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离开学仅仅还有十天时间，李阳终于等来了自己学校不必取缔的消息，心里总算舒了口气。他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的打工子弟学校育红学校的创办人。此前，由于其校舍是违章建筑，曾被政府责令停止办学。
今年8月份以来，北京新一轮打工子弟学校关停风暴再次引发全社会对打工子弟受教育权利的思考。有媒体分析，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避免因打工子弟教育搞得太好而导致“洼地效应”，是政府相关部门在此次关停潮中的逻辑起点。而随着开学临近，在关停之列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却面临无学可上的境地。面对硬邦邦的现实，政府不得不随后做出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此失学”。
然而，李阳却并不安心。那些重新开学的打工子弟学校，会不会在明年、后年，再次重蹈覆辙？打工子弟们的受教育权如何得以确保？政府在此应如何作为？这些都是萦绕在他脑海里的问题，或许也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各界需要思考的命题。
“改变世界历史的许多伟人们，都有过童年迁徙的经历。农民工子女有着与伟人们一样的童年经历，他们中的精英很有可能成为伟大人物，改变中国历史的人就在他们中间。”这是挂在“新公民计划”项目办公室里的一句话，该项目由南都基金会发起，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环境。
劫后重生
去年，李阳刚刚投入100多万元，拆掉学校原来的七八间平房，修建了一栋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两层教学楼，却因没有房产证，不能证明教学楼的合法性。
“房产证，我怎么可能办到？！”作为一个在当地租地办学的外来者，李阳有些无奈，去年修建时，该所小学的设计图通过了相关部门的验收，建筑质量达到了八级抗震标准。
与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一样，李阳也是从“自救”开始走上办学道路的。1997年，他辞掉河南老家的工作，带妻儿到北京打工。彼时从事医药行业的他，很快遇到一个切身难题：自己已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因没有北京户口而无学可上。“当时公办学校进不去，民办学校又很少。”无奈之下，在老家当过民办教师的妻子买来课本，在家中自己辅导孩子功课，从学前班一直教到小学二年级。渐渐地，这也吸引了周围打工的老乡，他们纷纷也把无人看管的孩子送了过来。
四年前，李阳花费20万元转让费，正式从一名老乡手里接管育红学校。去年暑假翻修校舍花掉他几十万积蓄后，他已欠下70万元外债。“后来装空调实在没钱了，还借了7万元高利贷。”李阳对《中国慈善家》说。
但5月中旬，育红学校还是传来了即将被关停的消息，李阳着急了。“从5月到8月，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他甚至做好了回家种地的打算——来北京已十余年，李阳早已熟悉了首都的环境。“没办法，人总得活吧？”
不过，在心底，李阳还是心存“侥幸”的，“感觉学校是能开成的。这么多孩子，总得让他们有学上，总不能让他们成了文盲吧。”幸运的是，李阳的直觉是正确的。6月以后，他的学校迎来了一批批记者，在众多媒体密集报道下，打工子弟学校关停风暴成为舆论焦点，最终政府做出妥协，由于西红门镇现有的安置学校无法满足所有分流学生的需要，育红学校以及另外本在拆迁之列的三所学校得以保留。
虽然正常开学了，但李阳还是心里不踏实，因为他还是没有办学许可证，在法律上属于非法办学。而像育红学校这样无证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为数不少。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共约43.37万人，除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外，还有约10万随迁子女在自办学校读书。其中，有将近4万余人就是在育红学校这样的无证学校上学。
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的律师田坤对《中国慈善家》说，2006年北京市相关部门曾集中办理过一批办学许可证，但此后再没办过。几年来，李阳为了一纸办学许可证多次找到政府部门，但都无功而返。“他们说不是我的办学条件不够，但就是办不下来。”
政策
刚翻修过校舍的李阳，越来越感觉到资金的压力。出于安全考虑，他租用两辆大巴，接送400多名路远的学生上学。“租金每天1000元，一个月上22天课就得两万多。”他核算后发现，要把学生的乘车费从400元提高到960元，才能收支平衡。“但打工子弟家庭收入本来就不高，负担不了。”而如果自己承担的话，这一年不仅没有盈余，还会赔钱。
李阳希望有爱心的企业或慈善人士能“支援一下”。虽然他觉得育红学校与具备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相比“基本没啥区别”，“教委让开啥会就去开啥会，有证没证的校长都坐在一起”，但是事实上，若育红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每学期就能拿到政府补贴的80元生均经费。而因一部分打工子弟学校在这次关停风暴中被拆，很多学生转入育红学校，该校的在校学生数量从取缔前的800余名增加到现在的1000余名，若能有政府补贴，每年将增加十几万办学经费。
办学许可证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意义颇大。除了大量补贴外，政府还会免费向这些学校提供桌椅和电脑等设备，并且设立专项资金在学杂费、取暖费、校服等方面给予支持。更重要的是，一纸办学许可证，能使学校获得合法身份，“让人把心定下来，该怎么投入就怎么投入。”李阳说。
而办学许可证一纸难求的背后，实际上是北京市对外来打工子弟学校政策的逐渐收紧。1990年代，随着到城市务工人员越来越多，打工子弟学校这种形态也开始萌生。2000年以前北京市对这类学校基本放任不管，导致随后的五年，该类教育机构大量出现，但政策从此开始收紧，基本上不再为打工子弟学校办理办学许可证。而与此相对应的数据是：北京市2000年左右流动人口子女是9.8万，到2010年底已突破43万。
此外，由于城市大规模拆迁而不得不随时搬迁、没有固定办学地，也是长期以来北京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难题。曾多次被媒体报道的北京行知实验学校，17年中七易校址，从城中心逐渐迁徙到城市边缘，如今，已如“钉子户”般置身于拆迁废墟中。李阳最早在丰台办学时，也曾有此遭遇。虽然目前育红学校的校舍相对较为固定，但因靠近四环，几年来租金已从12万涨到39万。
还有更深层的问题。长期观察研究打工子弟学校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设施破败不堪，老师的待遇低下，完全没有教学的积极性，而校长在接待媒体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讲他办学多么艰辛，但是据我们内部的了解，一般每年上百万的利润是非常轻松的。”而在本刊采访中，很多人都表示，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令人堪忧。
事实上，早在2001年5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就提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要坚持“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双为主”原则。
而在这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风暴中，“上海经验”也成为北京可资借鉴的参照系。据了解，“十一五”期间，为达到“保障农民工同住子女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上海市在2008年确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到2010年农民工子女小学阶段70%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初中阶段100%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剩余农民工子女全部纳入政府出资改造和提供办学成本补偿的合格民办学校就读。为此，上海市一方面投入巨资，扩大公办学校的接纳能力，一方面改造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由政府出资购买义务教育学位。
“新公民”模式
南都基金会发起的“新公民计划”，则是民间力量对解决打工子弟教育问题的另一种探索。2006年，北京海淀区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引起正在筹备中的南都基金会的注意。几经调研，他们发现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城市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伴生问题，与南都基金会关注的城市化、社会转型等议题极为相契，于是他们在2007年启动“新公民计划”。
“打工子弟教育问题最核心的，是当这个孩子进入城市后，怎样为其建立一条通道，为其提供学习、教育的空间，让他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新公民计划总干事蔺兆星对《中国慈善家》说。在他看来，当城市的人口不断扩张，打工子弟却不能融入这个城市时，会为城市带来很多隐患。而且，每一个打工子弟都有权利进入城市，而不应设置门槛，城市有义务提供这样的空间，让他们进入城市。打工子弟教育问题，若不加以妥善解决，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会产生一代一代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在欧洲更多是以移民问题出现的，比如波兰人到德国去，会怎么生活。但中外的核心本质是一样的。”蔺兆星介绍说，“新公民计划”启动以来，很多前来考察、观摩的欧洲专家，都不约而同地将打工子弟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问题，与他们本国的移民联系在一起。
蔺兆星认为，对打工子弟而言，最重要的是城市共融的问题。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每次见到他都忧心忡忡：“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平均成绩只有二三十分，你们得想想这事怎么解决！”
为了防止打工子弟无法融入城市，最后陷入边缘化的境地，2007年，“新公民计划”项目组开始探索打工子弟学校的新模式。“我们做学校的初衷，就是希望能让孩子们无论是在做人、还是成绩上都得到提升，这样他们才能更快乐地成长，才能达到共融。”
目前，新公民学校在北京有四所，其中两所是“新公民计划”出资对原有创办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后成为主办方，再聘用校长进行管理的；另外两所则是与政府、创办人合作办学。此外，在宁夏、温州等地，他们也正与当地政府合作，因地制宜探索着办学模式。
在内部管理上，新公民学校通过提高待遇、开展培训等手段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北京的四所新公民学校，教师们的月工资大多在1500元以上，每月按时发放，学校还为其每月缴纳500元社保。而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则都与学校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无社保，寒暑假时工资或不发或者只发一部分。此外，每逢教师节，新公民学校还会对教师进行奖励、组织旅游活动。学校还常邀请专家对教师进行培训，如电视里的选秀节目一般，在四个学校间开展教师讲课比赛，获奖者甚至吸引了私立学校前来挖人。年终时，大家会聚在一起联欢，“表演节目、抽奖，就像企业年会一样。”在一个良性、积极的氛围中，每个老师都能在自己岗位上有所发展，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孩子们。蔺兆星说，他们每学期期末会抽查一些班级进行测验，“出一套难度与公立学校相当的试卷”，结果最好的班级平均分甚至能达90分以上。
除了新公民学校，“新公民计划”还有针对整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公益项目，涉及城市共融、艺术教育等多个方面。比如，志愿者带领孩子们体验地铁、参观城市规划展览馆，增进他们对城市的了解；带孩子们到798艺术社区，体验各种类型的艺术；还会为遇到问题的孩子做心理辅导。这些项目由“新公民计划”出资，吸引各个领域的草根NGO前来合作。据了解，从2007年到2010年底，共有99家机构参与项目。“草根NGO力量很薄弱，但通过大量、持续的资金投入，会吸引他们持续在这个领域开展工作。”
据蔺兆星介绍，“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资助：孩子阅读能力、科学精神、逻辑判断能力的培养，以及人格教育、社会共融。“前三者是人的发展需要的三项能力，若加以提升，这些打工子弟的终身学习能力就得以确立。而人格教育、社会共融则是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这些资助方向，是蔺兆星和他的团队经过数月的调研，请教育学专家反复讨论，修改十七、八稿后才最终确立的。而具体到某个方向，又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比如共融，我们希望通过资助不同的机构，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过去三年多来大概积累了130多个项目。”蔺兆星说。
但蔺兆星也坦承，虽然新公民学校目前运作良好，推广起来却颇有难度。不是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创办者都能接受这种模式，因为这意味着原先尚可盈利的学校将成为非营利机构。更重要的，由于非营利性质，每所新公民学校都需投入大量资金。“我们为老师过一个教师节，可能就得花七八万元。”北京市的两所由“新公民计划”出资主办的新公民学校，每年平均需投入100多万元资金。“原先的计划是，希望通过种子基金的引入，实现学校自我良性发展，但就目前来看，难以做到收支平衡。”蔺兆星对本刊说，他们一所800名学生的学校，一年的学费收入是96万，而这仅仅刚能支付40名教师的工资，而房租一年就需要30万，此外还有其他的日常开支。“如果降低教师工资，能减少支出，但教学质量就难以保障。”
为了解决推广难的问题，“新公民计划”尝试将学校的德育、智育、共融、学校管理等几个模块的工作分割开来，进行打包，将其系统化、标准化，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操作方式，未来或可将这些“包”整体或部分推广到有需求的学校，“这样的话，传递性强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