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很多人，在“发现问题”时，会体会到强烈的快感。这快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天天挂在嘴上到处传说，生怕世界不知道他发现了问题。
擅长体味发现问题之快感的人，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往往也就无法体味“解决问题之快感”。民间环保组织早过了发现问题之快感的时代，也过了传播发现问题之快感的时代，现在唯一需要的，是大量参与实战和干预，让解决问题本身的痛苦和悲伤，成为其快感的生成原料。
当然，那些耽于发现问题之快感的人，对解决问题也不是缺乏想象力，但他们想出来的解决之道，不是推脱给政府，就是推脱给下一代；不是推脱给公众，就是推脱给国内外“先进模式”；不是推脱给科学，就是推脱给企业。总究，他们越给出缺乏可行性的解决之道，越反衬其对发现问题之快感的迷恋之深，越是让人们察觉，这世界有一批人，还是把解决社会问题，当成“环保过家家”。
有鉴于此，我只能发奋成文，写下此丛颇可能伤及无辜的文字群落。希望对于当前环境与公众，在已经短兵相接、肉搏相抗的环保战场，有些许的鼓励斗志的意义。让行动引导想像，而不要再让想像引导行动。
在行动至上的时代，一切溢出道外的幻想，都可视为逃脱和躲藏。不要问我为什么，你吸吸窗外的毒气便知。
工作微博化、微信化，微博、微信“倡导化”
在三年前，我热衷于宣扬“工作微博化”。三年之后，我当然要在微博化后面，加上微信化。
有一天在饭桌上与北京教授师曾志老师相逢，她说：“现在有很多人在说，微博解决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微信解决了结社自由的问题。”说完这个，她强调三次，这话不是她说的，是“微信上大家一起说的”，她只是觉得此话很受用，因此再引用和再传播。
在我看来，工作微博化解决的是环保组织“与社会天然接触”的问题。环保组织志在解决社会上存在的环境问题。但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同步与两套生态系统充分融合，一是自然生态系统——你得了解自然，才可能知道自然界生了什么病受了什么伤遭了什么难，也才可能灵魂附体地“品尝”其痛苦，也才可能奋起而拯救之干预之改良之融冰之。二是社会生态系统——自然的灾难，人类能参与解决的，多半是由人类制造的问题；而人类制造的环境灾难，多半由“政府”和“企业”两大决策体导致，如果一个环保组织对政府运行体系毫无了解，对企业运作思维浑然不觉，那么，其想介入解决的环境问题，往往无法成功；其要想发动公众来推进解决，多半难于启齿。
而“工作微博化”，就意味着即使在你对自然生态系统不够了解，对社会生态系统也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带着问题出发，带着解决问题的冲动上路，发心一动，就已经与社会生态系统全面接壤。你面向目标的一言一行，一记一录，一访一谈，一文字一照片，只要即时地在微博上全面“透露和表白”，那么，迎接你的就是社会能量的及时呼应。这世界上任何物种，本来就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如此这般生存的。过去环保组织把自己关闭了起来，现在，再也不可能关闭了。因为环境灾难问题本来就已经横冲直撞，闯入院墙，直逼殿堂和内室。你可以不接应，但不可能不承认。而你一旦接应，就要想办法与社会上所有的伙伴共同应对。
在这时候，微信又及时出现了。它直接解决的是通过手机终端——人类离得最近用得最多的技术伙伴——来迅速组建“临时应对小组”，在充分快速便捷相对精准的信息沟通的帮助下，让决策更加鲜明有力，让行动更富有锐利的针尖。
即使有了微博和微信的助阵，在微博上说什么，在微信上说什么，仍旧是很重要的。微博在偶看来，一般只用来做三件事，一是散布信息，二是传递观点，三是发起倡导。平时没事的时候，前二者是很重要的。随时散布自身工作有关的信息和知识，有利于构建你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基本形态，营造基本道场，结交志同道合。传递观点，有利于鼓舞自己的信心，刺激同伴的思考。但我最在意的，是发起倡导。因为发起倡导，是真正的应对环境事件的行动模式。一个环保人士，如果其微博上一年没有发起过十起二十起的“小型倡导”，那么，其行动能力，必然会大大打折。
更重要的，是因为“发起倡导”，就脱离了简单的“线上互动”，而进入“线上互动”与“线下行动”共同结合、互相增持的模式。线上及时察觉和记载，线下积极突进而形成一根根针尖刺痛社会神经，把环保组织关注的问题，用尽吃奶的力气推到社会系统中；再反手回身，把社会系统中一切可能呼应的能量，及时捕捉和引导到问题的病灶中。线上与线下这般结合，所产生的威力，远超出一般基于“传播和分享”来使用微博的量级。
微信上要说什么呢？当然是战术。战术是什么？当然是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缺少了这个怎么马上筹集，缺少了那个如何迅速找到补救。在我看来，微信往往被人们用来做三件事，一是哲学文化之类的观点的传播——所谓人生见解是也。二是战略层面的诸多感慨——所谓心灵鸡汤是也。三是战术层面的具体安排和讨论——所谓解决方案是也。很自然地，那些浸泡在“发现问题”之快感的人，喜欢在前二者里吞云吐雾，让幻想的成功来自慰，以毫不可行的“行动”来壮阳。而微信如果不摆脱这二者的束缚，群体间的粘合感将非常脆弱。一旦微信进入“临战状态”，为了解决一个目标而聚集，而不是为了聚集而设计问题，“以事聚人”而不是“聚人生事”，那么，微信的协作指挥的能力就会威力无穷。
因为要真实应对社会需求，环保组织当然就要积极介入环境难题的解决。而介入环境难题解决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比较激烈，有的比较明朗，有的比较温和，有的比较阴森，有的比较外向，有的比较内敛。
于是，要想综合这些所有的作为方式，就必须想出一个能够照顾八面来风的词汇。目前为止，全世界人民，殚精竭虑，总结提炼出来的最合适的词汇，叫“倡导”。
于是很多“倡导网络”基于此理念而形成，于是很多“倡导经验”和“规则”基于此而成文成书成章成论。于是很多人入此行前，先要接受大量的已经发生的倡导案例的启发，已经成固定经验和模式的倡导技巧的培训。
于是，某人或者某个组织，一旦发现某个环境问题，想要干预、介入，想要发挥绵薄之力有所作为，资助方或者其机构，想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其形成“项目建议书”。在项目建议书里，一定会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其设计一套“倡导路线图”。
这样的要求当然不过分，甚至有助于其及早理清思路，及时成竹在胸。而在想像力相对匮乏的中国民间环保界，大家能想出来的倡导模式，不外乎那么几种。而所有能想到的模式，在我看来，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表演心态，多多少少也就让这个倡导行动本身，有了那么一点点的“过家家”的心态。可做可不做，可做成可不做成，可早做可晚做，可少做可多做。自己不让自己铁了心，自己不给自己限定必须攻克的目标。
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经验的环保组织，其倡导模式也带有表演意味。他们总相信四两能够拨千斤，他们总相信轻巧的侧应能够让整个社会为之“震颤不已”，他们总是相信现场一两句的感动和诱发能够改变某人的一生，他们总相信一些虚伪的表态会成为永久的转型。
而现实问题仍旧顽强地屹立在那里。没有解决的依旧没有解决。几千年来，多少“表演式倡导”带来的想像中的成功耽误了真实的持续推进，多少人被伪善者的承诺冲昏了头脑，错失了良机，卸解了勇气，迷乱了智慧。
“实战式倡导”是什么样呢？我想首先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案例本身就是一座需要持续作战才可能有所改善的小碉堡。这碉堡向外发射着无数的凶险，靠近碉堡的道路本身潜藏着无数的陷阱，身边的合作伙伴永远动荡不定，而围观者更是随着社会潮流忽聚忽散。
有了这个心理基础，就会明白，一切过程中的小胜利，都可能带来更大的反扑。有了这个心理基础，就会明白，一切行动中带出来的改变，有可能被其他能量的行动所冲淡甚至冲毁。
但越是这样越要激发起环保组织内心的斗志。正是因为相信小胜利的不易和社会的风云变化，才更真实地考验着自己内心的勇气，也考验着临事的诸多技术的应用能力，更考验着协同伙伴的心胸，考验着遭遇胜利与遭遇困难时的境界。
“实战式倡导者”不会被外部的所有幻象所迷惑。他的目光永远只盯着案例本身，他的脉搏永远伴随着案例的每一个跳动而跳动。案例持续地引导着他前行的方向，激发着他去聚集更多的能量，鼓励他无止境地挖掘内心的潜能。
好在中国当前正在形成一股新的环保行动者势力，而且其行动方式正鲜亮地展示着强烈的中国本土特色，无论是邓飞“免费午餐”型的实战式倡导，还是青岛市野生动物救助协会“现场救护”型的实战式倡导；无论是“三江源观察团”组队考察型的初步介入，还是“绿色选择”持续发布报告的步步紧逼，都显现出一种非常实用、非常实际的倡导方式正在引领全局。
这种事先可能没有任何倡导设计，全凭本能，紧盯现实的“实战式倡导”，其倡导的功效往往在实战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逐步体现，其倡导的“价值和意义”总是在后来才有人去总结和“惊奇地发现”。但无论如何，“实战式倡导”值得“表演式倡导”的迷恋者们深思和警醒，更值得所有关注中国环境和公益问题者的借鉴和参照。
先“筹集”事和目标，后“聚集”资源和人气
最近和好几个想要“公益创业”的朋友们闲聊。发现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总是想先聚齐一拨人，然后有了这些人哈出的热气，再讨论“我们可以干点什么”。其结果是，其事一年不成，三年不成，五年不成，十年仍旧不成。
我没有任何诅咒这些朋友的意思。我也不是只相信全世界的公益发展之路只有一种模式可走。但我担心的是，喜欢这种先拉人进来组团取暖的模式的“依赖者”，内心有多少持续改善现实问题的动力。
公益组织一切动力之源，来自于社会灾难本身。如果社会没有层出不穷的灾难，公益组织也没有“救灾”的必要性。很自然地，环保组织需要应对的是环境灾难，而且是政府无法解决，企业不愿意正视，公众一时不知道如何解决的“环境灾难”。中国当前所有的国人，都已经成为“环境难民”。以此理来推敲，中国的环保组织，应当有无数的业务可生成和发起。
而把人聚起来再讨论“我们该做什么”的方式，往往缺乏“面对灾难带来的动力”。有很多问题，之所以长期无人解决，就是遭遇者的解决动力不足。他要么没看到，要么假装没看到。要么看到了假装做上一阵，稍微遇点困难就退出。要么就是一遭遇时就铁了心钢了肠，决心和灾难血战到底。只有遭遇了难题发着狠要解决这道难题的心志，聚集社会资源的可能性才会被合作伙伴们认可。否则大家有事没事聚在一起闲聊，其结果要么是色情化、八卦化，要么就是虚弱化消亡化。
一个组织所说的“人”，往往可分为两类。一类叫“团队成员”，一类叫“合作伙伴”。而面对问题咬牙切齿要参与解决的这个人，一定要率先成为团队成员的核心，以其针对案例的干预带动其自身的成长，以其自身的成长铺垫团队成员的信心。以团队成员的信心和再介入更多的案例，吸引“合作伙伴”的认同与协作。
但环境灾难事件，是所有人聚集一气的内核。环境灾难事件不是宏观事件，比如北京天天遭遇雾霾，这只能称之为“环境灾难背景”，真正的环境灾难事件，对于环保组织来说，可以更具象化，比如某个村子正在成为癌症村，某条小河流还在遭遇污染，某个人被陷害入狱。有了这些具体而微的事件，核心人物的率先发力，资源自然会在发力的过程中慢慢靠拢，要人会有人，要资金会有资金，要知识和信息会有知识和信息，要智慧和协作会有智慧和协作。当然，社会资源的到达总是有相当的“滞后性”，它绝对不可能在你最急需时出现，但他一定会在你努力闯关之后迅速补位到场。
在讨论具体案例解决时，很多妄图依靠“想像引导行动”的人，还会犯一个错误——他们问题习惯性地甚至本能性地把问题推脱、归诸于“体制和机制”，在那言论煌煌地说，“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如果体制不变的话，那个问题没法解决，如果机构不改的话”。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没有多少问题是可以指望通过变革体制来改变“社会灾难”的——虽然我们有时候可以很肯定地说，大量的社会灾难与环境灾难，确实是由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导致。
作为一个有基本智识的公民，永远不要相信“体制率先变化”才可能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出现转机，而要相信，恰恰是大量的公民参与，耐心而细致地解决着“一个个身边的微小困难”，行动才可能引导想像，事件的变化才可能带来社会资源的“重新发酵”，进而，带来体制的改良，带来体制内人员思维的变化，带来整个社会习气的刷新，带来社会体制、经济体制、言论体制、公民权利体制、政治体制的“悄然转型”，带来整个社会缓慢地向着美好方向前行。（2013.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