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改革自身的社会管理体制，从控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应该放权社会，要社会自我成长。在社会管理领域，政府不能包办一切。
一旦干预管理，就等于把社会管理重新纳入行政领域，成了“行政社会化”。在政府用公共资源购买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依托于这种购买机制形成的“行政吸纳社会”。
“管理”并非管人，而是社会秩序的构建。社会组织可参与帮助构建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公平，救助弱势群体，为公益事业做贡献。这些职能其实是一种“治理”，并非如我们形容政府“管理”一样，需要具备权利。
南都记者葛倩 发自北京
今年是“十一五”的收官之年，从明年起，我国将进入“十二五”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弊端也相继出现“社会体制改革”被推到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独立成段，在“加快改革攻坚步伐”一章节中与“政治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并列出现。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看来，目前倡导的社会体制改革，关键还是要社会自治，避免“行政吸纳社会”。
南都：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其中就明确提出“社会体制改革”。当前社会矛盾频发，社会体制改革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了吗？
陈光金：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目前形势看，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步伐，成为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基本点，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从经济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手段也越来越成熟。相对而言，已经具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现在问题是，这个社会是否具备更广泛的基础来支撑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就要求必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
尽管社会体制改革也需要配套因素，比如财税体制、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政治体制需要一起改。但对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基层自治，即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南都：你提到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目前的政府管理体制能够并行推进吗？
陈光金：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过去，在政府与经济的关系中，强调政经分离，向民间放权，释放民营经济空间，让民间和非公有制经济自我壮大，这是经济奇迹发展的基本逻辑。如果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现在就需要将此逻辑延伸到社会发展中。社会的自治和管理服务，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点。
南都：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一直处于政府主导管理的状态，社会管理是不是相对欠缺？
陈光金：这是一个过程，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要改革自身的社会管理体制，从管控向服务和宏观调控转型，向社会放权和提供资源转型，从控制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就要求，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增强公共服务的水平，强调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机会平等。一个是政府应该放权社会，要社会自我成长，包括社会组织实现自我发展，让其承担原本由国家承担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在社会管理领域“政府不能包办一切”。
南都：早在2008年，广东深圳就提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目前广州市政府也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发展的意见》及5个配套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考核评估实施方案(试行)》。对于广东这些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尝试，你怎么评价？
陈光金：广东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也比较成功。因为在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民间组织会更丰富一些。但政府还需进一步放权，让社会有更多的参与。从整体上看，目前政府购买服务的程度仍不够，因为政府对社会服务的购买力有限，政府还是包揽了很大范围的社会事务和社会职能。根据国外经验，这些活动可以通过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来承办。比如，目前社区的自治性不强，部分社区自治组织纳入政府管理。实际上，政府应该根据发展目标，由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只承担资源提供和效果监管，而非直截了当的行政化控制和干预。一旦干预管理，就等于把社会管理重新纳入行政领域，成了“行政社会化”。在政府用公共资源购买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依托于这种购买机制形成的“行政吸纳社会”。
南都：通常情况下，政府都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怎样避免行政吸纳社会？
陈光金：政府只需要提供资源、提出要求和责任目标，根据目标进行监管。中间的过程就要社会组织自身承担，形成社会自我发展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形成，首先应转变理念，不能延续以往传统的管控模式。以往的模式中，似乎只有把每一个人置于国家监管之下才放心。其次，从财政预算到立法都需要配套，构建制度、体系。政府如何购买？如何监管购买？如何监管资源获得者所提供服务的质量？都要从制度上保障落实。以竞争原则选择服务提供者，以准市场化的方式落实预期的管理。也就是说，政府只管理服务的“输入”和“产出”两端，中间环节放手给社会发挥作用。
南都：也就是说政府只作为社会管理的“把关人”，并不真正参与管理？那么，作为目前倡导的“服务型政府”，如何监管才能够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呢？
陈光金：政府只是监管其规范，以及制定规范。政府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经常性的监管。同时，也要倡导社会监督，包括媒体等公共舆论的监督。
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资源支持
南都：民政部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比上年增长4.1%。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说已经进入快速发展之路。在中国的国情下，你认为社会组织能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吗？
陈光金：“管理”并非管人，而是社会秩序的构建。社会组织可参与帮助构建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公平，救助弱势群体，为公益事业做贡献。这些职能其实是一种“治理”，并非如我们形容政府“管理”一样，需要具备权力，“管理不等同于管控”，而是政府授予一种权利和空间，社会以各种组织方式参与。
南都：但这些非政府组织往往也担负着社会重任，似乎他们在社会公益方面更为活跃，只是在社会管理的其他方面往往容易被忽视。是不是政府支持不够？
陈光金：对，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活跃在教育、医疗卫生、扶贫、环保、维权、妇女发展、学术研究、文化娱乐等各个领域，对社会发展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组织普遍存在资源缺乏、人才缺乏、公信力不够、动员能力差等问题。比如接受社会捐赠方面，现有制度只授予了部分社会组织接受捐赠的资格，但绝大多数社会组织还缺乏接受社会捐赠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能力有限。
为了生存，他们其中也难免出现不符合社会道义或社会管理初衷的行为，所以就需要从法律上完善，比如税收、社会资源动员等，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公共资源在社会领域的配置也需要改革。政府应该在更多合适的领域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资源支持。
未来五年整体社会形势向好
南都：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都多次提到“社会体制改革”，能否展望一下未来五年的社会形势？
陈光金：整体社会形势应该向好，或者说，社会宏观发展向好。所谓“向好”，更集中表现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方面有更好发展。
南都：刚才你说的是“整体”，是否意味着还有不太看好的方面？
陈光金：对，收入分配方面就不会太理想。在十二五规划中，也强调缩小收入差距的趋势。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初次分配，如果初次分配结构不做巨大调整，那么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是否能阻止仍有待商榷。根据我本人从1989年到2008年的全国社会性调查看，目前没看到任何拐点先兆。
南都：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陈光金：我认为，目前要调整初次收入分配，必须建立三大机制。第一，经济机制。改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意味着社会结构的调整，比如中产阶级的增长，就意味着劳动收入增长。要增加中高端产业和就业。第二，社会性机制。重点在于确保所有的利益主体能够基本公平参与利益分配过程，要有制度化保证。比如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工会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等。也包括教育的公平发展，现代社会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一大因素。第三，政府性机制。比如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的均等化等。
上述三个机制要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观点
以竞争原则选择服务提供者，以准市场化的方式落实预期的管理。也就是说，政府只管理服务的“输入”和“产出”两端，中间环节放手给社会发挥作用。
(未来五年)整体社会形势应该向好，或者说，社会宏观发展向好。
小档案
陈光金：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农村社会学、社会分层、社会发展等领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