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11年的中国慈善，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20岁女孩郭美美顶着“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假头衔在微博炫富，使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这个全国最大的慈善机构诚信大失，也让人们对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产生了广泛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公民意识的增强，再加上舆论的推动，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却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投身慈善，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之路越走越扎实。
由搜狐网等主办的“2011平凡的良心”颁奖盛典日前在北京举行。获奖者之一王伟力因找到了一个给盲人带来快乐的方法而备受关注，2005年他创办了专门给盲人讲电影的影院——“心目影院”并发展至今，通过用语言描述电影，让盲人感受电影的魅力。
近7年的时间里，王伟力及志愿者团队让盲人朋友们“看”到了300多部电影。2000年，王伟力和爱人开始做残疾人的公益活动，最初是依托个人的资金和社会的资助来做视障学员的广播主持人培训工作。王伟力告诉记者，2005年创办心目影院的想法就来源于这些培训。
王伟力说：“跟明眼主持人相比，业务从视觉优势上来讲，他们都不能占优势，甚至是他参与了广播节目，人家也不认为他就是完整的广播人。我就想到怎么为他们弥补视觉上的差异，把听世界的方式变成视觉引导产生的思维方式，我就想到一定要给他们补充视觉信息。应该说电影最便捷，就开始琢磨着讲电影，讲电影不是一个两个人爱听，是所有的盲人都爱听。心目影院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
为了心目影院，王伟力卖了车，用光了存款，甚至还向父母借钱。他说，当初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想法很“简单”。
王伟力说：“当时想的很简单，觉得该做这件事儿，没想到这件事做起来这么复杂。做起来这钱花光了再去挣呗，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那时候没想到做公益还需要这么专业，把后半生或者把很长一段时间要放进去。没有走那么深，可是进来以后呢就越走越深，越了解这个群体就越觉得该做，越觉得该做就要把这个服务更加科学和专业。所以就放不下。”
正是因为对慈善事业的坚守，心目影院在发展最困难的时候也守住了道德底线。王伟力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国外的一个公益‘款虫’想拿着我们去国外申请钱，他也申请到了，但他想在里面截留，我们不同意，他就想把资金撤走。这是我们当时最困难的一个状况，欠了很多债，因为房子装修啊投入了很多资金都是我们借的钱，这样一来我们当时就非常困难。那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所有的员工和志愿者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不能跟着这些个蛀虫一块儿损害公益环境，我们宁可从零开始。从那时候开始两年多将近三年没有一个人拿到一分钱补助，大家都是完完全全从家里边带点这个带点那个，让盲人的培训和讲电影能够维持下去。”
在心目影院发展最困难的时期，一名华侨在电视上看到心目影院的报道后，通过电视栏目组找到了王伟力，捐款100万元人民币，维持了心目影院一两年的运行。后来，拜耳中国、微软、星巴克等企业相继加入到对心目影院的支持中，王伟力的慈善事业才逐渐步入正轨。
在王伟力看来，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的慈善行动，都需要评估机制来确保真正将钱用在刀刃上。
王伟力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评估机制，不管你是政府的公益项目还是民间的公益项目，都由这个评估机制来评估它的科学性，它在技术上、管理上、资金运作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哪些项目是该支持的，哪些项目是不该支持的，这个机制不能建立的话那就会出现前段时间的‘郭美美事件’，它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公益项目都应该回到正确操作的轨迹当中来，使一些蛀虫、想在里面钻空子的人无法钻。”
个人做慈善力量毕竟微薄，今年中国非公募基金的迅速发展让民间慈善放射出更大光芒。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简称“西部阳光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基金会致力于改善西部农村教育和促进社区发展。
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将慈善公益基金会划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有资格公开募捐，而非公募基金会只能在私下向私人募款。截至今年10月31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已有1279家，首次超过1179家的公募基金会，成为慈善领域的重要力量。从资产上看，目前公募基金会总资产是380多亿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则为210多亿元人民币，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西部阳光基金会目前主要开展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综合提升、大学生志愿者假期支教、长期志愿者支教、农村教师针对性培训与支持、各类图书馆建设与读书推动等项目。最让西部阳光基金会副秘书长来超女士感动的，是27个放弃优厚条件去偏远农村支教的长期志愿者。
来超说：“我们的长期志愿者原来都有很好的工作，大家希望去农村做支教的服务。我们现在有27个，就辞掉工作以后，多的都坚持了三到四年在农村的小学学校里，就是‘一人一校’的那种学校，一直在坚持做支教，一个学校有30多个孩子，特别偏远的农村学校，基本上没有车通路的。”
2006年5月23日，由上海新联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成立了西部阳光基金会。此后主要依靠社会捐赠款。每笔捐助金到账后，西部阳光基金会网站首页“爱心捐助”栏目里会公布捐赠情况和拟使用说明。成立至今，西部阳光基金会的募集资金逐年增多，2011年达到1000多万元人民币，主要来源于有固定合作关系的企业。
虽然西部阳光基金会规模较小，但在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上要求异常严格。西部阳光基金会副秘书长来超女士介绍说：“非公募基金会现在在各种的工作披露上大家对自己的要求都比较高，西部阳光有两点，第一点是在财务上我们是每月公布财务报表，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能在网上的财务报表里看得非常清楚，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资助方‘推门审计’，资助方可以随时提出对它资助部分的审计要求。”
2011年的中国慈善如同硬币的两面：正面是社会各项慈善事业的高速增长，反面则是国内慈善组织遭遇到的一系列信任危机。专家认为，中国慈善当前面临的尴尬境地与慈善法规的长期缺失不无关系。
目前，中国涉及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民政部、财政部等部门制定的有关规章，还未有专门的慈善法。法律从业者表示，慈善法律缺位就难以厘清政府责任与民间慈善、慈善与商业之间的关系，要想推动建立透明度高和公信力高的慈善组织，加快专门的慈善立法已成当务之急。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公益律师事务部栾昕达律师说：“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慈善事业对于立法的需求还是非常急迫的，慈善立法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保证，现在我们国家这部分法律还不太健全，如果我们能够把法律滞后的问题解决掉的话，那么公众不信任慈善机构的现状也会改进。”
可喜的是，中国慈善立法的相关工作已进行数年。据悉，国务院法制办目前正抓紧修改《慈善事业法（草案）》，研究代表议案提出的建议，尽快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除了慈善立法，中国慈善组织还需进一步加强自律。中国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显示，中国有42％的慈善组织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办法，37％的慈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90％的公众不接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公益律师事务部栾昕达律师经常接触一些公益法律事务，她认为要想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除了法律的完善外，慈善机构自身建设、增加信息透明度等都很重要。栾昕达律师说：“一个是立法的完善，另外呢，我们慈善机构本身的一个健全的发展也是其中的一方面，另外就是说，慈善事业的透明度也需要加强，另外，公众对慈善事业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这几方面能推动这个慈善事业更好的发展。”
据悉，12月16日，中国民政部制定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正式向社会发布，这为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和机构公开信息提供了指导性规范，也为民间慈善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