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受到老龄化社会的沉重包袱，而中国持续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包袱显得愈加沉重。
压力仿佛一下子从四面八方逼来，李英的头都要大了。
身为独女、28岁的她头一次陷入这样的困境：公公痛风住院，公公的父亲糖尿病住院，公公的母亲又不慎摔伤了腰，自己和身为独子的丈夫要忙于上班，两岁多的儿子需要一个人照顾。虽然找了保姆、护工分别照顾老人，夫妻俩早已焦头烂额。
“有时候真希望能长出三头六臂。”李英感慨道。
李英在育儿博客上找到了同路人——一大群双独（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在她的博客上留言，交流“四老一小”的压力和苦恼，这让她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2030年超越日本
李英的确不孤单。未富先老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受到老龄化社会的沉重包袱，而中国持续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包袱显得愈加沉重。
《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而根据国际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即意味着其属于老龄化社会。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9月10日发布）指出，2011年以后的2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低生育率是中国迅速老龄化的原因之一。这使得民间、学界及政府的关注聚焦于计划生育政策上。放松生育管制，允许生二胎的呼声高起。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8、2009年连续两年的两会上提出建议，大声疾呼“放开二胎刻不容缓”。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纪宝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从1992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已经长达18年。和众多关键统计数据一样，目前对于中国生育率还有不同的口径和说法，但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目前中国生育率在1.6左右，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
而老龄化程度最高（超过20%）的上海，其户籍人口生育率更低达0.9，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1.3。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2008年年底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人口科学高峰论坛上表示，上海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
“二胎”能延缓老龄化？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则认为，二胎政策放宽，可以避免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畸形传承，被扭曲的家庭结构能得到部分修复。同时，可以避免未来的劳动力过度短缺。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与程度，减轻未来社会养老的压力。
就在各界热议放开二胎的同时，在山西省翼城县静静地进行了25年的“二胎人口试点”揭开面纱，给了世人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翼城县放开二胎、并采取“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试点方式效果显著。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即男女比例为117.8∶100），翼城则为106.1。而据陈友华介绍，目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偏差将使未来4000万左右的男人被判“无妻徒刑”。
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日前透露，从2011年起，我国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而且，这项政策将在5年之内扩展到全国范围。
2009年，生育率全国最低的上海市重申一项悄悄执行多年的老政策——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可以生二胎，由此引发媒体热议。随后，谢玲丽澄清，“鼓励生二胎说法不准确”。
此事可以看出政府在生二胎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如果依然严控，可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另一方面，放开又担心出现过度增长。
放开二胎是否会出现有关方面担忧的过度增长？对此，李英夫妻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
“矛盾啊。我俩是符合二胎政策的，但是犹豫了很久都没有去申请指标。就怕生得起养不起啊。”李英说。
新浪育儿博客近日发起的一项题为“面对四老一小，你有勇气要二胎吗？”的网上调查中，高达69%的参加者明确表示不要二胎，理由分别是“四老一小已经不堪重负”、“养二胎不如多赚点钱养老”。另有18%处于观望中，表示走一步算一步。明确表示要二胎的为13%。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华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目前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人口政策到了该转变的时候了，放开二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但是也不要高估放开二胎的作用。中国已经过了人口高增长的区域，进入老龄化和人口红利下降的历史阶段，放开二胎对增加劳动力供应、减缓老龄化影响很小。”华生说。
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根据人口学专家的预测，巨大的惯性将裹挟着中国人口列车以日益降低的速度前行，于本世纪30年代左右达到零增长乃至负增长。而在此之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早已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
“老龄化一定要往前走，没有解决办法，只有发展，加强富裕程度。”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
在蔡昉看来，通过教育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措施。
根据蔡昉的测算，从1978年至本世纪初，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来自“人口红利”。而此后“民工荒”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综合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将在2012年至2020年间消失。
根据夏威夷大学人口红利专家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口与经济学教授罗纳德·李(Ronald Lee)的研究，第二次人口红利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发生，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像第一次人口红利那样有清晰的起始点,如果政策到位,它可能是无限期的;二是对于有效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政策合适有效,它的红利规模常常远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
从这个角度来说，摆在中国面前的老龄化难题似乎并不只是一个负担，反而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金矿。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的有效性。
这将是未来数十年间摆在中国政府面前最大的挑战和考验。
梅森通过电子邮件就中国如何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分配。过去和现在中国在实物资本方面投资过多,而在下一代劳动者的健康、教育方面投资不足。”
蔡昉则提出，要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采取的制度安排包括：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等。
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挖掘中，传统看待老年人的观点要被颠覆：老年人不只是被赡养者——他们不仅消费、投资，还用较高的储蓄来帮助社会积累资本。《经济学人》在2009年一篇针对银发经济的调查报道中创造性地用“银元”(The silver dollar)一词来指代老年消费。
拥有最多数量老年人的中国，“银元”的规模无疑也是巨大的，只是目前来看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还没有做好足够准备来迎接这笔财富。
据国家老龄委介绍，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目前已超过1万亿元，2050年左右将达到5万亿元，而当前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总价值却不足1000亿元。供与需的巨大落差中，商机凸现。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社会保障与产业研究室主任陶立群指出，当前老年市场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养老服务设施总量不足、产品种类少、服务层次低、政策不完善等。
中央政府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些欠缺。“十二五”规划建议特别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注重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佩在11月7日的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上透露，我国将建立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对低收入等养老困难老年人，实行政府补贴养老。
在已经到来的老龄化危机中，如何抓住“危”中之“机”，如何挖掘老年产业的“银元”和规模更加庞大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对于21世纪的中国至关重要。这不光关系到数亿老年人能否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也关系到全民的福祉和整个国家的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