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我自己都不信，我这个走南闯北的人这辈子离开北京最长的一次是两个月。所以看到今年高考的作文题“北京的符号”时，我的心里难免不掀起小小的涟漪。
什么是北京的符号。当然有人要说建筑有四合院、有城墙，有前门楼子；就说吃的有豆汁、有烤鸭、有卤煮火烧；听得看的呢，少不了要说京剧和相声。
这些固然是京城特色，也可以说“符号”。可对我来说，当“北京符号”这个题目摆在面前时，我想的是北京的树。那些老树，大树和那一条条的林荫道，以及以它们为家的鸟。
我４岁的时候，家的窗外有一棵大树，每到傍晚时分，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鸟站在树枝上大声的叫。妈妈说那鸟叫乌鸦。那时候周末从幼儿园回家，我会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大大的，红红的，圆圆的太阳从树枝上一点一点地滑下去。我觉得树真美，鸟真可爱，太阳真红。我日后对自然的崇尚，自然少不了那棵大树的影响。
６岁时我们家从国会街搬到军博。走过礼士路时，那厚厚的，灰灰的城墙让我第一次看到还有那么大的砖。接来下从礼士路到军博那段路，两排高大的杨树让我着了迷。那时盛夏刚过，秋天已至。我想，以后再出门就可以踩着黄黄的树叶在由两大排杨树遮荫的大道上走了。边走，还可以边用地上拣起来的叶子杆玩拔杆。那时，这条路往西走到公主坟，可以看到一大片长有参天大树的树林。当时觉得树真大，林子真深。那时的我认为，那条路是走不到头的。
搬家后的一个周末，院里组织大家在家门口种树。那是我有生以来种下的第一颗树。大人们说，树可以挡风沙。可种下那棵树后我发现，每年都是它在向我通报着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后来我在北大读书时，每次骑车走过白颐路，路两旁大树形成的林荫，让我骑过是怎么就觉得那么踏实。《城记》的作者王军曾让我看过一张元大都时北京的地图，那时北京的格局是由树来分布的。
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些老树，大树和砍树又是连为一体的。先是家门口军博前那条林荫道，因为修地铁给砍了；然后是我自己种的那棵树，因大院里绿化把已快到而立之年的它砍了换之于草坪；然后是白颐路，那条林荫道因道路扩建也被夷为平地。记得砍树的那几天，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天天接到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打来的电话，一片可惜之声。北京要发展，发展就得砍树，这成了新北京的又一道风景线。
除了大树给老北京人的踏实，除了砍树求新北京的发展，是我认知的北京特色之外，现在都讲究个非物质遗产。那我觉得北京人种树的情节虽算不上是遗产，但说它是北京的符号应该不算过份。我有很多外地的记者朋友，他们报道老百姓种树的频率比北京记者报道的频率低得不是一点半点。我们绿家园组织过一次在北京莽山种树，本来预约了两辆大轿车，结果来了6轿车的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内蒙多伦种树，北京市民捐的钱数儿，让组织者说出来自己都不信。这和北京人家里家外的看树、种树，砍树有什么关系吗？
我在美国采访时，知道旧金山，８００公里行道树，有６００公里是由社区居民自己种的。政府种一棵树要５００块，而自己种也就１００块多一点，在美国人工费高得吓人。一位女生物学家告诉我，居民在自己的社区里种了树后，让他们没想到的有，房地产的地价升值了，环境好了吗。社区的治安也好了。有关这点她的解释可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来形容：以前老死不相往来，种树联络了感情，再有贼来自然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北京人的种树情节，和对四合院的思念，对城墙的怀旧，依我看相辅相成。老北京人住进了楼房，心还留在了那一棵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的院子里。城墙拆了，北京人的心思更要走向原野，走向辽阔。树砍了还得种，走出去融入辽阔，这是今天的北京人。
如果说四合院凝聚了北京人的亲情，城墙让北京人要走出围城，北京的砍树，则只是少数人干的，是不得以而为之。在北京人的心里，树不仅是符号，它与生命同在。
我看过一位农民写的散文中有这样三句：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一个农民能在黄沙滚滚的旷野里，同时获得对生命深刻的体验，那北京人住的四合院和长在院里院外的大树，则让我们得益于与天地万物间的深情独处。而它们共同形成的北京人情节，我想也就是我心中北京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