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1日，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发布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锦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杨群，以及来自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何仁慈善基金会、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等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及非政府组织的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国慈善事业在2012年的发展状况，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讨。
中国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和巨大的投资，促使2009～2010年中国经济显现强劲增长，但是，2011～2012年，特别是2012年，各种问题逐步显现出来。
首先，由于国营垄断的银行体制及其对银行从业人员设计的问责制度，集中反映在应对信贷对象的厚此薄彼，亦即国有和私人主体间的完全不对等，致使新增货币的80％以上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地方债务融资平台两大主体。有3个个案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其一，北京放贷最多的信贷员，年放贷金额1000亿元，创造了中国放贷史上的奇迹；其二，铁道部几年之内将负债扩大到近3万亿元，创造了银行贷款给一个主体的奇迹；其三，西部某二线城市在3年之内将地方债务从几百亿元扩张到3000亿元的水平，创造了银行给一座城市贷款的奇迹。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我们的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手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这么大的权。
其次，驾驭货币和用钱的能力并不像拿钱那么容易，几年下来，虽然国营资产翻了好几番，但国有企业全行业的经营效率却日渐下降，到2012年，其总资产回报率低于1％，净资产回报率低于2％，资源成本很低，经营效益更低，政府全面替代市场，“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再次，这边国企和地方政府钱多了，那边民营企业的日子就不好过，钱就少，因为这两种主体完全没有公平的资源条件。因此，政府一放开设立小贷公司之管道（利率可突破人民银行基准利率4倍，单笔贷款规模可以等于注册资本金的5％），民企或银行纷纷成立小贷公司，给民营企业放“高利贷”，以致3年之内小贷公司成立6000家，注册资本5000亿元，贷款余额6000亿元。平均贷款利率比国企得到的利率至少高4倍以上。于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制造业面临着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交易成本上升的四重挤压，萎缩低迷当是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一方面，我们天天喊从粗放到集约的增长方式转变是我们的国策；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粗放，更加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因为国企和政府最擅长固定资产投资，其占GDP的比重最高达48%，创历史最高水平。
最后，我们本想调控房价，但这个指向开发商的博弈逐渐演变成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主体的大博弈，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源中土地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最高年份仅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就达5万亿～6万亿元，加上乡镇一级的收入，估计在8万亿～9万亿元，几乎可跟正税平分秋色。这个诱惑是各级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迅速增长的根本动因。地方政府已经不再扮演维护市场公平公正秩序的守夜人角色，而演化成了经营土地的大商人。到2012年，即使到最边远省份的县城，也成立了国有土地经营公司。政府抛弃了自己的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责任变成了“经营者加裁判”，致使社会公平与公正严重缺失，在征地、拆迁、规划、房管、城管、引入污染性企业、分配经济适用房等，每一个环节上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形象都不清晰，政府的职能与市场的职能区隔模糊，政府应该管的很不到位，不应该管的却很越位，从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冲突与公共网络的问责。同时，由于政府在维护秩序的裁判角色与市场经营主体角色的混淆，创造了大量的灰色区域，这些灰色区域无法进行正常透明性监管，从而给具有操控权的官员留下了大量的操作空间，因此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绝大多数的腐败案件都跟这些灰色的执法空间紧密相连，这些都超越了社会的心理承受极限，也诱发了如火如荼的网络反腐。
上述经济问题及其诱发的社会问题，是我们理解2012年公益事件和公民社会发育的土壤、背景及基础，离开这些去讨论和理解2012年的公益社会变革，无异于雾里看花、缘木求鱼。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