有关老年产业的性质究竟是盈利还是福利，抑或兼而有之，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参见图1)
“不过，5年后铜矿会慢慢变成金矿。”耿一诚认为，随着建国后第二个生育高峰(1960年代-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逐渐步入老年，中国老年产业将发生质的改变。这群人是当前社会的中流砥柱，有钱也有话语权，消费观念比起父辈也更为超前。届时中国市场捡钱时代也差不多结束了，老年市场将发展成真正的黄金产业。“我估计，这个高潮将出现在2020年前后。”
老龄委提供的一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2005年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总量约为6000亿元，2010年将超过10000亿元，而当前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总价值却不足1000亿元，老龄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也隐藏着巨大的商机。
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注意到中国老年产业中隐藏的某些商机，但较少上升到战略层面。IBM中国研究院资深经理潘越坦言，很多跨国公司储备了大量与老年产业相关的产品和技术，但多处于研究阶段，离商业化本身还有一段距离。“现在还没有到启动的时候，企业都在等这个市场爆发。”潘越说。
联想这样的本土企业，甚至早在2000年就开始关注这一市场。2001年，联想推出了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天乐系列老年电脑，具有全屏触摸式、屏幕手写板以及家电化设计三大特性。但由于市场发展不到位，产品本身的适老性也有问题，因此并没有获得成功。
欧洲老年科技平台的模式，值得中国在考虑鼓励和扶持老龄产业方面进行思考和借鉴。它由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相关的老龄基金会支持，引入各种中小型高科技和服务企业进驻开发，对智能技术养老应用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
此外，老年用品商店也逐渐红火起来。虽然早在1990年代，央视《夕阳红》栏目就开始了老年连锁用品商店的探索，一度遍布全国，最终折戟沉沙。但十年之后，专业的老年用品连锁商店又开始在国内萌芽。
但中国“银元”并不好挣，同是一头银发，老年生活的色彩却各不相同。有些老人在70岁时可能身体很虚弱生活在养老院里，有些则可能还精力充沛的返聘入企业工作。五花八门的需求本就让产品销售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何况产品的适老化远远不够。
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投资引导上不够成熟。轮椅是最典型的例子，一方面，轮椅是各种捐助的重要主角，另一方面，轮椅厂也是雨后春笋，以至于现在200元就可买到一个轮椅。这并不是因为在中国轮椅有巨大的需求量，畸形繁荣仅仅因为它免税。
陆杰华认为，老年产业必须走向盈利时代，也必然走向企业化运作，但政府应当对其做出更具倾向性的政策扶持，否则铜矿向金矿转化的速度将被大大延缓。同样，这是发展老龄产业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养老产业的十字路口
最早看见商业曙光的，是中国的养老产业，这也是中国现在供需矛盾最为紧张的领域之一。党俊武甚至认为，当前所讲的“居家养老为主体，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提法存在问题，降低了中国发展机构养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中国所需要的养老床位，如果一字排开的话，能绕赤道19圈半，等于三个印度的国土面积。这么大的需求量，怎能仅仅将其视为补充呢？”党俊武称，中国目前的养老服务设施总床位仅占老年人口的0.8%，大大低于经济发达国家5%的水平，虽然近年来民办养老设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存在巨大缺口的，还有与之相关的社会服务业。统计数据显示：一名专业护理人员可以同时照顾30位70-75岁的老人，但只能照顾9位80-85岁的老人。至于85岁以上的老人，更是平均每4人就需要一位专业护理员。从现在前瞻性的看未来，中国将需要800万-1000万专业护理人员，而目前拥有正式的养老护理职业证书的人不过30多万，差距相当惊人。这不但是一个诞生中的全新产业，也必将导致相应的教育培训市场的火爆。
在调研中，不少公司认为，当前政策远远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发展，对养老产业的发展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阻碍。
除了这些非营利性的机构，不少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开始试水养老产业(参见图2)。老年公寓、老年社区等理念开始在房地产界流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开发类型越来越多样化、运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并且逐渐开始产业化，是进军该产业的房地产开发商几个最明显的趋势。”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策划总监刘葳告诉《中国企业家》。
但做一个养老项目比商业地产投资回报期还长，刘葳甚至认为“不要期待十年内有什么特别高的回报”。较早进军该领域的乐成集团也坦言，国内目前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在该领域取得成功的房地产企业。
政府在养老产业的界定上的不明晰加剧了商业化和盈利的困难。调研中发现，中国政府虽然在鼓励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但约束很多，比如必须要找到一个跟政府相关的上级单位主管等，这就很难吸引到资金和人才。而相应的税收政策也自相矛盾，虽然养老产业享有一些税收优惠，但非营利机构本身对税收优惠并没有什么很迫切的需要。
这不但导致了各种打着慈善旗号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现象的出现，也伤害了有心做大养老产业的企业和机构。养老产业已经走在非营利时代向商业时代转折的十字路口，政策导向已到了必须明确的时刻。
“政府应该给进入养老产业的机构一个明确的身份，同时要给出相应的可落实的鼓励条件。”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詹泳说。
走出“尿布时代”
“中国老年产业正处于‘尿布时代’，”王燕妮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有长大的希望，但光靠自己是不行，没有父母的照料就可能夭折，或者因为后天营养不良而发育缓慢。政府要承担起父母的职责，推动传统上认为是属于社会福利的部分将走向产业化、民营化和市场化。”
方嘉珂赞同该观点，认为中国国情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比发达国家更大的责任。但他强调，在父母没有多余时间照顾孩子的时候，找一个得力的保姆就是必须的事情了。
这个保姆就是非营利性质的各种NGO组织。它是独立于企业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既适应老年产业具有福利和盈利双重性的特点，也是中国老年产业由非营利时代向商业时代转型时不可或缺的力量。
换言之，时代呼唤中国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崛起。
不少西方国家都经历过从福利模式到商业模式的过程，以德国为例，在原有的社会保障基础上，德国在2003年通过了一部新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型养老机构都要实行公司化登记。这值得中国借鉴，但一个前提是，企业以赚取利润为天职，不能对其有太多苛求，而德国有强大NGO组织进行监督，遏制住了出现商业化搞乱养老体系的情况。
“政府应该把注意力转到扶持第三方力量上面，同时要加强监管，避免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出现。”方嘉珂说。
中国老年产业走出“尿布时代”的另一个引爆点是商业模式的突破。比如，“以房养老”模式。
“以房养老”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住房养老财务证券化的模式，又称住房反抵押贷款或“倒按揭”，是指房屋产权拥有者，把自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者在综合评估借款人年龄、生命期望值以及预计房主去世时房产的价值等因素后，在一定的年限内，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现金，房主继续获得居住权。直到房主去世后，将房产进行出售，所得款项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其升值部分亦归抵押权人所有。
该模式起源于荷兰，而发展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则是美国和新加坡。中国存在大量“住房富人，现金穷人”，如果该模式能在中国实现，将会极大的提升中国老年人群的消费能力，同时激活金融保险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认为，“保守估计，这将是一个十万亿的大市场。”尽管国内还没有企业去做这种针对老年人的金融产品，但相应的研究已经展开多年，一些保险厂商已经与国外合作，正试探性的设计和推出相应的产品。这一模式一旦成功，所拉动的消费将是惊人的，并将产生一连串连锁反应。
当然，“以房养老”的运行必然会面临各种挑战，比如政策监管问题、房屋的70年产权问题、升值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买房传子等。
3亿老年人能否成为中国最大的消费人群？我们能否迎来一个遍地“银元”的商业黄金期？
本次调研，除了文中具名机构及个人，还得到了如下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一并致谢：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Frost & Sullivan咨询公司，信诚人寿，科锐国际，奥美公关等
马三立老年公寓变形记
马三立老年公寓，曾经是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的标志性建筑。它高达11层，紧邻天津站，占地8000多平方米。但现在这个名字已然成为历史，早在2006年，楼前就已悬挂起“如家快捷酒店”的招牌。
它源于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一个想法，身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的马老在1995年提出一份议案，呼吁热心公益的企业家为赡养老人出一份力，并公开宣称：“谁愿意建一个老年公寓，可以无偿使用我的名字，我支持。”
该提案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天津企业家高文光的注意。不久，他与马三立达成协议，高文光投资4000万建设一家老年公寓，马老则无偿捐献出自己的名字。在政府政策、土地和手续方面一路绿灯的情况下，1997年，一栋11层的大楼拔地而起，马三立老年公寓的牌子正式挂出，高文光担任法人，马三立之子马志良则出任该老年公寓的总经理。
但随后发生的一切，让政府、企业和马三立父子本人都尴尬不已。
“打从开业那天起，一直到停业也没有收进多少老人，最多的时候住进了6个人，然后就停滞不前了。”某养老业资深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那是1990年代，入住的价格每人每月超过3000元，还不包括护理。即使是现在，天津条件最好的养老院，收费也远不到这个程度。”
这必然促使老年公寓的性质产生质变。大楼建成后不久，文光集团便整体迁入其中，占据了最高的两层楼，紧接着，一层层的房间相继被挪作他用，或用于商业出租。
两年后，马志良被迫离开。马三立父子又投资在天津东丽区重又建了个马三立老人园。但马三立老年公寓的牌子此后仍挂了好几年，直到2006年，文光集团把大厦底下九层全部租给了如家快捷酒店之后，马三立老年公寓才正式寿终正寝。
对于马三立老年公寓的失败，马志良认为，其运营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过于高端，远远脱离了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养老意识。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最初的高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人有意为之，其实质是打着福利性的老年公寓之名行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之实。
这一事件也让政府感到尴尬，作为前车之鉴，政府此后对该类审批极为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