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慈善已经习惯了“闭门操作”。据民政部调查，国内75%的慈善组织信息不透明，接受调查的近90%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不满意。郭美美事件后的网络调查显示，多达46.2%的人认为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信任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红十字会内部情况长期不透明、不公开、组织神秘”。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指出，目前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存在六大“不透明”质疑：机构回应公众质疑为何总不见报表和数据?捐款信息管理系统是否每个基金会都拥有?慈善组织公信力事件为何爆发越来越频繁?国家通过立法是否能彻底解决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化的问题?慈善组织是不是可以有商业系统，商业系统赚的钱怎么用?
当慈善组织面对质疑难以自圆其说，当监管的阳光无法驱散腐败的幽暗，当自律的清流洗刷不尽徇私舞弊的霉点，“不透明”已成为“伪慈善”的帮凶，令民众对慈善的积极性在“迷惑”“质疑”和“愤怒”中荡涤殆尽。亦因如此，陈光标式的“暴力慈善”才会高调出现、曹德旺式的“苛刻慈善”才会破土而立。
2011年8月23日，民政部公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规定慈善组织应在捐赠款物拨付后30天内，向社会披露善款的拨付和使用信息，并宣布未来五年民政部将在慈善全行业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对于习惯了“不透明”的中国慈善业，“30天内披露善款去向”的意义显然超出了“部委规定”，让民众看到了中国实现“透明慈善”的曙光。“透明慈善不只是行业自律，更是行业自救!”南都公益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认为，中国慈善的透明化发展势在必行，细化高效的信息公开能够促进“每一分善款用在刀刃上”，并且“来去有踪可循”，恢复社会对慈善的信心。
“透明”不是“晒账本”
“中国的基金会超2200家，其中1288家基金会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慈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认为，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要发展，基金会募款和善款使用信息公开透明，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大多数基金会没有迈过这道坎。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调查，目前公募基金会披露常规信息的情况是：章程披露的占90%，理事会名单披露的占76.8%，年度报告披露的占30.4%，财务报告披露的占28%。这样的信息公开状况离2006年民政部颁发的《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的要求相去甚远。
不过，一些已经尝试透明的慈善组织似乎也没能“讨好”民众，甚至引发了更多的社会质疑。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在2011年7月7日的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廉政工作会议上许下承诺—“公开透明”。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首页醒目标注着“公开、透明”四字。
然而，“透明承诺”的兑现反而激起了社会更激烈的争议—“为何个人捐款去向公开要设定数额“门槛”?历年善款使用情况何时公开?使用效果究竟如何?面对如此的始料未及，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用“痛心”和“痛定思痛”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华慈善总会身上。2011年10月11日，中华慈善总会将其2010年度审计报告贴在一个寓意“透明慈善”的玻璃箱内，向公众“晒账本”：该会的管理费只有0.11%;会长年薪只有4.8万。
舆论一片哗然。“会长年薪4.8万元”的报告，反倒让人们对中华慈善总会的灰色收入更加深信不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调侃到：“年薪4.8万?这么低的收入，不是逼着人家打捐款的主意吗?” 显然，这次的“透明尝试”，中华慈善总会也没有hold住。
究竟如何才算“透明”?中国慈善业正在摸索答案。程刚认为，慈善组织要重建信任，需付出更多方面的努力。
他举例到，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可以了解个人捐款10万元以上和企业捐款50万元以上的款项使用情况。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在地震期间的捐款不到10万元，这就意味着九成以上的捐赠者无法知道自己捐款的去向。”程刚表示，“每笔捐赠都应该明确数额和去向，至少红十字会应该拿出一个时间表，让公众了解还需要多久。”
“‘透明’将明确谁是捐赠主体，谁是受赠主体，受赠主体将哪些捐赠主体的钱捐给了谁，通过哪些途径用在了哪些地方，并且评估效果如何。同时，慈善机构要回应捐赠人的质疑。”程刚表示，“透明”是一个复杂、科学的系统工程，绝非“晒账本”就可做到。
这意味着，“透明”要求慈善组织做到全面公开。慈善机构公开透明的内容包括捐赠款物的数量、使用方式、受益人以及基金会内部治理情况等方面，每一家基金会都应该主动地向社会展示自己的玻璃口袋，全面、细致、清晰的独立披露机构的财务和活动信息，以此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
如此，公众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很方便地了解自己想知道的信息，比如，随便点击一下某慈善组织的网站，就能查到一切自己想知道的信息，并且可以证实或验证这些信息的真伪。社会和公众可以对慈善机构进行从捐款入账到捐款的流向的“全过程监管”，而不是被动地只能看到慈善机构在审计报告中公布的数字结果。
“透明”需要更多力量的支持
相比中国慈善透明化的刚起步，很多欧美国家已经遥遥领先。在美国，“透明慈善”对慈善机构的标准和规则有着完整约束，尤其对一些资助项目申请、拨付款项和运营费用的预算等都有严格的管理。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任何美国公民都有权查阅慈善机构的账目。
这表明，透明慈善要求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包括法律制衡体系、审计监督体系、财务监督体系、捐赠人本身的审核体系等。由此看来，中国慈善业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探索，“透明慈善”的实现，需要更多力量的支持。
“中国慈善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求有完善的法律规定，《慈善法》应尽早出台。”程刚表示，“目前中国慈善业尚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慈善组织的捐赠行为，而即使是对目前不健全的法规，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和监督，仅靠民政部发布的‘指引’显然效力不足。”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亦指出，慈善透明期待“有法可循”。现有法规对慈善信息公开缺少详细操作规范和细则，是否公开信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善组织的道德自觉。“应尽快出台《慈善法》，完善相关操作办法和标准，以强制慈善公开、透明。”
法律之外，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卢汉龙认为，“透明慈善需要在监管上尽快改变‘第三方’缺位的现状。”由于没有组织来贯彻、评估进一步的信息披露情况，业内的信息披露、行业自律至今仍不完善。卢汉龙建议，要逐步建立起包括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媒体监督、捐赠人和公众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体系和项目评估机制。
“现在业内已经形成了共识，让慈善回归民间。”程刚认为，除了法律监管、第三方监督，实现透明慈善的根本在于慈善去行政化，回归社会本位。长期以来，中国的慈善体制一直由官方主导，目前中国大多数公募性慈善组织或多或少带有行政色彩，参照行政机关的标准运行，政府的监管目前来看不够有力，这令他们在信息公开方面缺乏动力和压力。另外，根据当前的政策，新成立的慈善机构必须挂靠在主管部门之下，许多慈善机构因为找不到“婆家”，不得不长期处于地下运作状态。能找到的，也不能独立运作。“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要求慈善必然回归民间。”
“慈善背后如果带有权力因素，会伤害慈善的纯洁性。如果受到权力干扰，就变成‘被慈善’，民众会渐渐讨厌慈善，从而对整个慈善业造成伤害。”徐永光亦表示，“坚持公益慈善回归民间，中国慈善真正实现透明不需要太长时间。”
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组织善治、行业自律、优胜劣汰、合作共赢……这些关键词构成了社会民众对中国慈善业未来发展的共同愿景。描绘这幅美好蓝图，需要慈善从业者、社会管理者、媒体，以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诚然，任何改变都有其历史阻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中国慈善做出正确的选择，“彰透明以除沉疴”的那一天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