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应该说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新年伊始，公益慈善行业不断传递出政策积极开放的信号。中央政府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开明，导向非常明确，这从民政部李立国部长最近这半年的相关讲话、特别是本月初在《学习时报》的访谈文章可以看到；广东、北京等地方政府，更在取消双重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改革，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和推广；这种改革，估计将会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和三个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而更加明朗透彻。
从公益慈善组织自身发展来看，一方面组织数量、规模、实力都在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像曹德旺的河仁基金会等一批资金规模较大的基金会的出现，更是增强了整个公益慈善组织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组织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新趋势，由民间发起成立的公益慈善组织，受到了各界的高度重视、关注和支持：不但主要由民间主导的非公募基金会快速发展，总体数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而且由民间发起成立的公募基金会也开始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出现，给整个慈善行业注入的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希望。
总之，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目前行业发展加快、“市场”日益开放，多种形式并存，竞争刚刚开始，呈现出多元和色彩斑斓的局面。对于发展中的公益慈善组织和关心公益慈善发展的社会公众来说，厘清一些关键问题，对于今后的发展是必要的。
一、慈善行政资源壁垒将逐步打破 苦练内功才是关键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除了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特殊性免登组织，所有登记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都是民间组织，是独立的法人。但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批公益慈善组织，最初都是从政府或者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机构分离衍生出来的，这些组织往往有一些官方的色彩或者背景，学术界把这种组织叫做GONGO，但这是历史。这些组织，在中国公益慈善的历史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服务弱势人群和支持科教文卫环保等公益事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也因为其起步早，无论在能力上、人才与经验积累，还是资源获取上，特别是政府资源，与后起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相比，都有比较大的优势。今天，面对人民群众和社会不断增长的慈善需求，这些组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无论从组织定位、治理结构、专业服务能力、信息公开透明方面，都有进一步改革提高的需要。事实上，几年前，就有很多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主动进行了改革；但也有一些组织，改革比较慢。
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包括已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公益慈善类基金会、社团和民非，也包括一些在基层政府备案的组织，另外有比较多的组织采取工商注册或者未注册但实际在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草根组织。近年来，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发展比较迅速，受到了政府、财富阶层、媒体舆论、群众等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得到了比较多的社会资源。但民间公益慈善组织也面临着两极分化，专业化能力、治理能力、公信力比较强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不断壮大；相反，一些专业化能力不强、治理能力较弱、公信力较弱的组织，则日益生存困难。
当前，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曾经一枝独大的局面，正在被逐步打破，随着中国公益慈善“市场”开放越来越充分，优胜劣汰就是必然规律。社会各界要做的，就是更多地支持公益慈善组织，无论政府背景的组织还是纯粹民间背景的组织，只要其公信透明、治理规范、服务社会的能力强、公益慈善效率高，就能够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捐赠资源。像去年由民间力量发起的“免费午餐”，就是有力的证明。
目前政府对注册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与官办公益慈善的政策，越来越趋向公平。在政策彻底开放之前，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特别是基层和非民政系统登记的民间公益组织要做的，一是苦练内功，提升自己的组织能力，以透明和高效来取信于民、取信于政府；二是与包括官方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和非公募基金会等组织结成伙伴关系，以透明和高效率来广泛调动社会资源；三是坚守价值使命，为政策开放后的充分竞争作好准备。当然更需要我们的各级政府加快政策扶持的步伐，加大对公益慈善组织的财政支持力度，要实行普惠政策，同时，在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上，要公开、公平，无论是何类组织，都按程序办事，一视同仁。
随着去年的一些社会事件导致公益慈善行业的信任危机，公益慈善组织一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说到公众信任危机，这不是哪一类组织的危机，而是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都面临的挑战。危机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公益慈善事业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影响日益增加，中国社会公众权力意识的觉醒速度大于公益慈善组织的改革速度；或者说是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在组织治理、信息透明、服务高效方面，与广大人民群体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在这一方面，因为官方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曾经在较长时间占有了主要慈善资源和传播资源，所以受到的质疑也较大。谁拥有的资源多，谁的责任就更大，这也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因为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原来受到的关注不高，非公募基金会也是近几年才新生的事物，因此受到公众质疑反而较少。但这并不是说，哪一类组织在信息透明和服务高效方面就更高更好。
从我们连续三年发布的《中国透明慈善报告》看，在信息透明方面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总体上来说有较大的进步，但与社会大众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距离；二是官方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与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差距不大，与工商注册或未注册的民间草根组织相比更胜一筹。
为什么信息透明特别是财务信息公开透明与公众要求有距离呢？这是因为：一是慈善透明是一个专业问题，需要有信息公开的标准、信息公开的平台、还要有专门人才投入，因此尽管政府的政策法规有要求、公众有要求，但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不能一蹴而就，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整体来说历史还短，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慈善信息化能力、信息透明化能力建设方面经验还不足；二是随着以微博、手机短讯等现代新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得信息的手段、途径更加方便快捷，而公益慈善组织在现代技术的运用上，经验还欠缺；三是与现代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现代慈善文化理念还不普及，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道德要求非常高，公益慈善组织合理的筹资成本、运行成本、信息披露成本以及合理的薪酬等，还没有为社会大众普遍知晓和接受，这也让一部分公益慈善组织产生了不必要的信息披露后果担忧；四是确有极少数公益慈善组织和一些非法组织，存在管理混乱、慈善腐败，甚至打着公益慈善旗号为个人或机构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五是缺少行业或者独立第三方的监督，来自公益慈善“市场”的行业监督与评估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在政府监督与社会监督中间，缺少行业自律的缓冲地带。
从制度上来讲，推动公益慈善组织走向公开，接受监督，是大势所趋，在这方面，需要政府、公益慈善行业、公益慈善组织自身、社会大众，特别是媒体的共同努力。
政府的监管是非常必须的，但政府如何对庞大的公益慈善组织进行有效监督，也考验政府的能力。目前政府做的主要是通过年检、审计等刚性手段来进行监督；但年检和专项审计，是阶段性的，而任何慈善信息，都要讲究全面、准确、及时、易得、易理解，这方面可能政府监督也是有限的。包括捐赠人在内的社会大众和媒体的监督很多时候都非常有效，但因为慈善透明是一个专业问题，媒体的监督往往也受时候专业能力不足制约；这样，来自行业第三方的独立监测与评估 ，在目前中国的慈善透明中变得非常紧迫。
在制度安排方面，一是政府要鼓励、支持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比如在披露成本上进行支持，在信息披露平台建设上进行支持；二是要将信息透明监督的结果，与税收优惠与政府购买服务关联起来；三是要在进一步开放公益慈善“市场”的同时，建立公益慈善行业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实行优胜劣汰、自我淘汰，甚至可以参考公民信用制度，建立专门的公益慈善组织的信用制度；四是参考国际做法，政府与行业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合作，将具体的监测、评估业务，委托给专业机构去做。
这一方面，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通过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公益慈善组织，同时更要在全社会传播善的力量和现代慈善理念，充分培育慈善的文化，将培养积极向上的公益慈善氛围作为一种责任和使命。
与发达国家成熟的公益组织相比，目前我国官方背景及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以及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比较乐观一点说，是由初级发展向规范发展过渡转型的时期。离成熟的公益慈善，还有较大的距离，与欧美慈善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还有三四十年的差距。还需要不断的努力。
一是开放和监督并重。政府更加开放，要像当年重视民营经济组织一样，重视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给其松绑解缚，建立真正自由的公益慈善“市场”；同时要加强监督，规范发展；要建立政府、行业第三方组织、捐赠人、公众和媒体全方面的立体监督体系。
二是行业化和实业化并重。要鼓励行业发展，公益慈善组织由孤立的分散组织，形成合力，形成真正的行业；要鼓励公益慈善组织举办各种医院、学校、福利机构、研究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和环保与科教文卫实体，广泛参与社会建设，以充分发挥公益慈善组织和行业对社会的贡献，对GDP的贡献。
三是全民参与和专业化发展并重。我们既要在国民中培育慈善与志愿精神，为慈善事业培育爱的种子，激发全民爱心，同时培育公民的现代慈善观念，培育现代慈善生活方式；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而言，专业化是必由之路，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信息透明、资源筹集、组织治理、社会服务的专业能力，以满足日益提高的公众与社会需求。同时，我们要以崇高的价值追求和合理的待遇，吸引更多社会优秀人才，投入公益慈善行业，因为离开专业人才，专业化只能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