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下午，在北京望京附近一家高级会所里，绛纱帷幔隔开的一处空间内，几盏散发柔和红晕的灯笼下，三十几名记者和NGO工作者围坐四周，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发布《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二期）》。
今年 4月中旬，包括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在内的34家环保NGO与29家中外知名IT品牌企业沟通，希望这些大型企业重视IT产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重金属排放的问题，采取措施、加强供应链管理。
这是关于这个项目进展的第二次报告发布。一个月前34家环保组织已经做了第一次发布会，在前次会议上公布的大量数据显示，一些著名的IT企业是中国重金属污染频发的直接推动力之一，因为这些企业的供应商是重金属的直接源头。在这第一次发布会上，环保组织要求这些企业给予解释，并对其供应链环节负责。
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这些环保组织用书面沟通、电话或者会见等多种形式，与企业进行了第二轮的沟通。在6月5日的发布会上，马军认为从第二轮的效果看，这些企业的回应出现了分化。相比第一轮沟通后企业的表现，这次有更多的企业针对NGO的质询做了回应。
发布会上，马军将29家企业的反应分为5类，包括深度回应、有限回应、初级回应、非实质回应和拒绝回应。 苹果、飞利浦、IBM、爱立信、佳能、LG、沃达丰、比亚迪等8家企业被列入了拒绝回应的名单里。
马军一直倡导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会上，他反复强调了消费者是IT品牌的重要利益方，消费者清晰表达其愿望，会给企业改变供应链管理提供动力。因为消费者购买了这样的产品，也就意味着购买了那些对环境保护做出的承诺，而依靠外包生产的IT品牌如果放任供应商违规超标排放，那么它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他认为，通过绿色选择，公众完全有可能影响和改变这些企业。而这份报告展示的IT品牌回应的分化，已经为公众做出绿色选择提供了条件。以往的绿色选择要求大家购买更富有环保责任、信守环保承诺的企业的产品，但这次上“黑榜”的企业的产品，连马军自己也称是很难做到完全拒绝不再使用。
那么，作为消费者，在不能做到完全拒绝这些产品的时候，怎么对这些企业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期望？会上，马军通过幻灯展示了一个消费者给某家拒绝回应的品牌公司的信。他说，上述IT品牌产品的消费者，能够向这些品牌表达自己的期望和要求，促使其加强供应链管理，控制其产品生产过程造成的重金属排放。
对于如何写信表达，信件内容应该是什么，马军也给出了几条指南，上述消费者的信也会作为一个模板，供准备通过写信施压的消费者参考。在给与会者提交的资料中，还详细地列出了这8家公司的电子信箱，若消费者有问题，还可以同各地环保组织联系，发布会也将这些环保组织的联系方式公布出来。
这样一个成立时间不久的本土环保组织，用其清晰的定位、专业、精准的工作，呈现给环保领域一个不同的面孔。曾有人私下戏言：“马军的工作代表本土环保NGO前进的方向。”
中国的环保NGO的发展和演化，呈现了比较清晰的阶段性特点。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环保NGO从环境教育角度切入，到了2003～2005年，本土环保NGO开始关注环境公共决策的权利。到了公共环境研究中心成立，它最初以水污染地图亮相，让人耳目一新，它充分利用政府公开信息中的大量数据，瞄准企业的环境表现。马军领衔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打破了人们街谈巷议中的“本土环保组织工作粗糙、不专业”的印象。
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工作内容上，可以看到一些国际环保组织的手法的运用。一般认为，国际环保组织不但有相对充裕的资金支持，还有大量的专业研究和执行队伍，同时可以借助国际团队在国外对这些跨国企业施压。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运作成本是否低于国际NGO,一般的草根组织在没有大资金和专业队伍支持下能否做到这点？本土环保NGO的联合工作，是不是也有助于降低项目运作成本？而缺少国际团队的支持，对于本土环保组织的工作效果，是否会打折？我们将对这些话题保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