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公益领域“去行政化”的呼声日趋高涨。此类呼吁并非空穴来风，相反，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据。一方面，公益领域“行政化”不断上演，如强制性公益仍然昌盛；歧视性执法随处可见；官办组织享受超出法律规定的优待，垄断了大部分资源，却大多时候只对政府负责，社会无缘置喙。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公益领域的“去行政化”进程也进行着。如逐步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多省份对四类组织实行直接登记制度。三十年来，在中国的公益领域中，“行政化”与“去行政化”并肩而行，上演着令人目眩的“双重变奏”。
《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4》推出年度主报告，从公益领域“行政化”的表现和实质、“行政化”的根源、“去行政化”的动力，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化”与“去行政化”双重变奏呈现的趋势进行了全面、深度的剖析。
报告认为，中国公益领域“行政化”的实质是“行政控制”，而非依法管理，是“权大于法”，行政主导立法及政府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为“政府越位”和“歧视性执法”。政府越位具体包括行政干预募捐及捐款使用、干预公益组织内部治理。而歧视性执法覆盖了公益组织从登记到资金、组织运营、到税收优惠的方方面面。
公益领域“行政化”的“深层根源”是行政权力不受制约，而其“直接根源”是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意志和能力。政府首先要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其次希望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再次还要保护“自己人”的利益。同时作为既得利益者，官办公益组织也会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外，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积弊也是重要原因。
谁来推动“去行政化”？文章对此进行了剖析。文章认为，去行政化的动力来自行政化的受害者，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公益事业的受益者——大众，甚至政府。长期来看，社会是“赢家”，政府“相对优势”不断下降，总的趋势还是“去行政化”，尽管在这个总趋势中“行政化”现象此起彼伏。但是，这并不表明公益领域的“去行政化”的进程能够持续顺利地进行下去。实际上，自2011年以来，变化的趋势愈加模糊，难以预测。
[引自《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4》，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与公域合力管理咨询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