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9～15日，受中日公益伙伴的邀请，来自中国10家救援、救灾、救助领域民间组织的11名代表参加了中日灾害管理、灾后重建民间交流活动。为期5天的行程中，组织者安排了两次工作坊，到灾区拜访当地民间组织和探访灾民3天，了解重建的情况。希望通过民间交流活动，来探讨中日两国如何建立救灾的民间合作机制。
民间组织：中国的另一张“名片”
12 月9日 傍晚到达东京，正好赶上日本救灾组织RQ市民灾害救援中心（以下简称“RQ”）报告会，邀请了灾民代表和政府代表参加。因为我们的到来，还特地安排一个环节，即感谢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捐款。
日本3.11地震发生后，国内对日本遭遇的巨大灾难表现出泾渭分明的不同态度。中国民间组织虽然还不擅长参与国际事务，但多家组织参与了此次对近邻日本的支持之行，中日公益伙伴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中日公益伙伴（CSnet）是2010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一家民间公益组织，专业从事促进中国和日本在公益领域的交流和业务合作工作。3.11地震后，中日公益伙伴成立“支持RQ市民灾害救援中心项目”，向国内援助机构介绍RQ的活动，争取来自国内的各种捐款和支援。RQ得到了加盟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11家基金会的142万元人民币的捐款，这是中国民间组织对日本的第一次捐助。
12日，我们参观了灾区歌津的临时店铺。当地人在这里开办了日用品店、理发店、水果店、家具店，这些店铺集中在一个新建的大房子内，房子外的空地上，停着曾经穿梭于灾区运送物资的车辆。一辆车上贴着的招贴画，上面有一张笑脸和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标志。可以想象，当日本人认为中国对3.11地震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的同时，还能看到这个来自中国的标志穿梭在灾区的感受。在房后有一个锅炉，上面也贴着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标志。142万元捐款中，有51万元捐给日本森林生物质资源网络，用于为受灾者提供压缩木屑锅炉的项目，这个项目产生了超乎当初设想的社会效果，为灾区今后实现环保型可持续能源利用和建设与自然共生社区，打开了一扇门。这种环保锅炉还引起了国内同行的兴趣，有意在资源条件相当的地区引进。
前往灾区的第一站是仙台。同行的中国人，无论是50后还是80后，都知道这是鲁迅在日本学医的地方，和东京、大阪这样的城市相比，对仙台似乎增加了些亲切感。仙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彩灯庆典活动，长长的街区被彩灯装饰，路边小店也有小小的祭台和条幅，上面写着“复兴仙台”。
随后，我们参观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大川小学。这个学校有108个孩子，在孩子们集合到楼外、老师们讨论逃生方案的时候，海水奔涌而来，卷走了79个孩子的生命。我们到的时候，2层楼的小学只剩下水泥框架，旁边山坡上的松树林，靠近外侧的一排树的树冠有的已经枯黄，日本志愿者告诉我们，这些树是被海水淹没过的。
小学旁边已经树立了一块墓碑，墓碑的底座上放着很多水杯，可能是孩子们的遗物，还有拜访者送来的鲜花。我将从北京带去的食品放到孩子们的遗物旁。墓碑的旁边有一座石雕，刻画的是一位安详的母亲正在低头给孩子哺乳。看着雕像，我不住地流泪。日本对华侵略和屠杀行为依然在心，但人类有些感情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不管是中国母亲还是日本母亲，此刻的痛感是一样的，这大概就是人类的共情。听到我们在说中文，一位先生走过来说他是内蒙古人，现在日本定居。地震发生后，他一直在灾区做慰问演出。
灾区之行最后一站是到大船渡地区参观重建支援项目，汇集日本各地特色的小吃街正在建设中。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她的小店叫“妈妈的味道”。她说，妈妈已经80岁了，还是希望能在灾后做点事情。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她们母女的过渡房看看。驱车前往的路上，路过一块平地，她说，这曾经是她的家。当海水涌过来的时候，妈妈向附近的山坡上跑，让她开车逃走。过渡房区整洁安静，很多人家房前摆放着盆花，各家都在房后放一个长方体的塑料容器，上面有覆膜，灾民在里面种上蔬菜，成为一个小小的蔬菜暖棚。80岁的老母亲自己做了很多垫子，将用在小店里。临走时老人给我们两个大苹果。在14日的交流会上，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郭虹谈到老人的坚韧时忍不住流泪。她将苹果切开，分给与会者，说老人家给的东西都是祝福。
这位女士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见到中国人，除了语言，其他的和日本人很像。我们走后，她在小店的博客上写道：“今天中国客人远道而来。我带他们参观了小吃街和我们母女住的过渡房。短短的时间里，我们渡过了充满国际色彩的时光。大家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还给我们带来礼物，太感谢了。下次一定来这里吃小吃街店主们的拿手菜啊！”
组织者在我们到达日本之初就说，中日感情越来越不好。20年前70%～80%的人喜欢中国，现在70%～80%的人不喜欢中国。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因为不了解而仅凭借想象。想象的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具体的面庞，所以这次交流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具体的人和人联系起来。
中国民间组织无疑正在作为政府和公司之外的另一张“名片”展现给世界，只是一直强调软实力的政府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民间组织的作用。
不定规则的“阿米巴组织”
RQ是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后，由广濑敏通（以下简称“广濑”）以自然学校网络为基础成立的一个志愿救援组织，这个组织在震后第三天就开展工作。到2011年12月份的统计数据，在灾区组织37 000人次参与救灾行动，发放救灾物资400吨，在550处避难所和过渡房为5万多位灾民提供各种志愿服务。该组织在登米市建立了总部，在宫城县的4个地区建了志愿者中心。还建立了专门的女性支援中心和社区重建支援队在灾区长期服务。为什么一家刚刚诞生的民间救援组织在这么短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秘笈就是不定规则，让志愿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能保证这些的前提是充分的信息共享。RQ的这些独特的理念和运作方式令我们耳目一新，通过救援实践也证明它的有效性。
广濑说，很多组织像金字塔一样有着科层式的管理模式。而RQ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中心的平等的组织形式。有的团队负责人认为“我不在就不行”，其实任何一个团队的负责人走了，都还会有新的产生。志愿者走了，还有新的进来。就像阿米巴虫一样，随便切了身体的哪一部分都能够再生。刚到日本就反复听日本朋友说“阿米巴虫”一词。原来，阿米巴经营是一种企业管理模式，日本著名经营大师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谈到公司内部的小集体组织就像自由自在地重复进行细胞分裂的“阿米巴”。
在人类的组织中，规则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若不当心的话，规则就会越来越多，随之产生遵守规则的规则。但是灾害发生的紧急情况下，规则大多是浪费时间的。所以RQ在活动中不断地精简规则。
说是无规则，其实不是完全没有规则。在RQ最初开展活动的时候，已经定下基本的规则。首先要互相信任。其次，要进行乐观向上的活动。当受灾者绝望的时候，志愿者不能跟着绝望，所以微笑面对受难者成为规则。第三，要有容纳所有东西的心胸。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和行为，只要不对他人产生不良的影响，都尽量接受。最后一点是主张“不公平”。政府将外来的物资分发给灾民的时候，如果避难所人多东西少，政府宁可不发，因此而浪费的水果等食物有很多。而RQ强调如果有一个苹果的话，可以切成两半分发，或者给老人和有真正需要的其他人。
这个“无规则”的规则执行起来并不一帆风顺。广濑曾经有事离开救灾现场一周期间，来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志愿者，他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救灾体系。同时写了好几篇文章来谈救灾总部的职责、志愿者的作息时间等内容，并制定出来让大家遵守，同时还建立几个队伍监督这些规则的执行情况。但是后来发现，因为志愿者流动性很大，每天解释规则就需要花很多时间，规则导致志愿者怨声载道。于是大家都坐下来讨论规则的去留。结果是将这些规则撤掉，监督志愿者遵守规则的队伍也随之解散。
在RQ看来，如果救灾志愿者也像公司一样需要上一级来负责的话，所有活动都经过层层盖章，只能进行被阉割的活动。大家都应各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才可以心情愉悦地开展工作。初次参加RQ会议的人，以为听负责人讲话就行了，但是很快就会意识到，默默等待指示是没有用的，得自己动起来。
秘笈：信息彻底共享
如此众多的志愿者，灾区大大小小的工作，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如何让志愿者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挥其所长并产生效用？秘笈就是将所有信息充分共享。在RQ，哪怕你来一天，也会将所有的信息给你。这样的好处是：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志愿者自己会思考他能在哪里发挥作用。
信息共享和传播是需要成本的。广濑用体力和时间最多的就是信息分享。2004年，日本中越地震时，他在一个志愿者中心做负责人，很多政府系统或者半官方的组织，都接待不了众多的志愿者，最后干脆拒绝志愿者来。广濑负责的这个中心不拒绝志愿者，所以大家都到这里来，当时每天有1 000名志愿者。他认为，志愿者都是调整工作时间，带着物资和捐款，在当时交通也不方便的情况下，经过千难万险才来的。来了以后不接受他们，也许以后他再也不做志愿者了。
但是管理1 000个人的志愿者队伍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于是，他想到了共享信息的会议。当时的做法是一天要开4次全体大会，早上7点驻地志愿者先开一次全体大会，9点从各地赶来的和住在这里的志愿者再开一次。下午4点从各地回来的，聚集到一起开第三次。晚上7点要为第二天留下来继续干的开一次大会。对没有赶上上午会议的人，还会在中午12点为这些人再开一次大会。
一天有5次机会掌握信息的人回去之后，会和周边的人分享灾区的情况。之后RQ会收到很多感谢信，说在这里得到的信息是从媒体中无法知道的。当时经验是分享信息很重要，但教训是一天5次大会非常辛苦。所以3.11地震后的这次救灾活动，RQ改为一天2次会议。此外，还在东京等地也开展信息共享会。
灾难磨砺出的民间救援组织
据日本同行介绍，日本各地的政府、自治体、民间团体都在开展防灾教育。这些防灾教育的活动不是在对灾害有认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想象的；有的地方将防灾教育设计得像节庆活动，热闹一下就结束了。后来政府发现了问题，改为推动体验性的防灾教育，即设计好灾害场景，让人到场景中去体验。但毕竟不是现场学习的方式，在灾害来临的时候，还是无法在灾害现场发挥很大作用。所以17年前，广濑呼吁灾害教育要到灾害现场去学习。灾害现场有最丰富的信息，是更好的给大家锻炼机会的地方。
这次和日本同行的交流，接触到的不少志愿者都是久经救灾沙场的“老战士”。不单是救灾方面，他们参加社会运动的经历、经验和视野，使得他们能做出迅速的反应。在灾区的3天里，一位为我们开车的志愿者看着年纪不大，但他说已经有了30年的救灾志愿者的经验，原来他从17岁就开始参加灾害救援。
我们到灾区宫城县拜访的当地民间组织，其中一家是仙台宫城NPO中心/ 联合重建中心。中心负责人是个“微博控”，刚一见面，他就拍了合影照片，立刻放到了他的微博上。他不是本地人，2007年日本新泻地震后，“微博控”在那里呆了3个多月，这次来仙台，他想将过去的经验拿到这里来。那次地震的灾区得到一些海外资金支援，但是这些资金并没有按照当地人的意愿重建。3.11地震后，已有大量资金进来，会不会也在重建的方向上产生问题？他从新泻地震得到的经验是，重建的主角应该是当地人。将受灾者，尤其当地社区中的关键人物连接起来，是外来者很重要的工作。所以这次他来到灾区，在紧急救援结束后将工作方向转到建立当地人之间的联系，培育当地人的创业能力上来。
此行接触的最神奇的人物当是广濑。14日的论坛上，中国蓝天救援队的张勇穿上救援队的服装，给大家讲解这支中国民间救援队如何开展救援和训练工作的时候，让我们在座的中国人都很兴奋。广濑说，这让他回想到自己20世纪80年代做紧急救援的时光。日本在1982年建立紧急救助队，他是最早参加的人之一。广濑有多年的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年轻的时候，在亚洲地区活动了20年，参加NGO的一些活动，曾经在柬埔寨内战、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参与当地的援助活动。自从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日本每年都发生大大小小的地震。每次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他都会组织队伍进行救援。印尼的海啸、南美的地震，他也组织了救援，还关注过国内的汶川地震和2011年发生的盈江地震。
广濑创立了日本的第一家自然学校。据报载，目前在日本比较有规模的自然学校有3 700多所，为日本社会创造了规模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仅这些学校的年收入就达3亿日元。
自然学校虽然一开始是提供自然教育的机构，但以他们多年来在野外教育和体验自然活动中积累的技术和经验，能够在灾后很快就奔赴现场。阪神大地震后广濑呼吁自然学校去救灾。但当时自然学校的伙伴说：“救灾也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去不了。”当时很坚定地和他一起去的，是这次3.11地震后依然与他并肩作战的栗驹高原自然学校的校长佐佐木。后来在新泻地震的时候，有更多的自然学校参与了救灾。此次311地震，全国60多家自然学校都参与了救灾。
我们拜访了歌津灾区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已经在开展活动的自然学校。学校处于半山腰上，下面的村子和所有的设施已经被地震完全摧毁。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在这里活动，大人们当志愿者，为孩子提供服务。我们看到被海啸冲出来的轮胎也被派上用场，搭起来做跳箱。这里没有通电，有一个太阳能加热的装置。用一个大帐篷做的房子是我们到达的两星期前修建的，里面可以做电影放映会之类的活动。房子的地上挖个取暖的坑，把脚放进去，烟熏就可以取暖，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取暖方式。孩子到这里来，体验在没有先进的电器、煤气的情况下如何生存，重建人与自然的联系。
自然学校每4年做一个调查，至今做了20年。多年来自然学校的主要领域是环境教育、儿童的健康成长教育。最新的一次调查是地震前两三个月做完的，社区再生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因为自然学校大多地处环境优美的农村，农村老龄化、人口减少等问题比较多，自然学校面对的不仅仅是自然，还有社区的文化和传统。朋友说，如果农村社区里活跃着年轻人的身影，大半是来自自然学校。
结语
日本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在频繁的灾害面前，日本人对灾害有自己的理解和应对方式。日本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有多年的参与救灾的经验。我们看到的RQ高效有序的工作及日本同行明确的工作方向定位，背后是持续多年的参与社会运动和活动的积累和历练。中国并不存在民间组织主导的社会运动，中国民间组织集体参加灾害救援的时间并不长。2008年初中国民间组织联合救援西南冰雪灾害开始，2008年汶川地震中民间组织广泛参与紧急救灾，随后在不断发生重大灾害过程中，中国民间组织在实践中快速成长。在本文付梓之时，中国救灾NGO已就首个民间联合救灾行动的纲领达成共识。在壹基金的支持下，西南多家组织形成了一个区域救灾备灾网络，旨在能及时有效地回应本土的突发性灾害，提升民间组织救灾及备灾的综合能力和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