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鸡蛋”的由来
2011年10月22日，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与MSN中国共同推出“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活动：参与者需在12小时内走完50公里，并游说周边朋友为其暴走行为捐赠善款（即“劝募”），所得善款全部用于“一个鸡蛋”公益项目，为贫困地区儿童每人每天提供一个鸡蛋，以补充必要的营养。
对于热心公益的人们来说，“一个鸡蛋的暴走”并不是个陌生的名词。从2011年起，“一个鸡蛋的暴走”项目从最初为山区孩子募集“一个鸡蛋”的倡议，逐渐发展成募款金额超过200万元的慈善募款活动。
随着善款大量涌入，一个“甜蜜的负担”也落在了募集者肩上：这么多钱，该怎么花？按照以往的惯例，在预定的慈善项目获得了足够的捐款之后，募款者往往自己决定，或请专家评审，来确定多余善款的用途。但“一个鸡蛋”决定，让捐赠者来决定善款的去向。
想拿钱，先说服捐赠人
2012年9月23日，浦东新区峨山路613号的公益咖啡馆内人头攒动。
两张长桌边各坐着7个人，而投影屏幕前，是侃侃而谈的公益组织申请者。
参加这场评审会的三家公益组织是从8月份报名的86家组织中初选来的，它们已经事先制订了总额度低于10万元的项目预算，并将详细的申请书发给评审者。
当天，他们要做的，就是用40分钟的时间说服这14个拥有投票权的观众，把来自“一个鸡蛋的暴走”项目中的10万元善款交给他们。15分钟的介绍和25分钟的提问结束，主持人宣布投票，以决定这个项目是否能获得款项。
这些款项来自于“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一个鸡蛋的暴走”的发起者是上海公益发展基金会，简称“联劝”，意为“联合劝募”。此前，由于“一个鸡蛋的暴走”的新颖形式和成功宣传，它获得了社会多方关注，并得到了远超预计的善款。
“联劝”的公共关系主管叶盈介绍，“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共募得款项237万余元，除去各项成本等费用，共有221万余元可供项目资助。除了事先已经确定的项目诸如乡村图书馆、乡村读物计划、农民工子弟素拓等占去100万元，剩下的121万元就成了“甜蜜的负担”——这笔承载着捐赠人善意的资金，应该用在哪里？
叶盈介绍，按照惯例，募款组织可以自行决定善款的去向，“往往是通过内部评审的方式，来决定支持哪个项目。慈善组织递交项目书，慈善行业专家评审，就很简单。”但“联劝”决定不这么做，“我们希望能让公众参与进来。这对做项目的慈善组织和公众来说都是有益的。”
叶盈告诉早报记者，许多从事慈善项目的工作人员乃至专家其实很少直接面对公众，也很难了解公众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而另一方面，公众对慈善项目的运行也缺少了解。
因此，“联劝”采用了听证会的方式——两张长桌，一张属于7名来自公益组织、媒体、高校、政府机构的专业人士，他们都拥有公益领域的丰富经验；而另一桌，则属于7名普通的捐赠人。这些捐赠人通过报名进入“评审员数据库”，并由主办方根据年龄、性别、职业等条件，每次选取7人参与。
而根据规则，两边各自通过投票决定本桌的态度，若两桌最后的结果不一致，则14人共同进入小房间进行15分钟的闭门会议。闭门会议中，顾问只能提出建议、影响捐款人，但不再拥有投票权。也就是说，捐款人在这场听证中起决定性作用。正如多位捐赠人代表所言，“这笔钱肯定是善款，是要用在慈善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凭什么要把这笔钱给这个项目？你们得说服我们。”
“请试玩我们的游戏”
外表帅气的张宁是当日的第一位申请者，他带来的是“儿童安全项目”。这名年轻“海归”学的是法律专业，在成为益优青年服务中心总执行长之前也曾是位律师，因而有着相当不错的口才。
张宁的开场白从介绍“益优青年服务中心”开始，他介绍，“我们是世博会唯一的非官方志愿者活动站”；接着，他连续列举了“全国每年有5万名孩子因为意外伤亡，其中1.8万因为交通事故”等确切数据。
张宁在项目介绍中，现有的“书本、活动、动画片”三大安全教育模式，往往存在成本、趣味性、普及难度等问题。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式则是“桌游”——“一是好玩，二是知识反应快，三是可复制性强成本低，四是使用简单，志愿者门槛低。”
张宁介绍，他们的项目准备试制500套安全教育桌上游戏，发放给偏远山区的小学和北京、上海等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仅有的15分钟项目介绍中，他还花了5分钟，让两桌投票者试玩了安全教育桌游，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两桌投票者分别以6比1、7比0的票数通过了张宁的桌游项目，于是张宁可以领走10万元，来完成这个项目。
对于这种听证会形式，张宁表示：“我很喜欢这种形式，从大家的提问中，也能够发现自己的项目还有什么问题。即使没有通过，对我们来说也是促进。以前递交项目书上去，被毙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此外，当天另一个慈善项目“互满爱-云南省镇康县农村未来幼儿园”项目也因为组织方丰富的项目操作经验和已有的成功案例，得到了通过。
体检项目遭质疑未通过
与张宁相比，上海福田环保教育站的胡凯森就没有这么幸运。
这位在名片上印着“垃圾大叔”的台湾大叔身形略胖，很是面善。然而，他带来的“格尔木民族学校学生传染病健康体检项目”仅获得3比4、2比5的投票数，未能通过。
胡凯森介绍，格尔木地区受经济发展因素制约，许多孩子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使得乙肝等传染病盛发，而高原地区儿童的先心病发病率也是平原地区的2-3倍。“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是我们的目标。因此，我们的项目旨在为848名格尔木地区民族学校的学生，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希望能涵盖两所学校90%以上的学生。”
然而，胡凯森的演讲从一开始就不甚成功。因为“福田环保教育站”是以公益环保项目起家，而非公益医疗项目，因此胡凯森花费了5分多钟介绍组织背景，反而让一些投票者提出质疑：“你们在从事公益医疗项目领域，有经验吗？”
质疑还未停止。有投票者提问：“体检检出了病，谁来治，谁来出这个钱？”胡凯森表示，会尽量让学校或当地政府负责孩子的医疗，福田方面也会帮助筹措，但这个答案并不能令投票者满意。有人马上提出，体检、医疗的资金本来就该由当地政府负责。
对于失败的结果，胡凯森的沮丧溢于言表，“我觉得，国内的公益组织还处在萌发期，许多专家也没有一线体验。城市里的人，没有体验，很难感受乡下的人的生存状态。大家都觉得有些事情应该政府做，但城市人没有(乡村）体验，不知道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
听证会仍在改进
与人们认识上的传统公益组织不同，“联劝”将自己定位为“支持型组织”——负责募款，但款项则交由专业的“执行型组织”来负责，“联劝”还负责监督和评估资金的使用情况。
而作为专业的募款组织，“联劝”也在试图不断让募款、拨款的机制变得更公平、合理。叶盈介绍，今年6月、7月，“联劝”已经召开两次评审会，而评审会的机制也在不断变化。
而在9月23日的现场，也有参与评审的专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可以采用“修正案”的方式，对有可取之处但无法通过的项目，由投票者提出建议和附加条件，申请者只需承诺答应这些条件，就能让项目获得通过。这样的做法，也许会比“一票否决”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