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表示，舆情监测服务对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往往是基于维稳的目的，希望对地方负面新闻进行控制，过去传统的办法已经很难摆平一些事宜。
民政部2月10日公布的《2014年购买社会服务指导目录》显示，舆情监测成为政府向具备资质的社会组织、文化企业等单位购买服务的项目，政府可委托其提供系列舆情产品和其他相关服务。
舆情监测又叫舆情监控，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进行抓取、自动分类、主题检测等实现对网络舆情和新闻动态的获取需求，形成分析结果，最终为客户进行舆情的应对处理提供帮助。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播方式的渠道和技术的多样化，网络舆情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甚深，地方政府或者企业越来越重视网络舆情的动态。由此，舆情监测的市场开始风生水起，各种企业、监测软件都开始激烈抢滩。一些宣传部门和政法系统开始陆续购进这些监测软件。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向财新记者介绍，目前进到舆情监测市场的主要有三大类。一种是市场调查类的行业性的商业公司，是以往进行传统简报、信息采集工作的媒体转为对网络文本、信息的收集，在采集技术上有一些改进，为行业内单位提供增值服务，商业化程度比较高；另一种是高校的研究力量，第三方的立场比较强，研究的理论、方法、前沿性、表述化方面更好，但是规模和规范化相比商业公司要弱；第三种是依托传统媒体延伸出的一些增值服务，像新华网、人民网的舆情监测研究。
但是，目前舆情监测市场还存在一些问题，喻国明表示，相比于西方国家对于质量、品牌信誉的重视，中国的这一市场发展还不够规范，一些企业存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现象，或者在讨好客户上下功夫。而更大的问题是舆情应对方面的恶劣行径，一些公关公司会进行删帖，灌水等行为，而且形成了灰色的产业链，业务规模据不完全估计可能达到两三千万。
此次舆情监测被列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文化企业等单位的服务项目，喻国明表示，可能是一般性质的舆情信息的提供，毕竟有法律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约束，能够从网络上获取到的很难有实质的、涉及国家机密之类敏感性信息。
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舆情监测服务对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往往是基于维稳的目的，希望对地方负面新闻进行控制，过去传统的、按层级式的、格式化的管理已经很难摆平一些事宜。
喻国明认为，“网络是政府在社会政治、生活上进行管理的一个变量。按传统的行政逻辑、规管体系在这些方面还做不到，只能通过对于舆情监测等方面进行相应的了解。”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相关企业的这些服务，可能是因为需要更多元、不同角度、不同背景来进行舆情监测方面的分析。喻国明表示，网络信息复杂，如果通过单一的渠道来了解，可能会导致分析不到位。另一方面，服务性的机构进入到这个市场里可能会提升服务水准，很多定制的专业化服务在成本上就可能会下跌，但是，这同样需要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