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渝中区渝中花园社区，一群特殊的志愿者自愿给老人理发、修剪指甲和陪老人聊天，他们都是来自各区县及四川等地的农民工。 王先敏 徐元宾摄（资料图片）
据中新网报道，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4月22日发布《河南省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河南有90%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业余时间“感到寂寞”，65%的新生代农民工为感情问题感到困惑。
报告引起了社会对农民工心理和生活状况的新一轮关注。去年，教育部“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对珠三角、长三角19个城市4152名农民工展开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普遍存在心理压力，并有相当比例者感到无助，对自己缺乏信心。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城市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卑、失落、缺乏归属感等负面情绪，从而导致一些社会问题。
据《成都商报》4月11日报道，四川省高院近期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分析与犯罪研究的调研报告》显示，四川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以侵财型犯罪为主。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分子中，男性、低学历者占较大比重。
如何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缓解不适心理，更好地融入城市，从而减少社会冲突与社会犯罪，成为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要缓解农民工心理问题，应该充分重视家庭的作用。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城市在引进人才时要求人才必须在30岁以下，觉得年轻人对城市的发展贡献更大。可是，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否可以对打工青年父母也有相应政策？身边的父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情绪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时的安抚，这个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询师都起不到的。
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青少年研究中心于2009年5~7月进行的一项“天津市青年思想状况和需求调查”显示，不同年龄组青年农民工对人生最重要方面的认识，均包括“恋爱婚姻生活美满幸福”，说明追求家庭生活质量是青年农民工人生价值观的共同点。
4月24日，广东省委宣传部牵头、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妇联等共同举办了一场“幸福广东工人农民论坛”，一名“80后”说，她的幸福感十分简单，“作为一个电力工人，下班后能有一顿热饭，节假日能与父母团聚，居有定所其实就很幸福。”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就是这样简单的幸福，有时也难以达到。如今很多农民工的宿舍只是一个住所，没有家庭温暖，缺乏社会交往和情感支持，农民工丰富的情感需求被忽视和压抑，心理问题难以疏解。
要充分发挥家庭对农民工心理的支持作用，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具体包括帮助农民工居有定所、接父母进城、在城市建立家庭等。政府应发挥政策的作用，探索农民工医保关系接续、异地养老、就医和费用结算服务等衔接政策。整个社会也应给予农民工更大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在城市真正安家。
其次，要进一步发展为农民工服务的社工组织。社会工作者要协调各方面资源，积极介入农民工心理的干预，在就业和生活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
“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发布的调查显示，社会组织（党、团、工会、妇女组织等）对农民工的情感具有慰藉作用。与没参加各类组织的人相比，参加社会组织可以使心理问题的发生比降低64.8%，但目前仅有13.8%的农民工参加了社会组织。
课题组负责人刘林平指出，建立企业社工体系是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的制度基础。为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应尽快建立起以工会、共青团、妇联为主体，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企业社会工作体系。企业社会工作在解决劳动争议、缓解工作压力、改善工作环境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民工的社会参与，社区的作用不可忽视。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余坤明表示，考虑到目前农民工“非单位人”、经济支付能力有限等特点，以社区为平台来提高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是切实可行且现实的选择。但目前，社区在农民工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还很小，具体表现在：农民工社区文化生活设施极度匮乏；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率极低；农民工社区文化生活贫乏且具有封闭性。目前农民工在社区中开展的文化活动主要是打牌、打麻将、听收音机、看电视等，内容相当单调，并且具有很强的“圈子性”，远未融入城市社区。
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充分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应成为今后农民工工作的重要方面。政府应将社区文化设施规划作为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的内容，加大对非营利性社区文化设施的投资，根据农民工的分布情况，有针对性地供给文化设施。社区也要开展适合农民工参加的文化活动，激发他们参与的热情和兴趣。余坤明建议，要切实做到对农民工文化需求的有效供给，还应该对社区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需求作细致准确的调查摸底，方能做到有的放矢、真正达到应有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