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捐榜公开财务收支。
温州网讯 榕树下、长亭外，热粥，凉茶，老人，孤儿，中学生，大学生，留学生，拾荒的，过路的，捐款的，志愿者……勾勒出以“红日亭”为代表的“夏供伏茶、冬施热粥”的画面。
近日，中央文明办一行来温调研时，赞“红日亭”道德现象树立全国标杆；在专题座谈会上，与会社会各界代表总结并称其为：善行文化的积淀、公民道德的实践、公民社会标签。“红日亭”是一个道德、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是温州市民自发创造的社会公共领域，社会各色人群在这里互动、互助，传递温暖，并乐在其中。
从市民积极参与“红日亭”改造方案的互动中，也可以看出在政府引导下，市民借道德途径进一步参与公共事务。一位研究温州地方善治的学者如此总结：一碗粥，送出的是社会创新管理机制，显出社会公民意识；一杯茶，烧出的是社会自我修复，请来市民公共参与。
义工不倦不怨渐成文化积淀
初晨，红日亭，风微凉，淡绿的围裙，满头的银丝，麻利的动作，和善的笑容……绘成一幅当代温州街头“榕亭”慈善景观。春去秋来，人来人往，数不清有多少个早晨、多少个义工、多少笔捐款、多少杯凉茶、多少碗热粥和多少个路人……义工们从熟悉到陌生，从陌生到熟悉，变的是岁月与面孔，不变的是善心不倦和无怨。
“这是一种道德、文化和情感的纽带，从民间到官方，从路人甲到路人乙，人们传递了爱心善念，也积淀了一方文化。”中央文明办一局副局长董青如此评价“红日亭”道德现象。“‘红日亭’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茶摊或粥铺，而是一种市民慈善文化。”鹿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吴东来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他从小到大见证了“红日亭”的发展。
温州自古以来就有修桥铺路造亭的各种善举轶事。从山间凉亭驿站悬草鞋以慰苦力脚夫解乏，到“文成会”资助学子科举考试，再到“微笑联盟”、“明眸工程”、“7·23大爱倾城”……温州慈善文化不断传承。
“红日亭”的老人们在榕亭的市井平俗中，演绎和传承慈善文化。人们在“榕亭”下喝茶，闲聊，下棋，看戏，听鼓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却有包容、开放和平等；南来北往过客，或歇脚小憩，或捐款接力，没有道德摒弃，没有图名图利，却有道德文化在生活细节里繁衍生息。
“红日亭包含的文化元素，带有山地文明的纯朴善良，有海洋文明的同舟共济，有移民文明的有难同当，有宗教文明的扬善弃恶，有宗族文明的亲族睦邻，有榕亭文明的市井平俗，还有老人独立、自治和柔情的银色情怀。”温州大学教授张小燕认为，正是义工不倦不怨的传承，积淀了温州民间慈善文化，并影响了新一代温州人，昔日人们抱团赚钱，如今抱团行善。
社会空间自建引领善心实践
“红日亭”为什么能影响深远，并走得更远？近日，记者走访发现，“红日亭”的老人们用最古朴的方式，自发建立社会公共领域，在开放、便利、信任和互助中，实现民主自治，引领善心实践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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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日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正仔细地琢磨着一旁的“乐捐榜”，上面写满了捐款人的姓名和善款善物：林女士爱心款500元，黄女士大米100斤……参与红日亭财务管理的孙兰香说，所有的善款善物我们都会写下收据交给爱心人士，并在“乐捐榜”上展示，所有物资去向，也会列得清清楚楚，接受监督。
除了有人捐款、当义工外，在购买必备材料时，红日亭也能得到不少“好处”。孙兰香说，无论是日用必需品，还是伏茶里的药材、施粥用的大米，大家听到“红日亭”三个字都会给出“折扣”，说要支持公益，只收成本费，不赚钱。
没有募捐，却收到无数捐款；没有行政管理，却依然规范自律。红日亭的老人们用古老宗祠管理的方式，将信息全链条式透明化，这种去行政化获得了社会信任。如果有人侵占或挪用善款，或者管理不善致其经营状况欠佳，则会得不到公众的支持，甚至遭到公众唾弃，所以组织者具有向前发展的内驱力，可以“不须扬鞭自奋蹄”。
退休构建团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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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的吴秀霞是红日亭队伍中的一员，每天早上5点多，她就坐第一班公交车赶到红日亭，与伙伴们会合。“远是远了点，但每天到这里，跟大伙儿一起做好事，大家说说笑笑，一天就过去了，日子过得很充实。”
孙兰香说，红日亭的老年队共有26名成员，年纪最大的88岁，年纪最小的则是62岁的她，大部分是退休老人，虽然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多少时间“放假”，但老人们并不觉得辛苦，反而在这里找到了乐趣。
经常往返于巴西和温州的池孟文说，“在国外，常看到人们利用闲暇时间当义工清扫街道、公益宣传等，大家做这些事就像上班上学一样十分自然”。在温州，公益事业也需要“半职业”的义工来构建长期稳定的团队。温州的“老人协会”、“晚霞俱乐部”、“老人亭”等老人组织兴盛不衰。温大教授张小燕认为，这也是红日亭老人慈善的团队基础，大部分退休老人“人老心不老”，他们刚毅自强、自理、自立、自治，愿为儿女分忧，乐为社会解难。
分工造就专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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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红日亭”队伍中大部分是老人，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当义工的专业性，烧茶熬粥更是他们的强项。夏天烧伏茶，安排4批团队轮班，从凌晨3点开始准备，到下午5点收摊；冬天施热粥，分2个班次，熬粥烧菜，老人们自发分工却井然有序。
“一想起第二天的安排，想着有这么多事情要干，整个人都会莫名兴奋起来。”67岁的黄碎娇在红日亭帮忙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在红日亭，总有许多志愿者参与老人们的分工，擦桌搬凳、分茶洗碗、送粥送菜等。温大瓯江学院志愿者干良云说，在这里不仅做好事，还可以学习技能和分工管理经验。
“红日亭”团队作为自发民间慈善组织，其自治主要依赖于专业的分工。与现代义工服务团队有所不同，“红日亭”的善举来自平民生活，老人们在市井平俗中具有丰富的技能经验，无论是挑材、选米、采购、洗涤、烧茶、熬粥，还是简易的财务管理，对这些生活化的流程，老人们有着“过来人”的经验，分工和专业操作就显得游刃有余。
自助走向官方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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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时期，红日亭每天都要支出1000元以上，而这些全靠好心市民的自发捐助。几乎每天都有不同价值的物资或爱心款送到红日亭，有附近居民，有路人，有从周边县市赶过来的，有从外地邮寄汇款的，有在国外托亲戚朋友送钱来的，少则五十、一百，多则两三千元甚至上万元，还有市民精心选购大米、食用油等送过来……今年仅上半年，市慈善总会就收到了14万元来自民间对红日亭的定向捐款。
“在政府支持和媒体宣传下，来捐款和当义工的人络绎不绝。”叶宝春老人说，捐款的人群中，不乏机关单位的公务员，也有一些企事业单位逢年过节定向捐助。而现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和前任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现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对红日亭的捐助和支持，更表达了官方对民间慈善的态度。
龙湾社科联副主席吴尊林认为，红日亭搭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具有良好的便利性和操作性。“政府可以借此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公民意识。”浙江省文明办公民道德建设处处长叶彤说，慈善品牌打造离不开市民公共参与，也需要政府规范引导和支持。
市民公共参与构筑社会标签
在温州大学张小燕教授看来，红日亭从善款的管理，到物资采购，再到分工流程、成品配送等，都有透明民主的管理模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自发、自觉、民主、自由、向善，具有公民社会的公共参与精神。
在走访中，记者也发现，参与“红日亭”事务的义工中，除了公共精神外，还有对社会现实一种潜意识的兜底判断，“人们即使穷困潦倒也终有一口粥喝”。而这种判断则是社会单元对社会机制自我修复的动力之一。市民不仅积极参与“红日亭”事务，也热衷参与“红日亭”改造方案征集的互动，表达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这种兴趣以富有同情心的公民为基础，以道德途径为突破口，但却不是爱心的简单集合。
在“红日亭”道德现象专题座谈会上，中央文明办一局副局长董青表示，政府引导、扶持和培育民间公益性组织，民间公益性组织则合法、自律、有序地参与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样一方面政府减轻了一定的财政负担，节约了公共资源，改善了公共物品供给的绩效，另一方面实现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精神和公民伦理，有助于全社会道德风尚建设。
也有专家表示，过去政府习惯于通过发文件发出爱心指令下达捐献任务，缺乏对民间力量自发组织与自我发展的关注，致使社会公益慈善患上一种“文件依赖症”。事实上，整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也可以给民间力量保留若干“专座”，信任它并依靠它，让它尽情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