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小额信贷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
这是位个头瘦小、毅力惊人的老者。72岁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大家都站了起来，向这位老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头发花白的尤努斯，依旧穿着那件传统的孟加拉式长衫，一如他领取诺贝尔和平奖那天的打扮一样，这个贫民金融界的“富翁”依旧保持着最纯真的质朴。但是，在他瘦弱的躯体内，我们可以感受到那颗顽强、坚韧的心。
“今天世界上到处都还有穷人的原因，并不是穷人自身，而是社会的制度、社会观念和政策，是这个产生穷人的有问题的制度。改变造就贫穷的根源，才 能根本地解决贫穷问题。”8月14日，应邀出席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等主办的“小额贷款与社会企业国际论坛”的尤努斯，一开口就开始宣扬其通过小额贷款消除贫 困的理念。
此次论坛的主旨是分享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模式以及社会企业的成功经验，传播“消除贫困，发展民间金融”的理念，推动和促进中国版格莱珉银行微金融项目的发展，帮助中国并不富裕的地区摆脱贫困。
从1974年贷出第一笔27美元的小额贷款开始，尤努斯就开始了他决心通过小额信贷来改变穷人的命运、消除贫困的道路。其后，他创办了“穷人银 行”——格莱珉银行，向底层民众提供小额贷款帮助其脱贫。1983年至今，格莱珉银行已经向840万人提供了贷款。因为在消除贫困方面的巨大贡献，尤努斯 获得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事实上，格莱珉银行在物质、精神、信仰、习惯等多个层面彻底改造了穷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行为模式，特别是尤努斯教授倡导的社会企业理念令世人十分敬佩。
与会的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尤努斯的尝试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尤努斯从事的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贷款，且呆账、坏账非常少，这个机构并没有 特别多的专职人员，主要是靠农村自己互助的组织形式，这个架构完全不是由他帮助农民设计，是农民自发开展的。中国如果要采用这种模式，则中国的社会组织、 政治组织也需要做出一定的改革，才能够适应这个商业模式。但哈佛大学教授陈志武对追求非利润最大化的社会企业可持续性有一定怀疑。
尽管外界对格莱珉银行以及社会企业存在很多非议，但尤努斯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社会企业实践。
去年，尤努斯辞去了格莱珉银行行长的职位，但他并没有因此闲下来，现在“我非常非常忙碌”，他对记者说，去职格莱珉银行行长后，尤努斯全身心地 投入到了推广其主张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事业之中，至今他们已经拥有七十多家“设立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的企业。
尤努斯说，他并不是想做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努力去做了很多的小事，这些小事累加起来之后，巨大的改变就发生了。尽管因为其在金融领域里的杰出成就，很多媒体将之称之为“银行家”，但尤努斯说，“请不要叫我银行家，请叫我社会企业家”。
微金融更多是金融服务
《21世纪》：你去年辞去了格莱珉银行行长的职务，此后都在忙什么？
尤努斯(笑)：看来你对我的行踪非常了解，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关心。这十多年来我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推广社会企业这一理念。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去帮助它们建立自己的社会企业，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忙碌。
《21世纪》：中国可能出现格莱珉银行这样成功的模式吗？
尤努斯：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小额贷款这种想法，是因为传统的银行模式无法向大部分民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贷款支持，小额贷款这一金融服务对低收入人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觉得自己必须要做这件事。
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格莱珉银行已经向840万人提供了贷款，其中97%的款项已经收回。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中等国家，这些不同的国家 有一点都是共同的，就是底层的人们都需要钱去维持生计、去获得更好的发展，但是他们所需要的钱并不能从传统的商业银行中得到，这就是我们要发展格莱珉银行 的原因。
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模式在中国应该同样是可行的。在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地方，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在中国也会是有效的。当然，在不同国家，比如中国，这种模式具体如何运作，还要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
从世界上的经验来看，其实微金融的风险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大家应该对它有信心。其实微金融并非只是借贷那么简单，它也是一种金融服务，而 金融服务包括很多东西，比如保险，在格莱珉银行内部就有很多保险模式，其中一种是，如果借款人突然死亡，投保人的家属将不需要再向银行还钱，而由保险公司 代为还款，这种保险业务化解了借贷人的风险，同时也削减了银行的借贷风险。
对中国的建议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小额贷款现状？
尤努斯：目前中国的小额贷款项目都由政府主导，它们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只能严重地依赖于政府，这些项目因而也并不是建立在有自己稳定收入来源 以承担所有支出基础之上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社会企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企业不依赖于政府，而是依靠企业自身就能够获得收 入，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21世纪》：你观察到目前小额贷款在中国推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尤努斯：中国人很有商业精神，他们渴望自食其力，然而对于经济困难的民众来说，要获得信贷的支持还是比较困难的。要在中国推进小额贷款，一个非常必要的措施是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使底层的人们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但是，中国目前的小额金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其中一个是，目前并没有与小额贷款机构相应的法律体制。中国法律仅仅允许小额贷款银行进行贷 款，并不允许它们吸收存款。中国政府对私有资本持比较警惕的态度，时刻会担心出现问题。社会企业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企业尽管也是私有资本，但你不必担 心他们，有了社会企业也不需要再单纯地依赖慈善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以一种崭新理念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希望我们有关社会企业的理念最终能够得到实现，我们会 证明社会企业能够解决问题，而且是安全的。
社会企业不是不赚钱
《21世纪》：陈志武认为社会企业很难持续发展，你对此如何评价？
尤努斯：我想可能是有一些误解，陈先生所评价的是一种慈善行为。其实社会企业是没有余钱做慈善的。我们一直强调，社会企业不是不赚钱，从任何角 度来说社会企业都是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这个企业的所有利润都会留在公司里，这个企 业并不抗拒赚钱，我们并不是为了消灭盈利企业而创造社会企业。
世界上有两种企业，一种是逐利企业，一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企业，这两种企业不是要争个你死我活。我们并不是取代了这种公司，而是一种补充。
《21世纪》：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去年为止，贫困人口在全球范围内有37亿，其中10亿人每天的收入低于2美元；有报告说这37亿人口蕴含了2.3万亿美金的商机。您如何看待这37亿贫困人口，又如何将37亿人转化为2.3万亿美元的商机？
尤努斯：首先我想强调，给金字塔底部人群提供的业务也是盈利的，因为你必须通过将某些服务销售给贫穷人口获利而获得持续发展。我创建的这些公司 并不是为了自己盈利，而关注在解决问题。比如你如果生产洗发香波，你把瓶子做得小一点卖给穷人，让他们花一点钱就可以买一小瓶洗发香波。这是在创造需求、 满足穷人的需要。
卖给穷人东西也可以赚钱，甚至可以赚大钱，这是社会企业可以做的；但如果向穷人借钱收高利贷，就不应该是社会企业。我们设计的小额贷款不是为了盈利，不是为了放高利贷，就是为了解决穷人的信用问题。社会企业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带来问题，因此，社会企业并不把追求利益作为最终宗旨。
此外，虽然我们做社会企业，但我们也可以给富人提供服务获取利润。社会企业的出发点和宗旨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其服务对象并不排除富人，相反，如果只是针对穷人提供产品，并不能称之为社会企业。
2.0形态：社会企业城市
《21世纪》：你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写信，希望将您的这个模式引到广东来。如果要在广东实践，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
尤努斯：现在有些城市的政府已经宣布把自己转型成为一个社会企业城市，比如德国的威斯巴登，这是德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另外有一个日本城市，一 个意大利城市。这些市长都认为这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一个最好办法。这些城市当中的企业都被分配一个任务，去解决这个城市中的一个问题，比如一个企业解决单亲 母亲的问题，一个企业解决社会健康医疗问题，一个企业解决失业问题。这样，这个城市当中的所有企业都能够解决一个所分配的问题，这个城市就是一个社会企业 城市。这些企业创办社会企业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的股东，这个新创办的企业不赚钱不会给股东分红，创办这个社会企业的目的比如说是为5个员工提供5个就业 机会，或者说为500个员工提供500个就业机会，他们就可以不从市政府那里领失业救济金，他们可以不靠救济金生活。
我想，这样一种方式广州市或者广东省政府也是可以参考的。现在有一些企业部门或者有一些创办出来的社会企业比其他企业做得还好，可以让他们通过 扩大自己的社会企业，在下一个阶段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之扩展到整个城市和整个社会。在这方面我非常愿意和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进行交流。
《21世纪》：你还推出了一个社会企业设计大赛，鼓励大学生们参与构想和实践，目前，中国政府大力鼓励大学生创业，对此有什么建议？
尤努斯：我们的社会企业设计大赛，让学生们参与，我们希望学生们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企业，然后来解决某一个问题。比如说中国存在的老年人独居 问题，在日本，有些老年人死在家中，无人知晓，晚年非常不幸；此外，在日本每天有超过100个人自杀，这显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目前，这些都还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这些学生们可以设计一种模式，创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企业，有针对性地解决类似问题。我们会给大赛优胜者提供资金资助实现他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