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公民社会，是一个国家的民众由“乌合之众”走向“政治公民”的起点，也是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的良好政治底盘。构建公民社会，力当起而行之.
长沙人敢“叫板”政府，有不少典型事例。 8月7日，长沙伍家岭君悦香邸小区的4位业主与街道办官员对簿公堂，以民告官的形式开始了一场公民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博弈。在长达两年的争取过程中，由于街道办事处的过度干预，使业主们致力成立的小区业委会数度“胎死腹中”，为了拥有一个纯粹属于业主们的、能够自行裁量小区物业事宜的业委会，这4名业主代表将伍家岭街道办告上了法庭，希望能在法律的帮助下挣脱政府力量的不当干涉，夺回属于自己的公民建设空间。
在成立业委会方面，君悦香邸小区并非孤例，本报在进行深度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业主们自发成立业委会的诉求日益强烈，但却基于基层政权的一些人为设障而难以如愿。为筹备小区业委会而不断投诉雨花区圭塘街道办事处的廖树斌，曾收到匿名人士发来的恶意警告短信，而山水洲城小区的居民郭磊，在筹建业委会后家中停电长达50多天。他们像君悦香邸小区的那4名业主一样，在业委会的筹备过程中一直不曾放弃，试图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来争取权益。
这种看似为微小利益而博弈的“战争状态”，其实宣告了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的实际，而君悦香邸小区业主诉诸法律的维权手段，正是中国公民意识觉醒的一个小群像。
在古代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统治规则，统治力量在县、乡一级的止步，实际上就是给民间社会留足空间，借由乡绅自治来完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这种以乡绅阶层、宗族势力为依托，有效化解政府与民众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模式，奠定了社会稳固基础，同时也阻止王权滥用，更为民间社会的基层自治提供良性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仿效的是苏联式的“全能型政府”，将政府的触角延伸到村、街道、居委会，除政治事务外，对一切社会事务也是大包大揽，极大地逼退了社会自发力量，实际上，街道办事处对各小区成立业委会的不当干涉与操纵，就是全能型政府形态的一个缩影。在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下，公民组织很难顺利生长，更别说对基层事务进行自治。但随着私有产权意识的越来越强烈，公民力量又以不可抗拒之势在勃发，短兵相接之下，政府能否作出妥协？应该如何妥协？正是改变国家社会一元化状态的破题之举。
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回避。自改革开放起，中国市民社会的空间就已被打开，经济上的一系列激活手段带来的是社会领域的扩大、民众活动的相应增多，以及因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对政府过度管制的天然抵制情绪。在这种抵制情绪的支配下，公民个体自然会寻求力量集结，以抗衡国家和政府的过多干预。约翰·罗尔斯曾说过，没有一群接受并理解、实践民主政治基本理念的民众，就不可能有存活下来的民主政体。建设公民社会，是一个国家的民众由“乌合之众”走向“政治公民”的起点，也是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的良好政治底盘。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家必然会与试图形成自治组织的公民之间产生抵牾，尚未消亡的权力意识也仍然会牢牢把持滴水不漏的领导权和管理权，不允许社会力量形成的任何挑战的存在。
但在经济改革之下，公民意识已经被催醒，在面对权利维护和社会事务时，他们不再依赖或抱怨政府，而是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民众的这个“断奶”过程，也造就了社会团体的不断出现。进入21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团体数量开始急剧膨胀，非公募基金会的兴起、NGO之间的合作、社会企业的倡导以及志愿者的主流化都标志着向公民社会主动迈进的潮流已形成。2011年11月12日，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提出，政府要从“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逐步下放权力，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转为由社会组织或其他机构承担。
从民间社会团体的激增，到地方政府发出“政府转型”之声，这其中体现出一个“倒逼”过程，不管是被动地维护个体权利，还是主动地试图参与公共事务，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的产生都在顺应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从而迫使政府放权于社会，逆转“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而一种健康的社会建设，首先就是要下放社会建设的权力，弱化对社会基层的控制，消除对社会团体组织的阻碍，培养民众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
再回到长沙君悦香邸小区的事件上来，4位业主代表状告伍家岭街道办事处的案子并没有当庭宣判，主审法官认为此案极具现实指导意义，故决定在合议庭会商后择日宣判。但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都不影响公民意识在类似事件中的广泛觉醒，也阻拦不了公民社会建设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必将作为核心力量出现，而长沙君悦香邸小区及其它小区业主们的起而行之，也见微知著地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正在积累、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