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次审议的情况看，我们提出的修改建议已经有部分内容被吸收到法条中了。”说起参与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义联)主任黄乐平颇为自豪。
策划
把职业病患者的声音传递上去
如果不是黄乐平自己介绍，很难把他这个一米八几的年轻人跟工伤与职业病联系起来。在2003年单位举行的一次篮球比赛中，黄乐平意外受伤，这让他饱尝了维权的艰辛。也是从那个时候他才认识到，职业病也属于工伤范畴。黄乐平从此走到劳动者维权的第一线。
“在开始接触职业病防治法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部法律迟早得改。”黄乐平腼腆地笑笑说，2009年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加速了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2009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把职业病防治法修改列为2010年一类立法计划。
2010年1月，黄乐平接受卫生部邀请，作为法律实务界专家出席了立法座谈会。这让他很兴奋，因为卫生部是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牵头部门，能参加这样的会议，意味着有机会发表修改建议。会上，黄乐平满怀期望地提出了修改意见。然而，随着参与立法会议的增多，黄乐平有些失望:“一些部门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没有人站在职业病患者的角度说话。而且明知道哪儿有问题，却都是把问题推给其他部门。”
“如果不能把职业病患者的声音传递到最高立法机关的话，职业病防治工作就很难有质的变化。”黄乐平萌生了要把中国职业病的真实状况传递上去，推动修法的念头。
由于部门间争议较大，直到2010年4月，卫生部仍然没有拿出修改方案。黄乐平担心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法计划很可能要延期。“按照惯例，一类立法计划最迟也要在4月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草案。”黄乐平不禁庆幸，因为这为他推动修法赢得了时间。
就在黄乐平盘算着该如何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机会来了。
2010年6月，义联接手一个案子，涉及北京市房山区1000多名有职业病史的劳动者，其中大部分患有尘肺病或疑似尘肺病。“这个案子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人们以往认为的北京没有那么多职业病人的看法，警示人们:职业病的爆发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黄乐平说。
在义联的精心策划和推动下，不仅案子得以积极妥善的处理，目前已有340多人拿到了赔偿。最关键的是，这起案子让人们增加了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紧迫感。
调研
用反映真实情况的数字打动人
2010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就“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修改意见，义联提交了长达17页近2万字的修改建议。
“我们了解职业病防治的实践情况，提交的都是可行性方案。但是，以什么形式提交最能打动人呢?”黄乐平坦言，这让他着实费了番心思。
“必须要有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在职业病防治问题上，最能够打动人的是反映真实情况的数字。”黄乐平由此想到调研，至少在北京还没有人做过这项工作。他决定动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对职业病人进行调研，力求拿出最科学、最真实的结论。
2011年1月27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就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召开专家座谈会。黄乐平再次受到邀请。他说:“这次会议传递给他一个重要信息:决策者需要了解这个领域的真实情况，以及如何解决真实问题的建议。因此，职业病调研报告不仅要做得全面，而且要扎实。”
为确保问卷信息的采集质量，黄乐平要求参与调研的近30位志愿者当面访谈或电话访谈。调研对象是从已经经过法律程序确诊为职业病的1026个患者中抽样，最终完成有效访谈问卷172份。
三个月后，2011年2月23日，《职业病调研报告》正式发布。报告从职业病患者基本生存状况、职业病存在重大预防漏洞、职业病诊断难、求偿路艰难待遇微薄，以及患病后的待遇和影响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我国职业病患者面临的困境———
依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正常走完全部法律程序的时长是1149天，而提出职业病诊断申请的患者中，48%因材料不齐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37.8%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
在2011年人代会前，义联寄送的《职业病调研报告》被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周玉清，以及全国政协委员刘玉芬等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吸收到议案和提案中。
参与
结合审议及时寄送修改建议
2011年3月22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召开职业病防治法修改座谈会。义联是唯一受邀的民间组织。
“给我的发言时间是十分钟，我集中讲了修法建议。我注意到，几个部委的领导都在记录。”黄乐平说，能感觉得到，国家很注重听取民间建议。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克明都在会上表示，推动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和完善，有必要发动社会组织力量，借助社会舆论。
5月26日，义联举办了一场民间立法研讨会。选择这个时间开会，黄乐平是有考虑的。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要审议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媒体在审议前对研讨会的报道，能够让委员们有机会了解职业病现状。会上，黄乐平提出“现行职业病防治体系的十大弊端”。指出以牺牲劳动保护为代价，片面追求GDP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职业病防治困境的根本原因等等，先后有400多家媒体转发了此消息。
对于一审稿，黄乐平不是很满意。该怎样把修改建议传递给立法决策层呢?此时，有人给黄乐平支招——直接寄送相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8月初，170份《关于<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的修改建议》，以邮政快递形式分别发往委员们。义联为此花费了1万多元，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黄乐平觉得，这笔钱花得值!他算了笔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立法决策层成员，受各利益部门的影响较少;他们则完全站在保护职业病劳动者权利的角度，向委员们传递民意。而委员们的关注，将决定职业病防治法的完善程度。
事实正如黄乐平所预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和严隽琪对材料作了批示。韩启德还让他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意见提得很好，在修法的时候会认真参考。”黄乐平如数家珍地介绍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滕炜也给他打过电话，对相关建议表示了肯定。此外，他还收到多位委员的短信。其中，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已部分采用修法建议，希望继续得到修法意见。”全国人大代表周玉清在短信里谈了自己的观点:“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建议材料收到。很好。第三条建议关于此前患病者由财政负责，在理论上恐不被理解，且难以操作……”
委员们的肯定，给黄乐平增添了信心。10月18日，二次审议前，义联再次以快递形式寄出90多份《<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补充立法建议》。
对这次立法建议，黄乐平颇费心思:“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思路，就同一问题再次提出修改意见，恐怕效果不会好。这次我们从借鉴国外经验的角度提改建议，或许能引起委员们更多的思索。”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后，黄乐平仔细研读了修改后的职业病防治法草案。他高兴地说:“法律草案明确了监管主体，强化了诊断程序，增强了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尤其是历史遗留的职业病劳动者进入立法者的视野，这些修改内容渗透着我们的‘劳动成果’。”
如果12月份继续审议的话，黄乐平表示，将根据职业病防治中的新问题，继续向委员们快递修改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