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应该是绿色事业的NGO在中国尚处在灰色地带，总有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网罩住了NGO的发展，艰难生存的中国草根NGO只能尝试曲线破围。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当天，正是3月5日“雷锋纪念日”。全国政协委员刘江龙就提交了提案，建议为“雷锋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此之外，“两会”期间，关于志愿者和NGO(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寥寥，观点大爆发的“两会”上，NGO仍然是个被冷落的话题。NGO，“难搞哦”。正如乐美真委员在《建立志愿者激励机制缓解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发言材料的最后提到的——“改善NGO发展的法制环境，发挥NGO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相关法律与政策缺失所带来的民间组织注册难已持续多年，这不仅造成许多民间NGO法律上的尴尬，也使得它们在发挥作用上受到局限。
原本应该是绿色事业的NGO在中国尚处在灰色地带，总有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网罩住了NGO的发展，艰难生存的中国草根NGO只能尝试曲线破围。
去年的汶川大地震给了NGO一个操练场和正面表现的舞台。种种迹象表明，在法律地位没有解决之前，草根NGO可能利用种种变通，在政企间赢得新的生存空间。而相关主管部门的态度，亦借由大地震的特殊情境有所松动。
在中国民众心目中，NGO和NPO(非营利组织)就是专门“学雷锋”的。然而，草根NGO英雄的生存之路是一段长征，远比3月5日上街给人剃个头复杂得多。
其实不差钱？
“钱，绝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说出徐永光这句话需要相当大的气魄和地位。此时，淡黄色的落日余晖正好可以洒进徐永光的办公室，窗口外不远，是北京东三环的车流。千里之外的成都，何磊未必像徐永光这么想，对他来说，钱永远是紧张的。
徐永光是何磊的“财神”。
徐永光已经60岁，面容白净富态，这个前团中央组织部长和希望工程的原操盘手现在专职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工作。南都公益基金会是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1亿元人民币全部来自其冠名的民营企业。这个基金会专注于支持民间公益，像何磊这样的草根NGO可以向南都基金申请资助。何磊身材瘦高，他是一个叫野草文化的环保NGO的全职负责人。“南都基金还没给过我们资助，不过，徐老师已经答应过给我们钱了。”即使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也得为钱愁。何磊也觉得自己的NGO不该为筹钱所累，应该专注于环保理念的宣传，但是没有钱的话，谈什么宣传环保。
现实是，没有钱。
“你说像徐老师这样全力支持草根NGO的基金会国内有几个？南都基金又能有多少钱呢？能支持几个NGO？”何磊说，2008年，野草的经费60%来自基金会赞助，另外40%是通过策划项目赚来的。小小的野草也有10个专职人员，他们在成都386个社区中的140个建立了环保辅导站。
要成为野草团队的一员绝对不能有房贷，“有房贷的我们也不要，因为房奴的生活不自由，我们向往自由的生活”。事实上，在野草工作不可能还上房贷。2006年一年，野草所有人拿的是“承诺工资”，一个承诺的数字，但一分钱也不发。2007年，发下了50%的象征性工资。2008年，野草实现了全额发工资，“算成都市民工资的中下等水平”。何磊说，即使这样，加入野草的成员从来没有人半途退出过，他们都在靠过去工作的积蓄生活。何磊自己曾经是一名记者，2004年初创办野草，当年年底就从最后供职的媒体——一本叫《世界环境》的杂志辞职专职干NGO。
何磊希望在2009年能把来自基金会的资金比例再降一降，原因很简单，这个募资渠道不靠谱。为此，何磊的团队决定卖菜赚钱。他们联系了菜农，又组织了市民团购，把乡下的绿色蔬菜卖到城里去。
何磊对卖菜生意抱有很大希望，如果不能先解决生计，他的NGO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景。但何磊也说:“如果我在美国，绝不可能去卖菜赚钱，肯定专心宣传环保理念。”
何磊向往的“基金会专心散财，NGO专心花钱办事”的模式在是很多西方国家成型的公益事业产业链，包括香港地区也是这样。
在徐永光看来，这样一条产业链在我国还差很多环节。像中华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这样的“体制内公募基金会”募集了90%以上的捐款，却没有能力把善款分拨给NGO去使用。体制外的非公募基金会则少之又少。另外，中国NGO自身的能力也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官到民是一个方向。”徐永光说，我国有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都有官方背景。官办慈善的运作方式更接近政府部门，很多从业人员是从政府出来的，有的还是退休干部，缺乏专业人才。而非官办的基金会不向公众劝募，有比较固定的捐赠人，实行企业化治理，项目收益、成本控制和公开透明是其长处。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非公募基金会近年起步已经是我国公益事业的突破，其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松动，2004年3月，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200万元人民币成为非公募基金会的最低门槛。
回到徐永光“不差钱”的论断，他认为，至少有三个问题比钱更重要，这些问题解决了，钱就不会成为麻烦。
其一是登记。我国民间组织管理采取双重管理体制，一个民间组织先要获得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然后再到民政部门去登记。难就难在民间组织找不到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担保”。原因很简单:谁接收谁就得承担责任。
其二是缺人。慈善机构缺乏职业化的人力资源储备，需要培养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并用良好的薪水吸引优秀人才加入这个行业，这样才能提高慈善的效率。
其三是NGO自身治理。NGO的普遍问题是缺乏独立性，民间基金会大都是企业的“皮包基金会”，大都没有建立起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结构。NGO的理事会和企业的董事会类似，“官办慈善机构中，理事会是摆设，政府是老大，执行层强势”。在官办和民间基金会都做过负责人的徐永光说。
“资源其实不是问题。”徐永光又说了一遍。
企业——NGO——政府
华威廉是个可爱的美国老头，从名字就能看出来他有意大利血统——威廉姆斯·华伦天奴。他供职于德国公司拜耳，担任拜耳大中华区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不过，有的时候，华威廉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能说一口流利汉语，并且学会了中国式的世故却仍保留着中国人罕见的热情。
在四川省江油市京江一社区里，华威廉熟人遍地，有打不完招呼，好像所有的居民都认识他。迎面又遇上社区85岁的大爷放风筝，他紧走几步，握住大爷的手，两人互称老朋友。“他是个老花花公子。”华威廉把大爷介绍给身边同行的人。
京江一社区是个板房社区。
去年7月，华威廉第一次来到京江一社区可没这么受欢迎。当时，拜耳想在灾区进行志愿者服务，华威廉在团中央派驻江油的团市委副书记曾松亭的陪同下刚进社区就被人举报了。那个阶段，外国人在地震灾区还是敏感人群，不那么受欢迎。在曾松亭的担保和全程陪同下，华威廉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5天的调研。
后来，拜耳“落地”江油又一度出现困难，曾松亭为此跑了两次北京，又给团四川省委打了报告。最终，去年10月，拜耳的志愿者出现在江油京江一社区。
到现在，拜耳的志愿者仍然在京江一社区服务，一批接一批，总共来过90个志愿者，服务超过17000多小时。他们为社区受灾家庭提供帮助，探访孤寡老人；在当地学校开设生动、有趣的英语趣味课堂；建立社区图书馆，每天开放6小时；努力改善社区生活、文化环境。
隐藏在全球500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是国内一家知名NGO——茅于轼和汤敏创立的北京富平学校。
政府——NGO——企业，这形成了一个铁三角。拜耳出钱出员工志愿者，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并且加强了团队凝聚力；北京富平学校全权负责项目运作，并派出志愿者辅导员，甚至拜耳志愿者在四川的必要开销都是由富平学校负责；当地团组织积极倡导，政府权力支持。形成了三赢的局面。
“政府牵头——NGO协调——企业参与，这是一个崭新的志愿者服务模式。”已经回到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工作的曾松亭博士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与政府的沟通协调能力不佳被认为是草根NGO的一个短腿。“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志愿者根本进不了社区。”北京富平学校的项目官员王忠平博士说。
“实践证明，NGO组织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团委应该对NGO的工作加以认可，并鼓励NGO组织开展更多的有效工作。作为认可和鼓励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部门或群团组织放下架子，主动去争取与NGO组织的合作，更好地发挥NGO组织的作用。”曾松亭表达了对NGO的高度认可。
对于政府与NGO的关系，曾松亭仍然出言审慎:“政府对NGO不要提管理，只能引导、鼓励、支持、服务，其实这不是一种管理形式吗？”清华大学NGO研究副所长贾西津认为，NGO和政府之间最恰当的关系就是伙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构建这这种关系需要一个转型。
拜耳——富平的江油案例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刊登了文章表扬此项目。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部长徐晓在3月5日当天到江油参观了这个项目。
企业把社会公益项目交给NGO操刀为不少NGO提供生存空间，NGO可以借此获得生存的资金。另一方面，企业对于社会责任项目的执行和监督捉襟见肘，交给专业NGO打理可以更放心。这种“公益外包”方式或成NGO在注册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曲线破围的方式之一。
观察人士认为，在NGO与政府的合作上，江油项目有可能不会是孤例，情况会越来越好。
套上时尚的壳
“地震让四川的NGO发展比全国快了5——10年。”徐永光如此判断的政策依据是《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条例明确指出:在灾后重建中应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在此指导原则下，NGO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做事情。而全国最优秀的NGO组织纷纷来到四川，最终将留下本土化、专业化、长期化的NGO队伍。四川NGO发展具有独特的环境优势。
在徐永光看来，政府资源是决定NGO能力的重要因素，很多NGO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与政府合作。草根NGO的负责人多是理想主义者，自命清高，带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徐永光认为，就连NGO最不愿意面对的登记问题，都并非没有空间。许多NGO办不下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执照，只好办了工商执照，这就要面对5.5%高额营业税。“连民营老板都能和政府很好地进行公私合作，NGO为什么不行？NGO为公众利益工作，和政府是公——公关系。”
当然，有的NGO有自己的避税土政策，比如同时注册工商执照和社团，进账时以社团的名义。“有的NGO向我们申请资金时，直接把营业税归入成本，我们也是认可的。”徐永光说。
安猪对于草根NGO的批判气质很有体会，他不是很适应NGO圈子中“受迫害幻想狂”的心态。“我们看到不平等，因此有了自己的理想，但又很容易把自己的理想变成绑架别人的工具，要求别人也像自己一样“思考”。而在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后，我们又很容易把每个人都看作敌人，把每句话都看作敌意，于是，路越走越窄，到最后变成了小圈子的孤芳自赏，却还在抱怨世界为什么不理解我们。”安猪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安猪是公益旅游组织“多背一公斤”的CEO。“多背一公斤”几乎是中国最另类的一个NGO，被称为“时尚公益”，通过网络传播。它建议旅行者在旅途中探访乡村学校，传递爱心和知识，同时为自己的旅程增添意义。出行时多背一公斤，为乡村学校带去需要的物资。
这种方式很“人肉”。听到记者这么总结，安猪哈哈大笑，当初他创办“多背一公斤”时确实受到了维基百科群体协作模式的启发。
“人肉”不仅可以用来人肉搜索，还能用来编百科全书，也能用来做公益。
“多背一公斤”的全职团队有5个人，分别在四个不同城市soho。安猪也没有为“多背一公斤”申请民非执照，“知道那个难，不浪费精力了”，直接办了工商执照，“我觉得我能承受营业税”。安猪甚至不保证要做非营利的组织，可持续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他很有野心也很有想法，正如无数个默默生长的中国草根N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