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用手机给作物做标记，查看市场价格
过去十年，非洲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机繁荣。1998年，这个大陆的手机拥有量不超过400万，而现在超过了5亿。仅在乌干达就有1千万人，或约30％的该国人口拥有移动电话，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迅速增长。对于非洲来说，这种随处可见的设备不仅仅是方便的通讯工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手机在非洲欠发达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一份2005年的伦敦商学院的研究报告发现，发展中国家每100人增加10部手机，其国内生产总值上升0.5%。手机网络不仅能够促进通讯和金融发展，更将有关农业和医疗保健的重要信息传播到了易受到干旱和疾病的影响的偏远农村地区。
但是，在这些非洲国家中，尤其是在那些成人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不能读或写的国家中，这些信息是如何被理解和运用的呢？智能手机对于多数非洲人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而非智能的手机怎么又能处理那些复杂而详细的信息呢？
案例1：手机钱包微经济
卡森赛罗(Kasensero)是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岸边的一个小渔村，距离乌干达首都坎帕拉(Kampala)有200公里的车程，往西南方向前行可达坦桑尼亚边境。最后40公里是一条崎岖不平的红土路，雨天将变成泥泞的野战训练场。
该镇主要街道的尽头就是非洲最大的湖泊，以及该镇的主要经济来源。湖泊沿岸一字排开地泊满了数百个长而窄且堆满了渔网的渔船，在这里捕获的巨型尼罗河鲈鱼正被运往岸边的工厂做初步加工处理，再包装送到坎帕拉以供出口。
俯瞰岸边的一排房屋末端有一个鲜黄色外观的建筑：这是这个5000人口的村庄中两个手机钱包代理商的其中之一。在里面，渔民本·努苏布加(Ben Nsubuga)正准备把周薪存起来。
他将手中的一叠现金交给桌对面的女人，对方在账本上记录下该存款并交给他一个代码，他把这个代码输入手机中。对方只收取了一小笔费用，而且几分钟内就完成了这笔交易。
“在有这种服务之前，我必须随时带着所有现金。”他说。附近根本没有银行，而且在过去，每当努苏布加回家给家人带钱，他都很担心在走出卡森赛罗的这条漫长的路上被抢劫。“现在我通过这种方式汇款就可以了。”他拿着手机示意道。这笔钱通过短信传输，而且他可以在任何手机钱包代理处提取现金。
他说，最大的问题还是网络，这些地区非常不稳定，让客户往往没办法随时取到他们辛苦赚来的现金。
船主阿兰·穆卡萨(Allan Mukasa)是该村的副村长，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它确实让这里的生活变得更好。”卡森赛罗居民不仅可以长途汇款，他们还可以将银行的钱在手机上相互转账，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建立起了一个微观经济体。“我们还用它来支付水费、电费和学费。”穆卡萨补充说，手机钱包还有可改善的空间。“以前，我们不知道如何存钱，现在，我们则希望有一个更好的银行体系，让存款有生息的可能。”
在20世纪80年代初，卡森赛罗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区范围的艾滋病疫区，1986年，其人口的五分之一死于这种疾病。今天，这个村镇正试图摆脱这充满创伤的过去，而且如果说这个黄色办公室外面排起的长龙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它繁荣的未来。现在，卡森赛罗村民的钱不再偷藏在床垫之下，它徘徊在电波中，想要取现或者汇出，只需触摸一个按钮，支付一点费用就可以了。当然，信号允许的话。
案例2：用智能手机来耕作
还是在乌干达，在这个贫穷国家的北部村庄拉古德(Lagude)，一户小木屋的主人西蒙·奥博亚(Simon Obwoya)非常遗憾地说他不能展示他的智能手机了，因为两周前它被带去坎帕拉维修了。没有它，他无法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也就无法在这个异常艰苦、饱受干旱的土地上耕作了。
去年12月，43岁、已婚并育有8个孩子的奥博亚，受格莱珉基金会(Grameen)招募成为旗下员工，接受智能手机使用的培训。现在，除了能够接收关于天气、动植物健康和市场价格的建议并将其发送给其当地村民，他还可以收集在他那登记过的农民信息，并将其发送回格莱珉。
该基金会在乌干达开展项目的所有地区中，古卢(Gulu)是问题最多的。20多年来，乌干达北部的大部分一直是战区。臭名昭著的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长期盘踞于此，大批难民被迫逃到艰苦的流离失所者营地。2005年，圣主抵抗军被驱逐后，人们开始慢慢返回家园。但20年的冲突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社会的信任，工作的动力以及生命和物质财富。丰富的农业知识也一并丢失，而西蒙正在努力将其恢复，并使之现代化。
就在日落之前，格莱珉的一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从古卢镇给西蒙带回了他修好的手机，西蒙很开心，并立即准备给它充电——在一个没有电的村庄这算得上是壮举。作为租赁合同套餐的一部分，西蒙获得了一个名为“Readyset”的锂离子“智能电池”，它还可以给LCD灯和收音机提供电力。
他把电池连接到贴在自行车后轮的动能发电机上，并开始蹬车。这个村已经习惯了西蒙蹬自行车给手机充电的奇观，他经常需要骑上几个小时。
不幸的是，它不像理想中那么有用，有时他还必须将电池带到当地的交易站去充电，而这是需要付费的。
在西蒙的田地中，他种植了玉米、木薯、花生以及各种豆类，作为格莱珉的员工，他还管理着更广阔的田地，涉足附近的5个村庄。在过去6个月内，西蒙还登记300多名想加入该计划的农民。
想要注册，农民必须提供有关农场、家庭、收入以及所需改善的事务等等各方面详尽的细节。该地区的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为什么格莱珉不提供实际的物质援助，但西蒙说，他正在努力改变这种思维定势。“我告诉兄弟们，让人给你知识，那样你才能富起来。”
从格莱珉学到的知识真的能让这一切有所改观吗？西蒙点点头。“尤其是今年，他们警告我们说今年将有一个长时间的干旱，所以我们的许多农民就推迟了播种时间。果然不出所料，农民们保存了种子。”
在格莱珉的帮助下，西蒙还成立了一个养殖社团，他们正扩充其产品，并以不错的价格卖给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而这也将用于该地区的救济工作。格莱珉的计划在古卢起步艰难，前景荆棘重重，但在西蒙用宝贵的智能手机所照料的田间地头，已开始取得实际成效。
案例3：手机确保医疗品质
史蒂芬妮·考泽拉(Stephanie Koczela)是潘达医疗公司(Penda Health)创办人之一，她解释自己创业的理由：“我参加过太多葬礼，这些完全可以预防的病因和可治疗的疾病却造成了他们死亡。站在坟墓的两侧，抱着亡者的孩子，感叹他们的父母罹患的疾病在其他世界是可以被轻松治疗的。”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的市区内，人口爆炸性增长，邻近地区人们涌入这个尘土飞扬的大都市。潘达医疗的共同创办人昂戈斯(Beatrice Ongoce)说：“在肯尼亚，医疗品质与富有程度有关，付越多钱质量越高，没钱的只剩下差的选择。”
正由于此，潘达医疗开始为肯尼亚社会的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可负担的医疗照护，而科技在这项任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数据显示，光是在肯尼亚，收入介于前15%与后15%之间的七成民众，每年花费在门诊的医疗费用就约有10亿美元。
考泽拉的诊所使用无线网络，让系统完全连接移动通讯。通过网络，诊所员工发布短信到病人的手机上，提醒病患正确用药时间与方式，或是告知病人前来诊所向医师报到。
潘达医疗现正努力发展自己的电子病历系统，在未来让肯尼亚境内外的医疗专家都能在线进行研讨工作。
考泽拉说：“我们要成为中低收入民众最友善和质量最好的医疗供应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高科技系统。”
对于一些肯尼亚民众来说，要前往最基本的卫生中心恐怕是遥不可及。若生活在农村，要找到一名医师，恐怕要花一整天时间，如果需要转诊给专科医师，又是另一趟跋涉旅程，很可能再加上漫长等待。
而在人们口袋里的手机，则是为偏远地区人们提供寻求医疗技术的最有效途径。而据可靠的数据表明，再过三年，非洲的手机的数量将赶超美国。
非洲医疗研究基金会成员弗兰克·奥迪安博(Frank Odhiambo)说，远距离医疗项目的回馈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向最遥远的地方、最不抱希望的人们提供解决方案，科技就像在变魔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