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年初，全国老龄办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而这样庞大的一个数字，在城市或乡村，因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差异而面临不问题。
中国人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老去。
今年年初，全国老龄办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而这样庞大的一个数字，在城市或乡村，因为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差异而面临各自不同的问题。一时间，“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留守老人”等因养老问题派生出的专有名词层出不穷，而且每一个问题都会相应地引起热烈的关注和空前的探讨。
10月6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的发言让人备感压力：“国际上通常认为，当65岁的人口占总人口7%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进入老龄化，占14%的时候是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则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10年之前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前后，中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将一起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法国115年，瑞士85年，英国80年，美国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NP达一万美元的占36%，一万至三千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只有980多美元，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
而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而变化的人口社会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使得传统家庭养老面临巨大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中代际之间的孝道、赡养、照料老人的观念日益淡化，家庭对老人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力度也随现实环境不断削弱，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比例下降，据老龄科研中心调查，城市老人经济支持率为30%，农村为60%左右。
老龄化的加速对经济社会都将产生巨大的压力。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做准备，老龄社会来的让人没有喘息之机。在扑面而来的巨大压力下，如何改革公共政策？如何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服务？如何让老年人具有购买养老社会化服务的购买力？如何真正指向老有所养的社会愿景？这一切的追问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迫切地寻求答案。
在此背景下，公益时报通过深入采访，通过描摹养老的社会图景，解读政策轮廓，探讨公益组织和民间力量的种种尝试与努力，也试图探寻养老地产等纯商业力量的介入对于这个领域发生的影响。我们也试图寻找欧美等国的成功经验以资对照。
种种情况表明，在老龄社会所引致的问题逐渐显现的今天，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下，单单通过政府力量解决数量庞大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养老问题是很难得到统一的完美答案的。而在不断力图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大力推动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大发展，并率先由政府出资，向民间购买服务，以此来触动社会力量提供更多、更丰富、更优质的个性化、细致化的养老服务，最终通过市场化竞争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最终将对于服务的选择权交到老人手中，让老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选择和构架最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体系或许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用积极的视角看待问题往往会更容易地找到解决之道——台湾社会政策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教授古允文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老人在一生中累积了庞大的财富，如果去算财富分配，可能大部分比例是老年人掌握的。所以，未来的老人有能力去购买他所需要的服务，只要你能够按需要提供。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福利政策把他们当成是依赖人口、弱势人口，只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高龄化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议题。我们要跳出量的思维，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威胁，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机会。未来会产生新的社会安排，让不同时代的人在一个社会里和谐生活。”
我们试图通过这期专刊，引发思考和讨论，综合更广泛的力量，共同求解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白发困境。期望政府、民间社会、家庭以及老年人本身，各安其位，协同作战，共同面对这个已经来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老龄问题的解决之道一定是社会化养老，社会化养老的真正核心，就是让老人能够在充分发育的养老服务市场上自主、自如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