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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N1和受冤的侯鸟

 

H5N1和受冤的侯鸟

迁飞的鸟类有可能是病菌携带者,但它们更容易成为高致病性H5N1的受害者。禽流感的爆发与野生候鸟的迁移途径并不相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多数和感染H5N1的家禽有密切的接触。

在俄罗斯,有一些政府官员让猎人把迁徙的鸟打死。这不仅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你可以这样做,但只会让情况更糟糕:有的鸟会逃走,如果这些鸟真的携带了病毒, 会让病毒传播得更远。实施上人类不需要害怕迁徙的鸟类,并没有证据表明,迁徙的鸟类对人类的健康有直接的威胁。

Colin•Poole博士,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亚洲部主任,在由野性中国、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和北京动物园共同举办的讲座上说。

不同鸟类迁徙的路线不同,如果要知道禽流感在侯鸟迁徙时如何传播,就必须知道哪些物种感染了禽流感,及这些物种如何迁徙等。尽管在亚洲,没有这方面信息的详细资料,Colin•Poole博士还是根据现有能够搜集到的资料证明:鸟类迁徙的路线和禽流感发生的路线并不匹配,大部分感染了禽流感野鸟的种类是留鸟,而不是侯鸟,并且,在大部分感染禽流感的例子中,感染的鸟类和家禽养殖有很大的关系。

2005年5至6月,在中国的青海湖有1000多只斑头雁等候鸟死亡。青海湖对于东南亚、西藏和印度越冬的迁徙鸟类来说,是最重要的育雏栖息地。因此有专家认为,这种侵染迁徙水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毒的出现,将可能给全球构成威胁。但青海湖发生禽流感后,禽流感沿着哈萨克斯坦向西传播,并没有向南传播。“青海湖的侯鸟到了冬天向南飞,并不是向西飞到欧洲。如果禽流感随着侯鸟传播,那应该在南方传播,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在其他的方面考虑问题。” Colin•Poole博士说。Colin•Poole博士让考虑的其他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将中国和欧洲相连丝绸之路,现在也是作为欧亚可以用来进行合法鸟类贸易的货运路线。

Colin•Poole博士的另外一些证据是,从联合国动物健康组织得到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两年中,10万多只野鸟中没有被检测到病毒,全球受到感染死去的鸟也受到测试,但只有一、二百只鸟被检测为阳性。感染禽流感的大部分野鸟不是侯鸟,而是和家禽养殖有很大关系的留鸟。从1997年开始,Colin•Poole博士在香港的Mai Po 自然保护区主要检测的1万只侯鸟显示,没有一直侯鸟被感染;去年8月对内蒙古禽流感进行检测,收集的850种野鸟排泄物中,没有一种被感染。但是,1997年-1998年的香港,有20%的鸡和5%的鸭子被检测有禽流感;在湄公河三角洲,许多家养鸭子的血样被检测后,70%的鸭子被感染病毒。但鸭子可以携带病毒,不会致死。“鸟类暴露在与禽流感的接触中,是家禽养殖类而不是野鸟使其他种类感染禽流感。”

家禽和野生鸟类贸易是元凶?

Colin•Poole博士认为,家禽养殖,以及全球性的家禽运输和家禽产品的买卖、全球野生鸟类的贸易,要对禽流感传播承担主要的责任。

“大部分侯鸟是从北往南飞,而不是从东往西飞。在尼日利亚,禽流感也并不和鸟类迁移的路线相符合,政府也认为国内感染的禽流感是从国外进口的家禽带来的。所以这是更应该关注的问题。”资料显示,带有禽流感病毒的鸡,经过1500公里的路程,从甘肃省被运输到了拉萨;有关基因的证据显示,H5N1在中国的南方已经存在了10年,随着家禽和家禽产品的运输,传染到了中国邻国,比如越南。2004年10月,两只从台湾被走私到比利时的山鹰,因被同机舱的家禽感染禽流感而死亡,而同样和这些家禽接触过的鸟类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国家。“野生鸟类的贸易和禽流感紧密相连,尤其是在香港,感染禽流感鸟类有的还被关在笼子里。”

因为,“我们不可能消灭所有感染禽流感的侯鸟,更不可能阻止侯鸟种群的迁徙。”Colin•Poole博士最后呼吁,为了防止禽流感,要更好地把野鸟和家养的鸟分开,这是禽流感传播的主要途径;要更好地管理活禽市场 ,也要把野鸟和活禽分开;更好得地管理全球贸易,减少禽流感病毒在全球传播;增建家禽养殖的生物安全性,建立农场时,必须把野鸟和家禽分开。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The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缩写为WCS)成立于1895年,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是一个致力于保护野生生物及其栖息生境的非盈利性国际性组织。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保护组织之一。目前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北美洲的70多个国家开展有500多个野外项目。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策略是支持综合的野外研究课题,培训当地的自然保护专业人员。WCS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开展研究工作,于1996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国项目办公室,于2005年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项目总部。自建立中国项目办公室以来,WCS同中国政府、学术机构以及媒体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与合作。

  在云南、江西、湖北、四川、上海、东北的部分中小学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教师培训班和课程;组织湄公河流域跨国境生物保护多样性研讨会;帮助建立羌塘自然保护区,开展对青藏高原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考察;开展有蹄类动物的保护研究;资助并协同组织中国境内野生东北虎和野生扬子鳄种群的调查,并成功地举办了“中国东北虎野生种群恢复国际研讨会”和“中国合肥扬子鳄保护与放归自然国际研讨会”;帮助成立了珲春东北虎与远东豹自然保护区,帮助建设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和国家濒危物种进出管理办公室,中医药界合作举办十多期“中医药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保护研讨会”;并在上海、东北等地开展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项目办公室会非定期举办野生生物保护讲座系列,大约每月安排一次,会邀请国内外著名的野生生物研究、调查、保护方面的专家在北京介绍我国的重要地区或重要物种和门类现状、威胁、保护以及他们的研究情况。这次讲座是WCS举办系列讲座地第六次,WCS副主席艾米•维德博士在讲座上从山地大猩猩的例子开始,描述她的研究和预先计划的,帮助拯救这个极度濒危的灵长动物及它生存的脆弱的野地的一些保护工作。她比较了这个例子中的策略和辽阔的刚果低地雨林实施的策略,证明野生动物即使在大型的,更复杂的生态环境中也是保护的关键。(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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