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乐施会中国部总监廖洪涛参加了香港乐施会“毅行者”活动，花了30多个小时走了100公里。
“毅行者Trailwalker”（全名‘乐施毅行者’）是香港规模最大的远足筹款活动。作为近年主办方的乐施会，可以借此项活动筹集数以千万元（港币）的善款。而作为参加活动的香港市民以及海外选手来说，能在48小时内完成100公里、跨越多座高山的麦理浩径全程，是一项难度颇大的任务，更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
“毅行者四人组成一队，总共1000个队伍，包括志愿者在内，每年香港有10万市民直接或间接参与毅行者活动。”廖洪涛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参加毅行者每人最基本要交1000元港币的报名费，而且规定每个队要筹到6500元港币最低限额的善款。
“一般都超过这个额度，2007年总筹款额超过2700万元（港币）。”廖洪涛说。
95%的善款来自普通市民
2008年，香港乐施会筹善款达到3亿港币。“我们平时筹集的善款就有2亿（港币），去年因为四川汶川大地震，大概增加了1.5亿。”
香港乐施会95%的善款来自香港市民的捐赠。廖洪涛说，在香港，平均每月有11万人捐款给乐施会，每个人平均捐赠90元港币，那么每个月就有1000万的捐款进入到乐施会，一年就有1亿多港币。毅行者一年一次的筹款额度大约为2000万港币到3000万港币。另外，如果有突发灾害，市民捐赠会更多。
香港特区政府有专门的救灾资金，乐施会也向政府申请，但是占的比例较少，企业占了一定的比例。“还有别的国家乐施会捐给香港乐施会的，这个资金比例占了5%。”廖洪涛说。
香港乐施会每年向内地拨付1.5亿港币善款，大概占筹款总数的40%。廖洪涛说，“还有40%的资金用在海外扶贫和救灾，剩下10%多的资金留在香港本地，做本地的项目，这是我们总体资金的安排，如有大灾难，比如海啸、地震等，那么就会按需求的100%进行捐赠。”
由于双重管理体制，乐施会在中国没有登记注册。“主管单位比较难找到。”廖洪涛说，“在法律注册上，这是一个障碍，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对于乐施会内部来说，乐施会发展历史虽然很长，但员工能力、内部监管都有改善的空间，内外都有空间进一步改善，我们不能坐等法律法规完善，我们是一边干活一边完善。”
乐施会于1991年正式进入大陆，与各地政府部门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乐施会与国务院扶贫办、西南的民政系统、民促会等一些部门合作，由于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得乐施会在云南有银行账号，并特许不用收取税费。”
扶贫难度越来越大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有的慈善机构关注灾区的校舍中间，有的慈善机构关注灾区民众心理救援，但是，乐施会却选择了一个最贫困的地方、资源最缺乏的地方进行救援。
“定位贫困农村，边远山区的农村，是因为这些地方脱贫的挑战更大，而消除贫困是我们机构的使命，所以选择最贫困的群体。
进入大陆后，乐施会先后在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陕西等地开展农村发展项目，建设小基建、道路、水利设施等。其次是发展生计项目，如种养殖业，增加粮食，解决温饱。
廖洪涛说，早些年，国家贫困面比较广，很容易找到扶贫点，也容易做工作。“而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偏远的地方，扶贫的难度很大。”
“比如，以前你几万块钱就可以修好一条路，而现在社会资源很多，容易修的路都修了，那么剩下的边远山区，只有十几户人家住在那个地方，以前花上十万元、八万元现在可能花要一百万修通山路。”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多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做扶贫与在农村做扶贫完全不一样，如何帮助他们融入城市，解决城市农民工福利、权利问题是个难题。”这给乐施会的扶贫工作带来新的难题和挑战，原有的工作方法需要转变和完善。“农村的空心化，使得原来在农村做扶贫的方法没法用，比如原来农民可以投工投劳，现在农村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那么做项目时让他们投入劳动力是很困难的，而且自我管理也有问题。”廖洪涛说。
所以，廖洪涛说，经济越发展，农村的扶贫的力度越大，“我们必须经常调整扶贫的目标、策略、方法，每两三年进行一次评估和调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乐施会在开发项目之前，首先评估这个地区的贫困程度，如果不在最贫困的，那么就会挑选更贫困的地区。“还要看看这个社区对未来的发展意愿强不强，愿意不愿意输入资金，有没有脱贫的意愿，我们会选择能投入自己能力和资源的社区。
参与式扶贫
乐施会在开展项目的过程中，强调与被资助者参与式互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不能让他们养成依赖的习惯，被帮助的人应该提高自己的能力，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不是乐施会输血，而是要自己造血才行，所谓助人自助。”廖洪涛说。
灾后重建工作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工作，授人以渔、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于引导灾民自力更生、恢复生产生活都有积极作用。乐施会在帮助重建的过程中，注重发挥受灾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提高其应对灾害的自我管理能力，避免加重灾区对外来援助的依赖性。
以彭州项目点为例，乐施会与成都市妇联合作，一起开展了“贫困母亲爱心互助生猪养殖”项目，项目重点是关注灾区的贫困母亲，资助她们仔猪和饲料，开展养猪知识培训，并协助她们从生猪销售款中拿出部分资金来资助下一批贫困母亲，让爱心在社区传递，从而帮助社区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与政府积极合作
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NGO组织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乐施会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些突破。在今年1月20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及国务院扶贫办外资扶贫中心与乐施会签订《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合作框架协议》，成为中央政府层面认可的从事地震灾后重建的第一家境外NGO合作伙伴。
“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是很好的互动过程，首先规模上的推广，其次是相互学习和交流。”廖洪涛说，“可以传达乐施会参与式扶贫手法，或者关注弱势群体，了解机构的理念，在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等方面更好的采取群众参与的方式。”
对于政府部门，“我们开诚布公，把自己的工作理念、资金来源与政府沟通，加强彼此的了解，特别是项目合作，我们会一起来讨论合作、实施、监督，将政府部门作为开展项目的主体，我们协助。”廖洪涛说，“我们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和宗教背景，并把工作成效通过媒体传递出去。”
以与国务院扶贫办合作为例，“乐施会的捐款弥补了贫困地区资金不足的问题。乐施会作为国际机构，强调参与式扶贫，强调弱势群体参与。同时，还将中国的脱贫经验向海外推广，乐施会也是个很好的平台。”
当然，有合作肯定会有摩擦。“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对乐施会的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灾后重建我们换了不同的地方，有的刚刚熟识了、默契了，却到要离开的时候了，要在另一个地方重建互信，这是需要时间的。”
由于乐施会项目管理严格，财务管理、审计、项目评估等乐施会会翻来覆去评审，政府部门会觉得苛刻，过于繁琐，“他们会叫我们‘啰嗦会’，”廖洪涛笑谈。“同样一个100万的项目，也许别的机构很快就批了，但乐施会就反复去审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