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美国太平洋环境组织的大卫·戈登访问大连的时候，在旅顺历史博物馆参观时被当地公安请去。理由是旅顺是未开放地区，外国人误入，必须罚款。戈登先生声称，没在任何地方看到有禁地标识，实属未尽告知之义务。 虽然心中怀有对当地钓鱼执法、意在创收的不满，大卫最终还是交纳了600元罚金拿回被收走的护照。愤然离开之时，大卫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不会给旅顺任何环境上的资助”。
旅顺之地，望黄渤海交界，扼渤海水道。海上船舶往来，漏油事故在所难免。2004年曾经发生中韩两货船相撞，漏油污染了旅顺老铁山海域。春秋两季的候鸟迁徙，也将老铁山为核心的辽东半岛最南端作为跨海飞行之前的歇息地。斑海豹在初春季节，随流冰南下，多在旅顺沿海靠歇岸边。从生态地域而言，旅顺的环境价值不言而喻。
那大卫对当地执法和管理方式的不满，放弃对旅顺环境的支持，惩罚了谁？ 是当地执法部门，以此创收的线人和有关人员？还是斑海豹、旅顺海岸环境和老铁山的生态保护，依赖良好环境生活的当地百姓？
GGF（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在中国多年的资助中，也遇到过相似问题。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绿色家园协会获得GGF的一笔800美元资助。该学生团体负责人在领取资助款之后，从此失去联系，也没有任何关于此笔资助的汇报和活动消息。自然而然，这个组织因为失信，以及可能出现的资金流失问题，其再获得资助应该是很难的事情。
GGF在中国的组织和人员结构因陋就简，极大节省了自身运行的成本。但这种形式也存在对项目的支持和监管不力的情形。由此，其资助便必然强调信任的价值。对于起步不久，管理尚不规范的团体，宽松的监督环境不利于这些起步者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有时甚至是害了这些年轻的组织和人员。
而对于使命清晰、人员工作勤奋、已有自身管理能力和体系的组织，赋予宽松的项目要求条件和环境、尽可能提供非限定性资助，并给予充分的信任，则对受助组织的支持事半功倍。
在过去的GGF资助工作中，如果因为某些人的错误而去惩罚其所在的组织，往往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个犯错的人有可能选择一走了之，但后来人却往往无辜地继承了犯错者的罪责，成为不能获得支持的对象。
一个正常的民间环境组织所从事的应该是公众的事业。组织的负责人如果终身不变的话，也很难成为大家的组织。也就是说，投身其中的人员在工作一定时间之后正常转任他职，也是应该鼓励的。
作为资助方，如何避免提供的资助不仅仅是在特定的时间段资助了特定的人，而是又能够真正支持了这个组织和事业？有一天，得到支持的人离开这个组织的时候，曾经的资助依然对组织留有价值。
保障员工优先
民间环境组织的总干事不应仅仅带领队伍“冲锋陷阵”，其更重要的任务是要照顾好员工。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下，管理者不能要求或指望员工不计生活条件、安全和保障。解除员工后顾之忧是管理者基本的工作责任和道德要求。
没有为员工十年之后的发展有所打算，以及四十年之后的养老考虑，就难以让员工奋不顾身、敬岗敬业。虽然草根组织的资金并不充裕，但资源的分配是否倾向员工的福利和保障，是否为其创造学习和成长的机会，都是可以在优先方面做出选择的。
作为资助方，给予草根组织和人员的资助，不应单纯是资助做事，而更要考虑“如何保障他们能够去做事”。
对于员工的支持，社会保障是最基本的。而对于精神上、文化上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同样不可或缺。
社会基础设施
中国草根环境组织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社会环境尚欠成熟的背景下建立和生存下来。在日本，遍布城乡街区的市民、区民中心都是公众和民间组织可以自由、免费使用的活动场所，如组织会议、培训、讲座等。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基金会成为民间环境组织的资金后盾，国家也有鼓励捐助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里非营利组织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人员的就业、医疗、养老保险上，与其它行业的人们拥有同样的社会保障条件。
而在中国草根组织工作的人员，甚至在他们父母亲的眼中，都还是几近没有正式工作的状态。再加上很多草根组织遇到登记注册的限制，在国家和社会保障层面上，也没有针对这一事实存在而又为社会积极贡献的一批人群，提供必要的医疗、养老和住房保障体系。
因此，作为在这个时代支持草根环境组织的资助者们，应该认识到自身开拓者的角色和重任。在资助工作中，也应谋划“粮草先行”。
持续资金支持
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是上述的社会政策和结构。对于单独的个体组织，也意味着办公室场所、机构网站、组织通讯、工作人员等等。这些是一个组织的基本构成。组织的工作内涵是源于自身使命和愿景，以及良好的规划、工作习惯和社会责任感。
对于这些环境团体的人们而言，不是资助金促发他们勤奋工作，更多是人生价值和应社会所需的选择。而机构和工作成本，往往是自身无法掌控的外在因素。而基金会等资助方，在支持环境团体工作的同时，应该重视这些组织基础硬件上的支持。
当一个组织拥有固定办公室，就可以定址办公。不仅仅可以增加公信度，也可以促进财务的规范管理，比如财务票据的长期存放和监管。这样的长期办公场地，也有助于稳定军心，不至于面对年年高涨的办公室租金，不断变化的办公地址。而对办公室的任何投入，如书架资料库、会议空间的设计，都可以长期得意而为。否则，哪怕在墙壁贴上海报的一个图钉，将来都得取下，每次迁移，办公室都得归零重启。
而哪一个资助方愿意或者有能力为接受支持的组织提供十五年以上的办公室租金呢?! 于是这些草根组织的负责人便不得不“明日愁来明日忧”！
如此是不能让这些环保组织带头人安心于具体的环境项目工作、并将重点关注在员工保障上。而资助方有幸把持些许资源，应该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胸怀，为草根组织立命安身。
对于组织机构的网站和通讯、年报的支持，同样是组织发展支持的核心所在。这些方面的支持，有助于推进机构组织化、信息公开、年度财务透明、促进服务社会和公众。一个组织的网站和通讯、年报既是组织外在的形式，也是必要的传播工具。
在以上组织发展领域的资助，应该是持续的。资助者对具体环境项目资助的同时，应该考虑赋予充足和长期的资金帮助民间草根组织解决这些基础需求。尽可能避免“只让马儿跑，不给马儿吃草”的现象。
重视环境组织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要促成各地政府机构早日为草根组织登记注册敞开门扉，同时对于值得资助的组织和人给予更深刻的、他们真正需要的资助。而资助环境组织的项目和工作，如果在给予两、三次资助或者两三年的资助后就不再资助同一个组织，会将这些组织重新放在筹资的压力之下。
当然，有一种情形可以例外，那就是当中国有足够多的资助型基金会、足够多愿意且能够顺利捐资的人群可以作为草根环境组织的筹资出路时。
如此，即使太平洋环境组织的戈登先生选择不支持旅顺的环境工作，中国环境组织也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好斑海豹、老铁山、旅顺海岸和当地百姓的生活。
（温波，曾任GGF中国协调人和太平洋环境组织中国项目主任。现任美国国家地理空气和水保护基金项目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