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企业家已经越来越重视公益和慈善活动了。我以前也反复提及过，中国企业家从来不缺善心，也已经有很多企业家参与到NGO领域中去。但NGO领域的监管制度，实际上并不鼓励企业家参与，比如说捐款税收抵扣的问题，比如说强制摊派的问题，比如说只能捐现金不能捐股份的问题等等，都属于落后的管理制度不能适应NGO领域的快速发展所致。
有资金没项目
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家群体自身在从事NGO活动时，就已经都和盖茨及巴菲特一样，具有成熟的理念和系统的操作方式了。相反，不少中国的企业家似乎遇到了他们曾经在市场上遇到过的类似困境，即手头有资金，但是缺好的商业项目。当他们愿意资助NGO时，也发现似乎没有好的NGO项目可以资助了。更让人称奇的是，他们在商场上的灵敏嗅觉似乎也不太灵光了，找不到有效连接起自己的捐赠和亟需的NGO之间的有效关联。这一方面固然有制度造成的窘境，另一方面也与企业家们没有专业化从事NGO领域的工作有关。
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是极具创造力的一群人，即便在NGO的设立和捐款的税收抵扣方面有重重困难，还是挡不住企业家的盛情。从这一点上而言，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倒是更好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动机，那就是漫长演化过程中人类的利他性动机已经被内部化了。而且不可否认，他们也为NGO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也的确容易感知企业家在NGO领域还处于摸索阶段。那么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到底应该从哪里起步呢？
还是让我从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例子说起吧。黄怒波最近在接受《福布斯》专访时表示自己不再信任官办慈善机构，但自己也不想设立基金会，所以决定捐赠北大，加上一些零星的项目资助。黄先生对官办慈善认识清楚，实在可贵。官办慈善的问题主要有两条，一是门难进，二是脸难看。意思是捐给官办慈善并非门槛全无，加上官办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积极性去争取捐赠，态度不友善脸色不好看，就会出现黄先生所说的“捐钱好像还得求着他们一样”的现象。与此同时，由于官办慈善的透明度极低，加上其比照一定的行政级别，要问责的话，困难很大，成本很高，这就导致官办慈善的腐败和浪费极为严重。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之前出现的丑闻，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捐北大不如捐哈佛
黄先生同时决定从系统捐赠教育事业入手，预计十年内捐出一半身家，同样令人钦佩。唯一的问题是捐赠北大基金会是“最优”的选择吗？企业家们似乎忘记了在NGO领域同样可以应用一些商业领域的原则，并且这些原则将会帮助NGO领域获得极大的提高和改善。在企业家从事公益到底从哪里起步的问题上，先要搞清楚的是企业家自己想通过捐赠达到何种目的。确定目标后，再问何种手段可以最低成本达成目标。
不可否认，出名是一个重要的目的。获得良好的声誉，这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从古至今，中国的家长们都教育小孩要行为良好，以获得一个好名声。那么捐赠北大是达成获得良好名声的最优途径么？恐怕未必。这里容我先自辨一句，我并不是说捐赠北大不好，相反捐赠北大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尤其是相比于捐赠给红十字会而言。但针对一个特定的目的，有没有比捐赠北大更好的方式？按照黄先生提供的估算值，预计捐出的总额将超过500亿人民币，不管对哪个学校而言，都是巨款。而不管捐给哪个学校，都会成为话题，都能为黄先生博得美名。那么不妨试问一下，在捐给哈佛大学基金会与北大基金会之间，黄先生应该如何选择呢？在我看来，答案显而易见，应该捐给哈佛基金会。
也许有人会说，黄先生意不在名，而在于推动大学教育。即便从这个教育而言，捐赠给哈佛基金会也可能是比北大基金会更好的选择。理由在于捐给哈佛的边际收益更高，而这是企业家耳熟能详的理由，也是能敏锐感知的理由。对大学教育来说，在最好的大学和次一等的大学投入同等的资源，能产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越好的大学越能用同等资金产生出更大的“教育收益”。也许又有人会说，黄先生钟情与推动中国的大学教育，或者是大学对中国的研究。但如果要推动中国的大学教育，功夫在诗外，而不在大学本身。
捐赠智库影响公共政策
事实上，不管是从事教育、环保、养老，还是扶贫，都有政策层面的限制需要被首先打破。就像黄先生在“不捐官办慈善、不设个人基金会”的事情上已经体悟到的那样，有一层制度的限制需要率先打破。而这就需要专攻政策的NGO，也就是俗称的智库。
中国的企业家对智库的认识和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而中国的智库要么是官办的或者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就是被政府认为是异端或者对抗政府的，这也导致了企业家给民间智库或者说独立智库捐款存在很大的风险，或许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不“重视”智库。但也恰恰是因此中国独立智库的发展更需要“冒风险”的企业家。实际上，智库的发展模式已经比较成熟，完全可以直接从英美等发达国家复制经验，作为智库最重要的是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而这显然与推翻与对抗政府完全不同。智库除了首先需要教育政府，使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这一点外，还需要以专业的方式来改进政府的政策制定。
任何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都涉及到巨大的利益，但中国在政策制定上的投入却显著的不成比例。例如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改革，涉及到包括教师、学生和大学行政人员在内的数百万人，也涉及到上万亿资金的去向，但在政策制定这一头即便集合官方的和民间的投入，又有多少呢？更何况官方的资金投入大多还是用于政策的宣传，而非政策的研究和辩论。或许可以这么说，整个中国的政策制定领域都存在投入严重不足的现象，公共政策又如何让人放心呢？在官方投入受限的情况下，极大增加民间对政策制定的投入，是可行的。这不仅有助于独立智库提供不同于官方的政策研究和建议，改善政策制定；也有助于促进与官方智库之间的竞争，改善整体的智库行业。
对中国的企业家而言，已经过了暴发户“豪宅名车小明星”的阶段，除了进一步在商业领域精进之外，若投身NGO，教育、环保、扶贫等领域固然可为之处，但我个人以为从捐赠智库影响公共政策开始，会是当下一个不错的选择。
（作者原标题为《思想贵族：企业家行善该从哪里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