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堆的尴尬
“你能想象，在一所打工子弟小学里有超过学生数的志愿者么？”阳光lead的“猫导”问前来采访的《环球财经》记者。“2009年9月，我们去一所定点支教学校去做周末活动，结果被两家外国志愿服务机构劫了‘和’。”情急之下，校长临时从另外一个班抽调了20名学生来听阳光lead的课。
“猫导”是阳光lead的外联部部长，进入志愿服务领域已经有近10年，“猫导”是她ID“加肥猫”的昵称。
上述遭遇的尴尬还不是阳光lead的最终结果。“最后我们被挤出那家学校，因为两家外国团队的老师都是外国人，英语课上，他们的外语比我们讲得地道多了。”
在志愿服务领域，对于打工子弟有个美好的名字，叫“新公民”。家住北京昌平北七家镇的13岁“新公民”赵明超表示，周末不同的志愿服务让他感觉到有负担。
很多机构介入这一领域，包括有外国基金支持的国际志愿服务机构，如CMC；近些年来，国内一些基金如南都基金等也在对这个项目投资，但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草根志愿服务机构。所谓草根NGO，是指一无固定资金来源，二无固定场地的自发性质的民间志愿团体。这样的团体虽然规模都并不大，在北京一地却有6000家左右。
阳光lead就是这样一家机构，创建已有6年，这家机构的惟一志愿方向就是打工子弟学校。
阳光lead遇到的事情并不是孤本，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志愿机构遇到类似事件，甚至在志愿机构与学校之间已经形成一种默契，如果没有物质资源的支持，是很难接触到学生的。“这种情况在2008年还是不可想象的”，ID为Jester的志愿者说。
“如果不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奥运会，很多志愿服务机构可能早就不了了之了。”猫导说。2008年以来，志愿服务参与的人数出现了爆棚似的发展。以阳光为例，2008年不到百人，2009年一年就暴增至1570人。
经历了汶川地震和奥运会，民间的志愿服务力量开始受到社会及政策层面的多重重视，只阳光一家，2009年就收到了来自共青团和北京志愿者协会两束橄榄枝。
此外，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倒给打工子弟学校送来了更好的师资力量，最近新招聘的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都是本科毕业，“因为他们是专业院校的学生，在教育孩子方面比一般的志愿者更有优势。”Jester说。
在慈善供给资源瞬间放量的情况下，固有的志愿对象却没有数量上的增长，甚至由于金融海啸的辐射影响，导致很多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孩子也都随家长回到当地就学了。
在很多志愿机构还未来得及调整自己的志愿服务项目时，现实问题就让很多处于资源弱势的志愿机构遇到了如上所述的尴尬。
在美国，志愿者身影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公园导游、博物馆咨询、音乐会领位……在医院、学校、社区，甚至在警察局、消防局，都能见到志愿者们的身影。而中国志愿服务的概念却相对狭隘得多。
除此之外，还有利益使然。很多机构更关注项目的社会影响力，而在当前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问题中，以就业、户口、教育最让人津津乐道，打工子弟学校则集中了上述所有焦点问题。“机构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项目影响到决策层面的改变，这盘根错节的打工子弟问题总是会让各大机构怀有勃勃雄心。”
资金窘境
此外，“扎堆”打工子弟学校的另一原因是资金问题。采访中，一位做过12年志愿者的年轻人表示：“资金问题一直是缠绕在志愿机构身上的苦藤，越是想挣脱这个问题就越难摆脱。一般一家志愿服务机构会有4到5年的瓶颈期。如果熬不过去，很可能就会淹没在有资金背景的大机构中。”
而选择打工子弟学校，是因为在最初阶段，其介入的门槛是最低的。ID为“番茄”的志愿者表示：“在我个人的志愿服务过程中曾经接触过‘星星索’、脑残儿童、盲童等等，但这些不但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学会如何给这样的孩子提供服务，还要求更多的物质投入，如交通工具、特别饮食等等。”
相对于美国多重的私募和公募基金支持，国内的民间志愿机构在物质上的匮乏是个不争的事实。如福特(国内一家知名慈善项目执行机构)曾在某西部乡村开展“吃早餐运动”，以培养当地上学孩子及其父母养成吃早餐的习惯，但是福特募集到的牛奶很快就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
当前我国的慈善资金多来自外国的基金和组织，由于我国有关慈善的政策法规还未跟上，民间企业还不能建立一个针对草根NGO的独立合规的捐助平台。由于税费减免福利的局限性，企业在选择慈善机构时，只能将钱捐给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数得过来的二十几个团体。不过也有一些企业已经自己独立做慈善了，如南都集团支持的南都基金就完全出自于企业本身。
此外，志愿服务形式等也是问题。例如提供集中志愿服务还是分散到家庭中？如果集中起来，牵扯到场地问题；如果分散帮扶，成本又是难题。“我们曾经出现过几个志愿者同时为一个家庭的孩子提供服务的情况，因为他们擅长不同的学科。结果到最后，志愿者很疲惫，效率也不高。”番茄说。
管理困境
北京奥运会后志愿者的爆棚增长同时带了管理上的问题。“现在连一些项目组的负责人我都不认识了。”猫导说，“产生一项决议越来越难，我们总希望每个志愿伙伴都有发表观点的机会，但沟通成本加剧，甚至开始影响团队运营效率。”
民间NGO一没有资金来源，二没有固定场地，松散的组织形式造成了大量信息冗余。“如果严格组织结构，恐怕这些平日有工作的志愿者们不堪其扰，慢慢淡出这个领域。因为慈善毕竟不是志愿者生活的全部。”某机构组织者黄远说。
不单是国内的民间组织，国际知名的NGO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曾经任职过一家外资背景雄厚的NGO，在离开一年后，当时我参与讨论的议题还没有讨论出结果，这就是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猫导说。
由于成本控制问题，草根NGO组织没有更紧密的组织结构。大家出于自愿服务，在最终实行上难免出现各种问题。
“为美国而教”的翻版中国项目“为中国而教”就曾经遇到这样的尴尬。这个项目是向贫困边远地区派驻为期一年的支教教师，结果当初报名的83人在支教一年后只剩下了8个。与国家民政部门支教计划不同的是，民间机构没有能力安置回流的志愿者。
国内首家以企业资本为背景建立基金会的南都基金，曾经针对监控不力问题而自建学校，“全国100所的新公民学校”计划似乎屏蔽了作为私营民工子弟学校校长谋私自用的问题，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遭遇“本地化”不足，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此外，对于帮扶对象，作为社会上没有法律定位的民间NGO组织，在外部监控上就更显无力。“我们不是没想过办法，在捐助图书馆时签订协议明确表述捐赠的图书归阳光所有，如果这家打工子弟学校停办应该归还我们团队，以备给其他需要的孩子用。可结果校长把学校卖掉，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也没有办法。”Jester说。
素质短板
志愿者能够投身志愿服务，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所以很多时候存在对社会现实认知不足的问题。光华基金会曾推出一个针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学生自主创业”计划，该项计划很大程度上是模仿了美国帮助青少年学习理财常识的课程计划，但在中国显然“货不对板”。对于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打工子弟们，需要学习的恐怕不是理财而是如何生存。
“我没有过农村生活的经验，现在在调研上就有很多问题考虑不到。”Jesters说。
除了基本了解外，志愿者团队若想脱颖而出更需创新意识。当前，国内NGO组织遭遇的问题就是寻找不到新的“兴奋点”，打工子弟学校的全面饱和向组织者们敲响了警钟，可是在未来的规划上，大家还是很茫然。
公益组织的志愿者通常来自具有一定文化和教育背景的群体，但作为志愿者，则需要更为专业的素质。
“多数志愿者的心态更多是参与，或者说‘玩票’，缺乏足够的责任心，这可能也是制约大多数志愿者发挥创新能力的主要原因。”猫导认为。
另外有外资背景的很多调查类项目，初级志愿者很难介入，这些机构更需要的是有专业常识的研究型人员。在一些有深度困难的帮扶对象中，初级志愿者的出现恐怕会造成更多困扰。
“在脑瘫患儿家庭(民政部门出资将一些脑瘫患儿安置在普通家庭中)，志愿者的出现会打破这个家庭原有的平衡，由于脑瘫患儿理解能力有限，可能志愿者一天的热情会让脑瘫患儿对常态生活产生不满，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常常被拒之门外。”番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