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慈善基金会来说，曹德旺2亿元善款发放项目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扶贫基金会硬是将这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正如何道峰所言：通过这个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的圆满成功，扶贫基金会向所有人证明了，中国确实存在兼具执行力与可信度的公益慈善组织
“我知道，很多来自西南5省的农户代表都特别想见我，跟我说说话。我呢，立刻就决定把自己‘展览’一下。”2011年1月12日，在“曹德旺2亿元扶贫善款项目总结暨表彰大会”上，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这番幽默的开场白，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一丝冬日的温暖。其后，掌声、笑容与感动，轮番上演。更惹人关注的是，曹德旺还在会上公开对慈善基金会“叫板”，由此揭开了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的神秘面纱，也为中国的慈善透明之路打开了一扇门。
如今，堪称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的曹德旺西南灾区2亿元善款项目已圆满结束，但当我们回头追溯这2亿元善款的“西南路径”始末时，其背后的曲折故事仍值得我们铭记，而其对于中国慈善业产生的深远影响，更是值得我们探寻。
“最苛刻协议”的诞生
近年来，掣肘于制度的不透明和工作的低效，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慈善事业给很多热心公益的人士留下了“差强人意”的印象。为确保自己的捐款流向，不少企业家纷纷选择了“亲力亲为”，曹德旺便是代表人物之一。
2010年3月，我国西南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大地龟裂、江河断流、粮食绝收，受灾人口达到5000多万。那些原本就处于贫困线下的农民，无疑成了这场灾难最大的受害者。“我希望能真正帮到灾区群众，哪怕只是一点点。”曹德旺的这个简单心愿，正是2亿元善款“西南路径”的起点。
实际上，在正式启动西南旱灾救助行动之前，曹德旺原本还想沿用“事必躬亲”的老办法。但经过一番灾区实地考察之后，得到的反馈报告却是：有人要粮食，有人要牲口，有人要肥料……五花八门的需求令曹德旺几乎“抓狂”。于是，他决定“换个方式”做慈善，将“跑单帮”改成“合作组”。可是跟谁合作呢？当时曹德旺的心中并没有明确方向。
契机出现于2010年4月20日。在当晚举行的“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中，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捐款人民币1亿元，同时正式宣布，“将向西南灾区捐款2亿元”。曹德旺的善举让当时在座的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马上冒出了一个念头：何不由扶贫基金会来操作这笔2亿元的巨额善款呢？就算未必能成，但“总得尝试一下”。
纵观中国慈善业，现有公募基金会900多家和非公募基金会千余家，基数不可谓不大，却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难题——发展。而作为一家全国性的大型公募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对于“做大做强”有着更急迫的渴求，并希望借此为其他慈善组织做出表率，以示后来者该“做什么，怎么做”。
于是，就在赈灾晚会后的第2天，扶贫基金会资源开发部的干事杨晋便拨通了曹德旺的电话，向曹表达了扶贫基金会的合作意愿，曹德旺当即表示“可以考虑”。此后，杨晋不间断地对曹展开“推销”工作，并耐心介绍扶贫基金会十几年来的项目运作经验和成果。终于，在几天后，李利等到了与曹德旺“正式会晤”的机会，双方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初步沟通。
等到再次见面时，曹德旺一行已是3人：曹本人、曹的律师和央视《经济半小时》主编。一看架势就知道是有备而来。果不出其然，曹德旺接下来开出的三个条件着实让扶贫基金会犯了难：第一，善款下发后，曹德旺的监督委员会随机抽查10%，如有超过1%的不合格率，扶贫基金会要按照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进行赔偿；第二，项目运转的管理费用只能收取1.5%，即300万元，这远远低于相关管理条例规定的10%上限；第三，所有项目都必须在2010年11月30日前完成，否则，善款将被全部收回。
曹德旺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条比一条苛刻，在中国慈善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因此，大多数基金会都将该项目看作一个“烫手的山芋”，要么望而却步，要么避之不及。虽说扶贫基金会成立已逾20年，经手项目无数，可对眼前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头一次遇到。犹豫再三后，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咬牙决定，“赔钱也干！我们要在中国慈善史上留下一个典范。”后经协商，双方将项目管理费用调整为3%，即600万元。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桩“赔钱的买卖”。
回忆起当时合作的初衷，王行最表示，“很多公益慈善组织之所以得不到企业家的信任，就是因为其执行项目能力弱、项目层层转拨、透明度不高。我们要借助这2亿元善款项目，做出一个有公信力的成功案例，以此告诉那些企业家，告诉整个社会：大家可以放心捐钱，我们是信得过的。”
2010年5月4日，在结束各项细节商议后，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等人专程飞往福州，与曹德旺签署了2亿元扶贫善款项目协议。曹德旺解释称：“协议只是一种监督手段，如果基金会做得足够好，再大的赔偿也不用怕。”
5月20日，2亿元资金到账，项目正式启动。
一切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在项目正式启动的同时，曹德旺曾放话称，“我并不信任扶贫基金会，甚至不信任我自己。我只相信制度和逻辑。”由此可见，扶贫基金会接下的2亿元善款合作大单，绝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发钱”项目，其间的工作之复杂、任务之繁重，不言自明。
2010年5月13日，也就是捐款协议签署的10天后，“曹德旺曹晖2亿元扶贫善款管委会办公室”（下称“2亿办”）便迅即成立，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担任办公室主任。“2亿办”下设5个部门，分别是项目执行部、咨询监测部、计划财务部、活动宣传部和行政后勤部。项目执行部负责制定资助款项的发放方案，成立各省项目县的执行小组，并对受益人资料进行收集、筛查、审核和确认；咨询监测部负责审计和自查，并监督项目执行部的工作；另外3个部门则分别负责项目经费预算、宣传报道和后勤管理。尽管“2亿办”只是个临时项目组，扶贫基金会却为之抽调了近40名人员，部分参与或全程负责此项目，而整个扶贫基金会也不过只有120人。
为了杜绝以往经常出现的善款被自上而下“层层克扣”的现象，扶贫基金会采取了“层层施压”的办法：曹德旺对扶贫基金会提出了30倍赔偿的要求；扶贫基金会也与云、贵等西南5省分别签订协议，如果因工作问题导致扶贫基金会受罚，5省将承担全部责任；一旦查出某村有一户不合格，全村人都取消受助资格。
为了达到曹德旺的捐款要求——“最穷的地方、最穷的人，还不能是当官的”，扶贫基金会慎之又慎，对受助农户的条件标准从最初的7条逐步增加到了15条。
为了兑现“不让地方政府碰到钱”的承诺，扶贫基金会为每家受助户单独办理了存折，直接向里面打钱，以减少中间环节。
当制度全部完善之后，项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便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与此同时，3级培训也浩浩荡荡地开展起来：项目县主管人员在省（市）培训，乡镇级干部在县里培训，村委干部在乡镇培训。此外，大批志愿者的培训工作也分时、分地、分内容地陆续进行。
在项目过程中，“2亿办”瞄准那些受灾最严重、经济最贫困的地区，经过严格审核之后，最终确定了云南7县、贵州3县、广西3县、重庆2县和四川2县为项目受益县。
之后，扶贫基金会向各项目县派驻了工作组，每组至少2人，由一名扶贫基金会专职人员和一名研究生志愿者助理构成。当地县扶贫办则负责推荐项目村，并向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各省扶贫办报告备案。5月19日，在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的小龙潭村，2亿元善款的试点发放揭开了序幕。
来自中瑞岳华会计事务所和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534名志愿者，负责受助人信息的核实与复核。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们仿佛投身于一股强大的洪流中，几乎日夜不停歇地工作着。复杂的制度、苛刻的要求、紧张的进度，这些巨大压力带给他们的却是满满的“充实感”。按照规定，他们每队10人，每2人一组每天核查30户，每支小队每天核查150户，两星期内完成2000户。到8月底，17个县的全面核查工作就已经全部完毕。
在项目实施的几个月中，扶贫基金会的每一个项目人员都全力以赴，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热情与心血。“2亿办”项目执行部里的20多人，全部在各项目县就地工作，其中有些人甚至从未回过家。
比“成功”更重要的收获
2010年11月30日，在协议所规定的期限内，扶贫基金会终于完成了1亿8430万资金的发放工作。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5省区共92150户灾民，每户获得善款2000元；除去600万元管理费，剩余970万元全部用作四川通江县沙溪镇的大桥修建费用，目前，该项目已经启动；在曹德旺的独立监督委员会抽样评估的705户受资助农民中，只有6户不合格，错差率仅0.85%。
至此，扶贫基金会以踏实的工作态度和高效的工作表现，最终向曹德旺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也为2亿元善款的“西南路径”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背后，曾经有过多少艰难坎坷，只有那些参与过的人才真正懂得。事实上，早在项目开始之日，问题便已接踵而来。
项目组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名额分配问题。对于灾区那些朴实的农民来说，争钱是一件最伤感情的事，他们宁可贫困，也不愿因此“得罪”乡亲。2010年5月21日，即项目正式启动的第1天，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来到武定县狮山镇前山村调研。他们问该村的村民小组长，“如果给你们26户受助名额，而你们有30户，怎么办？”组长说，“我自己不要名额，再动员3个老干部和老党员也不要。”“如果只有15户名额，不许你们平分，怎么办？”沉默许久后，组长说，“那这钱我们不要了。”这次事件之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解决好名额分配问题，只能依靠更加细化的资助标准，明确受助条件，并按规定严格执行。
在地方进行信息核查等工作时，当地负责人的不配合也曾令项目组深感困扰。那些制度意识淡薄、凡事追求“差不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面对各种棘手问题和超大工作量时，动辄就抱怨说，“你们基金会太较真，差不多就可以了”，“早知道项目这么复杂，我们就不要这钱了”……面对种种误解和指责，项目组人员却从不诉苦，只是一边努力克服内心的委屈，一边拖着疲惫的身躯坚持工作。
“管理经费这么少，光印材料都不够，还得我们自己贴油钱。”几乎在每个公益项目点，我们都听到过类似抱怨。管理经费真的不够吗？在曹德旺看来，“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博弈的理念”——甭管项目难度有多大，管理费就这么多，没本事的别来接。很显然，扶贫基金会既敢接下来，同时也获得了曹德旺的认可。一个注脚就是：2011年1月12日的“扶贫善款项目总结暨表彰大会”上，在听完扶贫基金会的项目汇报之后，曹德旺曾笑言，“很多人都说3%的管理费用太少，但扶贫基金会却做到了。今天这个隆重的表彰会就充分说明了问题。”
但鲜有人知的是，为了牢牢控制成本，扶贫基金会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他们在项目支出上制定了极其详尽的预算：对执行机构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提供2元每户和5元每户的执行经费；为每个志愿者提供1800元的费用，包括往返路费、保险费、食宿等等。
为了尽量节省开支，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住的是最便宜的小旅馆，出门首选公交车，即使在挨家挨户做排查时，也只是租用一辆面包车。而那些城里来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更是每天都在起早贪黑、翻山越岭中度过，摔跤、磕碰是常有的事，还时不时会遭遇到蛇虫等毒物的侵袭，即使有了严重伤病，却依然忍着病痛继续工作。直到项目如期完成之后，扶贫基金会上下才终于松了口气。
随着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的圆满落幕，曾经的种种喧嚣纷争也将逐渐淡去，但它留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却将长期而深远地影响到整个中国慈善业界。“问责第一单”就像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慈善业存在的矛盾与瓶颈，更看到了社会各界对于中国慈善业的厚望与重托：对于扶贫基金会来说，“问责第一单”的成功向所有人证明了，中国确实拥有兼具执行力与可信度的公益慈善组织；而对于以曹德旺为代表的众多热心公益的企业家来说，他们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透明口袋”、一个能不断传递爱心的“安全通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必将成为中国慈善业的一座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