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后，数万当地群众在艰难的环境中等待各方救助，政府和NGO第一时间站在了救灾前线。本期演播室就从舟曲灾难谈起，分析政府与NGO在灾难协作救援中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各自拥有什么样的救助优势，进而探讨双方如何携手建立良好的救助网络，共同完成对灾区的救援与重建。
■关键词·避免浪费
政府应建平台 分享救助信息
主持人：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后，救援及重建再次因为这样一次灾难摆在了我们面前。现在我们迫切想了解的一个问题是，在以往的救灾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救助资源的重复浪费，那么，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
邓国胜：这种现象的确存在，比如在汶川地震之后出现了重点灾区的救灾资源特别集中，而相比之下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或者说没有被关注到的一些灾区，救灾物品却非常贫乏。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我觉得要从两个层面来讲。首先，针对政府，我们需要政府层面有个更好的协调机制，就是政府跟NGO要有一个沟通协调的平台。我国目前有减灾委，但只有红十字会等这些机构能够纳入其中，像“思源”等其他大量的基金会根本没有进入这个协调平台。其实这种协调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避免这种资源过度的重叠、浪费。汶川地震后出现的 “遵道模式”非常好，它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万科公司一起建立起的一个协调平台，使大家的资源可以拿来分享，利用各自优势进行分工救灾。还有，也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很多NGO自己联合在一起，出现了一个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有这样的一些机构可以分享信息，就可以让各个救灾组织互通有无，了解灾情和彼此的救助情况，避免大量资源的浪费。国家应该建立起这样一个平台，让政府跟NGO有一个沟通协调的平台，让更多的NGO有参与的机会，这非常重要。
■关键词·建设能力
NGO不要成为灾区包袱
主持人：从NGO方面看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邓国胜：这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NGO这一方面，NGO在参与灾后重建时，一定要具备能力，要具备筹款能力、快速反应能力，自己要能够把灾区救助工作做得专业，满足灾民和灾区政府的需求，而且要有与政府合作的能力。这的确对NGO挑战很大，但事实是你真的千万不能只有一腔热情，这样到了灾区，很有可能这些能力不足的NGO反而成了次生灾民，成为灾区的一种负担。这种情况在汶川地震后出现很多，很多人特别有热情有激情，但仅有这些不够，比如灾区需要恢复生计，那你是不是可以提供恢复生计的技术；灾区需要心理辅导，NGO会不会有专业水平的人来提供，不能来一个人对灾民说你哭出来吧，灾民痛哭一场，一会儿又来个人说应该笑着面对，灾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最后就真是哭笑不得了。
■关键词·发挥优势
NGO要与政府“软硬结合”
主持人：政府与NGO在救灾中各有优势，例如NGO往往有非常好的项目，那么在灾害发生后，NGO如何迅速地将这些项目同当地的救灾活动结合起来？
陶鸣：就我们“思源”来讲，因为是扶贫式基金会，所以项目范围相对来说很宽泛，在灾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仍要对灾区的实际需求进行全面调研和评估，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结合我们的项目进行帮扶，比如是要建太阳能还是要建学校等等，这都要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不可能承担政府全面的职能和作用，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我们基金会有一条工作原则，就是要量力而行。
邓国胜：NGO在灾区救援中，一定要定位准确，而且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最强项的优势，像青基会有希望工程项目，他们在灾后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板房学校，这就是他们的优势。而像扶贫基金会则侧重在灾后扶贫的一些内容。这样，各个基金会、救援组织会在灾后重建中跟政府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
政府的优势更多的在维持秩序、快速反应、紧急救助等硬件型的措施，而作为NGO则要思考如何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软环境和空间里发挥自己的作用。例如灾民陪伴，当灾难发生后，许多灾民会处在一种无助的状态中，有这方面特长的NGO就可以参与到这部分工作中。还有像婴儿要吃奶粉，孕妇要生孩子这些细节项目，就是NGO的优势所在。多想一些政府考虑不到的东西，这才是NGO的价值。同时，每一个NGO组织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还应该注意联合起来，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
陶鸣：说到细节，我们在玉树地震后有一个很感人的小故事。当时有一个村子非常偏远，震后房子全部倒塌，我们基金会工作人员下半夜送去了救援物资。村子没有电，我们用摩托车的灯光照着救援车队把运送过去的物资卸下来。村子里主要是藏民，他们看到我们这么快的速度送来救援物资，就从倒塌的房屋里找出些人造革的凉席并撕下来，写上感谢我们的话。我们听随行官员讲，藏族老百姓很少会有这样的表达，这就看出老百姓的确被我们这样的行为感动了。
■关键词·影响因素
不适当统筹影响NGO积极性
主持人：政府与NGO各有优势，目前有哪些问题影响了双方协作呢？
陶鸣：目前存在类似一刀切的政策，这损害了NGO的积极性。比如在玉树地震后，民政部门只允许15家公募基金会可以进行公募，这样显然不够理想，因为虽然有一些基金会列入到了这15家当中，但他们在灾区救援工作中做的工作显然不够，而与之对应的，很多没有列入这个范围的公益组织，他们做的工作却相当好。所以，从国家层面来讲，一方面要整合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在管理上，应该让所有公益组织都有机会发挥能量，参与到灾区救援和重建工作中来。
邓国胜：统筹很重要，国家的确需要对灾后救援和重建进行统筹。但要注意到统筹的意义，一方面国家要统筹，另一方面要发挥民间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积极性。所以，统筹更多的应该去统筹项目，而不是统筹资金。如果把资金都统筹到一个地方来做，那“被统筹”的民间组织积极性会受到伤害。在筹款方面，政府不要有过多垄断，以往在一些大的灾害来临的时候，只有民政部门、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可以接受捐赠、接受募款，其他组织一律不行，这样就会打击到很多公益组织的积极性。我们希望将来通过慈善法来明确到底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关键词·携手方式
可试行“项目承包”
主持人：陶秘书长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项目承包制”，给我们介绍一下。
陶鸣：在灾区的信息源如何能让大家共享，由于现在信息的不对称，在赈灾中会存在各种问题。比如玉树这次汇缴，我觉得有双重的特性，一方面是由当地政府来集中力量进行灾后重建，避免资金分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对公益组织是一种限制。对一个捐赠人来讲，捐赠时是有意愿在里边，如果资金被统一汇缴，可能就忽略了捐赠人的意愿，这难以让捐赠人感到满意或许可。
我认为在今后的赈灾项目中，是不是可以给慈善组织一个明确的划分，你来负责这个地区，我来负责那个地区，这样可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把各项工作开展下去，避免一个地区太饱，一个地区太饿。
■关键词·携手态度
应尊重捐款方意愿
主持人：说到长期救助，有一个问题，如果捐款人捐款在当次的救助中没有花完，这钱可不可以留在以后再有公益项目时使用？
邓国胜：不可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允许这样做。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需要NGO跟捐赠者沟通余款如何使用，我相信捐赠者都是理性的。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红十字会接受了20亿美元左右的捐款，其中绝大部分都用在了9·11灾难处理上，但还有些钱用在别的地方，结果被美国媒体报道出来后成为一大丑闻。所以，即使是能够保证这钱肯定用在慈善事业中，但你具体怎么用，必须严格按照捐赠者的意愿来执行，这是法律明确保护的。无论是政府还是NGO都要意识到，只有你保护了捐赠人捐赠意图的实现，捐赠人才愿意捐，否则，他的捐赠意图被改变，或者不能准确地实现，那下次可能人家就不捐了。慈善最重要的是基于自愿，是一种民间自发的行为，这是最本质的东西，这是绝不能破坏的，一旦破坏了，慈善事业就很难健康地发展。
主持人：近期有报道，又有些人被要求从工资里扣钱捐助舟曲，这是错上加错的行为。
邓国胜：这是个很扭曲慈善的行为，使大家对慈善产生抵触的情绪，拔苗助长只能破坏慈善组织的成长。我们希望，特别是地方政府部门，退出劝募市场，不要通过行政性的指令去强制捐赠。
陶鸣：在汶川地震后，听说政府向当地企业提出捐款的行为，甚至还有在当地的钱不许流到省外去的做法。这从公益组织发展来看，肯定不好，等于钱被截留了。像舟曲灾害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我们不会找理事单位捐款，而只是从社会募集，不去伤害企业积极性。
精彩语录
希望NGO参与灾后重建的制度环境会越来越完善，作用越来越大。——邓国胜
我们不可能承担政府那样全面的职能和作用，我们有一条工作原则，就是量力而行。——陶 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