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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大象

若干年前的一天,我在餐厅等人吃饭,百无聊赖地断断续续偷听旁桌说话——一个老外跟中国同伴讨论空气污染这件事,说着说着老外生气了,嗓门突然大起来:“你们不知道(污染)危害有多严重,你们将来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这几个字,在一个偷听者心中激起一阵“鸡皮疙瘩”——至于么,要撂那么狠的话?空气污染当然危害健康,但空气污染之后不是还得照吃照喝照活吗?

若干年后,我为自己当初轻率的看法感到惭愧,这时我已从媒体行业转到公共健康领域的NGO,主攻方向是“控烟”,一个不解释就难以令人明白的词汇。在向初次认识的朋友做自我介绍时,如下尴尬对话经常发生:“我们做的事情,是控制烟草流行,保护公民免受烟草烟雾的危害。”“控制烟草?做那个有什么意思?有钱的话还不如去控制一下汽车尾气。”

看来短短几年间,国人对“空气污染”的认识大大提升,早已超越了“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初期阶段。可我自己却像中了咒语一般,动不动就变身为几年前餐厅里那个歇斯底里的外国哥们儿,时地不时想冲所有在室内抽烟的人大吼:“别抽了!为什么就不能明白点呢?”

大象共处

当你扎进一个专业的领域去工作,你能更全面地了解相关专业知识。比如我在控烟NGO工作之后才知道,中国除了是一个烟草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政企合一、烟草制品重度流行的国家(吸烟人数高达3.5亿,占全世界吸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烟草产量也占据全球产量的40%,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

早先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40%是什么概念?排名第二的是世界上其他各种杂牌之和,仅占18%,而出产万宝路的“菲莫国际”,产量不过是15%,坐在第三的位置上。于是,坊间曾流传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烟草税收能养活整个中国军队。

去年夏天,我们到云南考察,“潜入”某著名烟草集团的生产车间——说“潜入”其实不准确,因为那个车间根本就是当地旅游项目,游客只要申请被批准就可以入内参观。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巨大车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排排负责装卸的智能机械臂,以及昂贵的全自动进口生产线不停歇作业;危害人体健康的卷烟,以每秒钟上千根的产量从我们头顶的流水线滚滚而过——彼时彼刻,我有种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的错觉和些许绝望——这个产业太强大了,我们这些渺小的NGO,想要约束它,好艰难。

我们对产业的强大倒是有充分的心理认识,所以在和它博弈的时候不会慌张;而面对公众做倡导呼吁,才是我们最容易遭遇挫折的时刻。

不久前在做一次媒体培训的时候,某新闻刊物的主编发言说控烟是个“小众前沿话题”,这话听得我很难过,在一个有着3亿多烟民的国家,控烟何以沦落为小众话题?英文不是有句谚语叫“房间里的大象”吗,特指那些无可回避的巨大真相/问题,人们却熟视无睹,和它共处一室。烟草危害,其实就是这样的一头大象。我们这些做控烟的公益组织,在绞尽脑汁和“大象”较劲的同时,也常常苦恼于公众的盲目,怎么才能让大家持续而清醒地认识到“大象”的存在?怎样才能让大象扇扇耳朵,或是甩甩尾巴,好引起那些视觉灵敏却更擅长捕捉运动物体的媒体的注意?

大象真的存在。我们老老实实地介绍烟草危害,往往收效微弱:7000多种化合物啦,至少69种致癌物啦,二手烟暴露会导致肺癌、冠心病、儿童哮喘、新生儿猝死综合征、乳腺癌啦——这时候,面对一连串统计数字,以及行为导致的后果,大家往往会变成盲人,仿佛每个人都有足够自信,可以侥幸避开风险率。而面对那些科学实验证实了的东西,总有人喜欢站出来抖机灵:“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邓小平抽烟,活到90多”(那他最后为什么要戒烟,再说你能有人家的医疗条件么);还有“抽烟可补肺气”、“抽烟能预防老年痴呆症”、“抽烟防非典”这些谬论。

大象“甩尾”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在我们看来并非控烟组织应重点关注的内容,却会在不经意间突然成为公众追逐的焦点。比如前年年底的热点新闻“国产13种品牌香烟被曝重金属含量超标”,专家老师们每谈起这件事都觉得有点好笑:直接吸入几千种燃烧的化合物都不在乎,怎么突然介意起烟叶里的重金属含量了呢?2011年年初日本地震,“吸烟与核辐射”的话题也频频见诸报端。其实放射性物质在烟叶中的含量,和其他有害成分相比依然小巫见大巫啊。但大家似乎更买“放射性物质”的账——那我们不妨也追着热点新闻的浪尖,间接插入烟害教育吧——既然大家看不到或对大象的存在无视,那我们就想办法利用房间里其他新鲜小事物,比如辐射物质,比如重金属成分,来让“大象”摇头甩尾,提醒大家注意到它的存在吧。

最近的一次“甩尾巴”行动,是借助PM2.5大论战。烟草烟雾是导致室内PM2.5值超标的重要原因,这在国际上是有公论的。去年早些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测试室内二手烟PM2.5值的项目,告知公众二手烟对室内空气尤其是室内公共场所空气的污染。

但没想到这个项目在传播阶段正好赶上北京连续严重的灰霾天气,所有人都在热议PM2.5是否应纳入空气质量监测标准。我们只得硬着头皮加入“混战”。说“硬着头皮”,是因为毕竟烟草烟雾的危害很复杂,远不止一项PM2.5污染,如果这个浪头借力不当,很可能会误导公众,认为PM2.5污染是吸烟造成的唯一危害。所以我们要小心翼翼地既讲二手烟在室内场所造成的PM2.5污染,又要讲烟草烟雾的主要危害及致病成因,还要费力解释和室外大气污染的不同,并且还要坚决捍卫“吸烟导致肺癌”的阵地——因为不少公众会认为空气污染才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吸烟(这种非A即B的推导方式也常令专家们头疼不已)。

其实,我们的倡导工作在高阶知识人群那里,也一样会遭遇各种“阻击”。最常见的例子诸如法学专家在公开场合捍卫“吸烟权”而不是非吸烟人群免受二手烟侵害的权利。当然还有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反对在餐馆实行禁烟,认为这是侵犯经营主的个人私权,但却不考虑经营单位作为法人和自然人的区别。

公益的接棒

控烟过程中,无奈的经历和案例举不胜举。不久前,一位控烟界的老专家参加了某个“公益与社交媒体”大型论坛,回来后跟我吐苦水:“那些公益慈善活动的案例我们没法借鉴!都是捐衣捐物捐钱给穷人、给流浪儿童和边区学校,你说能没有人响应吗?能没人报道吗?我们这些做公共健康的,不停喊话,嗓子都哑了大家也不听你的,还嫌你多事。难度比它们大多了。”

其实推动社会习俗和人类行为改变的难度,岂止是“喊话”那么简单——那些对政策层面的艰难博弈,那些公众看不见的努力,说起来可没完没了。不过,同是公共健康领域,我们目前遭遇的困境和难度,比十几年前做艾滋病的公益同仁而言,可算是小多了。不久前,一位艾滋病公益专家给我讲他们早些年的经历,听完之后我觉得目前遇到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而再看看现在艾滋问题在中国受到的重视程度,可谓改天换日了。

去年11月份,我在美国出差,听纽约卫生局讲美国控烟的漫长历史,也遭遇了各种挫败、反对、反复和论战,顿时宽心了不少:似乎我们正站在已经被人过的历史长河里,那么既然他们都顺利“上岸”了,我们这些做控烟的专家和公益组织所期待的未来——一个无烟害的、相对公正公平的卫生环境,或许终将会到来,只不过是时间长短问题。

当然,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到来,我想一定还会有其他领域的公益人,接过我身上失效的咒语和烦恼,向大家大吼别的内容吧。生命不息,战斗不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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