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NGO为什么而存在？NGO能力建设解决哪些问题？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哪里？如何建设公民社会？
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惠泽人”）是一家专注于通过专业志愿服务为NGO提供能力建设、推动跨界合作的机构。2013年，由于机构了解行业的需要以及自身项目的需要，同时也因为接到各地很多NGO的邀请，我和惠泽人的团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带着上述问题走访了大约15个省市的上百家草根NGO。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慢慢从被动到主动，最终形成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政策、文化、地理环境、宗教等一系列因素来考察NGO发展状况的观察视角。
惠泽人于2002年底成立之际，全国大多数NGO伴随社会慈善意识的萌发，主要做扶贫助困等服务。同样，我们也是做具体的社区心理志愿服务。2008年之前，国际援助相对充足。同很多草根NGO一样，国际组织对惠泽人的指导和影响比较直接，后来我们开始反思，简单地做服务、做研究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在2005年底战略转型，做NGO志愿服务的能力建设，针对NGO进行社会动员、能力建设、倡导和行动。关注公益领袖和地方NGO区域发展，是惠泽人这些年经过机构转型和反思定位后的目标。
2008年汶川地震和奥运会后，出现了NGO和志愿者的发展浪潮。从社会捐助资金的数量还能看出经济发生了迅猛增长。2009年我们开始关注经济领域的发展，并在2010年开始和企业合作，从中感受到了商业参与公益的力量以及专业的力量。我觉得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公民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财富的增长带动公益人才涌入，志愿者人数猛增。我们开始不仅聚焦NGO，也聚焦志愿者领袖，将人的力量纳入视野中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关注公益领袖/NGO进行的网络联结与区域性联合。
2010年我首次被邀请到山东参加淮海经济圈的一些NGO活动，之后几年，不断受邀到各地出席类似活动，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地方组织每次举办活动，都绝不仅仅限于省内NGO，周边省区的NGO都会来，究其背后的原因，是此类区域联合都有企业资助，企业力量的介入，与经济圈的发展有关。这不由让人关注市场经济带给公民社会的价值和影响。
借由2011年惠泽人开始承接民政部关于志愿者队伍建设“十二五”发展纲要的起草工作，我们接触到“十二五”规划的具体内容，发现它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这个规划把中国列为八大经济圈，包括西部大开发，解决贫困问题和均衡发展问题；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南沿海的东部先行等等。于是我尝试将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状况纳入对NGO的观察中。
2013年12月初我到西北参加西北地区NGO年会的时候，又看到一个现象：惠泽人从2003年开始一直对西北NGO提供支持，它们做扶贫和发展，我们配套做能力建设，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当地NGO的情况却没有太大变化。我一直在寻找答案，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哪里？基于近一年的调研及以往多年的观察，在此将一些带有地域特点的NGO发展情况做一点粗浅的分享。
西北：知识精英和宗教力量是公益的两大支柱
惠泽人在西北已经做了十年的草根组织能力建设支持，比较了解这十年来的变化。甘肃、青海和宁夏这三个省去的比较多，我们发现，当地公益发展的两种力量，一个是宗教，一个是知识精英，除外没有太多的社会多元分化。在西北地区，这两个力量是我们应该去重视和保护的。我去甘肃一个特别小的三线城市穆斯林的聚集区调研，给当地活动者讲妇女发展问题。培训会上有两位当地代表，一位是记者，负责大爱清尘西北片区的工作。大爱清尘是媒体记者介入和发起的，他们从社会问题的发现者，转为社会问题的行动者和解决者。这位记者本人也是微博控，是拥有百万粉丝的大V，通过互联网做公益，打破了西北在地域上的障碍。另一位代表是西北地区影响最大的在地组织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办人摆生义。甘肃兴邦由十年前成立的兰州兴邦转型而来，做扶贫，特别是少数民族和贫困社区的扶贫与农村发展，主要依靠国际资助，没有拿过政府的一分钱。此外就是通过穆斯林的天课制度筹集部分款项，穆斯林的企业家，年终的时候要拿出收入的3%捐给当地清真寺，再由后者拨付少量资金给兴邦。早年在乐施会资助下，兴邦开展过少数民族妇女培训和能力建设，组织发展也遭遇过波折。摆生义曾经有两年揭不开锅，就让员工离职，介绍他们到其它地方工作，再回来兼职做志愿者。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又有两位年轻人回来工作，并在2013年在甘肃省注册为社工组织（民非）。这就是草根的特征，真正的草根精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与乡土的联系特别紧密。
青海西宁还有一家民非注册的NGO——金三川文化中心，2013年因为做能力建设，涉及民族问题无法获得上级主管单位支持而被迫关闭了，然后又不得不转成工商注册，最后国际资金来源也断了。还有绿驼铃，在国际基金会资助下成长起来，但最后人员陆续流失了。当地的NGO特别难生存，政府也几乎没有购买民间服务，西北地区的公民社会，稍稍冒出来一点就被拍下去了。[1]
另一个例子是地方统战部主管、清真寺举办的穆斯林妇女学校，我考察了一个当地的“中阿女校”，1989年成立到现在20多年了。她们把妇女组织起来学习阿语和中文识字班。类似这样小型自组织在甘肃省有数百家。中阿女校在早年政府不管的时候，发展还比较迅速，2000年以后政府逐渐加强管理，加上市场竞争，组织发展就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此外因为地域和文化上的封闭，缺乏开放思维，当地的社会生活也不能给人带来希望，此类有宗教背景的少数民族组织就遭遇了发展困境。当然，如果实行开放，与外界加强交流，也会带来如何保护自身文化传统的问题。
东北：贫瘠的社会土壤里有小亮点
东北这么多年，除了做慈善的组织，几乎看不到其他类型的NGO。东北的问题主要是权利保障和生计问题，比如被辞退的老职工的生计和养老问题，有个别律师在做法律援助，但都不成气侯。东北的人文风气也有待培育，举一个例子，我去长春，到（长春心语的创办人）于海波家里做访谈。海波是小玻璃残障人士（编者注：指先天性脆骨症），只能坐轮椅，访谈完了以后出来打车去她办公室，我推着她走，她爱人说：“翟老师，你千万别把她推到马路边，你俩藏在这个树后面，我到马路边去打车”，我问为什么？他说如果海波在马路边上，任何车都不会停下来，会拒载。他打到车以后还跟司机说我多付你五块钱，我有一个残疾人。这让我很恼火，为什么残疾人就要多付车费？可这就是东北。另外火车站、机场黑车很多，根本没有排队一说。1980年代我在东北呆了十年，觉得当时社会环境还可以，现在反倒抽回去了。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平造成了人们的淡漠心态，人和人之间关系特别紧张。
但沈阳狮子会是一个小亮点。在东北地区，相比当地的其他组织，沈阳狮子会比较活跃，而且与其他地区，比如广州和北京的狮子会相比，沈阳狮子会表现出很不同的特征。北京、广州狮子会主要还是在做慈善，对当地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不大。但沈阳狮子会却有着公民社会的特质。
沈阳狮子会成立于2011年，以中小企业家为核心成员，引入美国模式，融入了基督教童子军宗教慈善的机制，以及西方的社团理念。我也加入北京狮子会，成为它的会员，服务同时也在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他们有一个民主轮值制度，30人可以成立一个团队（服务队），各级会长和队长每年轮值一次，由民主选举产生，同时有两名副会长或副队长作为接替修补，队长的首要任务是要发展人头，每一周要最少做一次服务活动，同时还要给总部上交会费。看起来这是一套非常有效的众筹模式，会员们捐钱、捐物、捐时间和捐爱心。狮子会规定，只要是集体活动都必须穿制服，不穿制服你就捐一百块钱（称为乐捐一百）；每次开会是全套的仪式，包括鸣钟开会，唱国歌，新会员在旗下由队长授纪念章，全队给新会员送礼物，等等。
这些仪式和机制让成员组成了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社区，沈阳狮子会迅速在两年之内发展到了将近千人，而且把东三省的志愿力量汇集在沈阳，去年还成立了大连分会（20个服务队，600人才能成立一个分会），快速地复制，非常有效。辽宁大学的一个教授是教社工专业，他研究公民社会，也是狮子会会员，他开始关注残疾人权利，把学校一些法律专业的老师动员起来，做残疾人维权，并使沈阳狮子会对当地社会产生影响。沈阳狮子会的成员大多是企业家、中产阶级，以及一些有钱有闲的家庭妇女，他们参加狮子会，私下还能相互促成生意。国际狮子会每年向他们开放所有的国际活动，自费前往，很多会员大开眼界，从中了解公民社会和志愿精神的关系。沈阳的狮子会是注册社团，会长、副会长实行轮值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每年考核。自1990年代广东成立第一个狮子会以来，至今为止全国各地狮子会一共拥有数万名会员。
此外，沈阳狮子会还依托残联，通过残联把他们引入社区，因此当地政府也很愿意跟他们合作。沈阳狮子会律师成员比较多，做法律义务援助和咨询、代理诉讼，用这种志愿服务的方式去推进，而地方政府也不会去干预。沈阳狮子会体现了不利的社会环境下，商业和公益合作也能够带来局面改观，在当下第三部门成长的初期，可以借助商业和市场的力量。
长三角：强政府下的公益政商逻辑
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经济圈，NGO非常活跃，覆盖上海、江浙一带，以上海新苑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为代表。我觉得这个区域中，杭州的发展还是不错的，这个地方的特点是政商两界做公益慈善的力量都很强。商业上主要以国际大型跨国资本为主，起点高，当地政府也比较开明，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控制比较严，而且行政吸纳社会的情况在上海最为明显。很多现在冒出来的民间组织背后，都有一些政府的手在操控。我不知道这种模式最终到底是帮助公民社会发展，还是帮政府更好地去管制公民社会，这还有待观察。
我们最近进行了联合救灾的调研，救灾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议题，不那么敏感，中国的NGO围绕救灾议题进行联合，表现得比较充分。杭州这边有几个人做得不错，大北原来是小企业家，温饱不愁了，就天天做公益、做志愿者，做着做着就被政府吸纳了，成了当地杭州义工协会的副秘书长，依托于政府和义工协会，拿政府的一些资源做慈善和服务类的事情。这几年，他还通过救灾跟其他的NGO密切合作，玉树地震后，和另外7个人联合发起了覆盖全国的华夏救灾网。华夏救灾网的发起人大多是杭州的商业人士，其中一位是大学社工专业的老师，为华夏救灾网提供智力支持和服务。随着专业化的提升，现在政府也会定期向他们咨询。这家组织还孵化出了多家其他组织，形成了自己的网络。我觉得这个模式是比较成功的。当然，政府吸纳也有他的问题，上海有一个青年社工机构成立两年，创始人20多岁刚毕业，已经创办了5家社工机构，所有的经费均来自政府的财政购买，他就是把所有政府要在社区里购买的那些运动式的志愿服务全部包过来，并且与当地团委关系密切，全套模式严格按照团委那套理论走，成为当地团委得力的干将。
泛渤海：志愿者团队遍地开花
我指的泛渤海经济圈，包括了辽宁、山东、安徽、浙江的一部分。调研中我去了临沂、青岛、济南和泰安。我想通过泰安，以泰安小荷公益为代表来看这个区域。
泛渤海经济圈基本以三线城市为主，这些非常小的县城，志愿者团队却很火，光民间的志愿者数量，差不多就能占人口的10%。泰安团市委按照NPI的孵化器模式运营了一个孵化器，培育青年社会组织。NGO到底是被关起来集中孵化好，还是散养好？NGO到底是放在政府下面来孵化，还是由他们在民间的大风大浪中去成长？我觉得两种方式都可以相互借鉴，需要思考的是，怎样更能适合当地NGO的发展。看了里面的两三家组织，都不是真正由它孵化出来的。因此我们也准备今年在山东做试点，给他们“换芯”，把志愿精神注入到里面，帮他们用另一种理念去做事。这个孵化器的主任是个小伙子，也是老志愿者，办了三个社团。当地其他组织也有土生土长最后被政府收编的，这些人多在区县基层，平时互动特别多，时不时弄点小聚会，你帮我、我帮你，但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以开展慈善活动为主，对社会议题的参与不多，而且大多都是给政府跑腿。
西南：大灾铸就公民性格
西南主要是四川、云南，我感触最深的是因为前几年的灾难，当地老百姓的慈善和人文的意识变得很强。调研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一听说你来做公益服务调研，就觉得“外地又来帮助我了”，就对你特别友好。举个例子，我们的车在去机场的高速路上坏了，我想搭顺风车，司机说你试试吧，有可能。我们只用了12分钟，大概过了五六十辆车，就搭上了四川省农科院一位老师的车，正好他去雅安做完了课题要回成都，原先我想让他送我到一个方便的地点再打车去机场，结果我俩路上聊着聊着非常投机，他就说我送你去机场吧，就这么送到了机场。
“420地震”后，四川省政府在雅安成立了NGO和志愿者中心，整栋楼全部开放给NGO，基金会和NGO扎堆在里面进行联合办公，总体而言非常好。这个中心由雅安团市委管理，他们对NGO的理念也比较认同，又比较开明，表现了非常强的学习能力，我们的调研报告有详细内容介绍四川的NGO情况。在四川，我们以云公益为观察点，云公益作为一个平台，整合了川内从事各种议题的组织，类似的平台还包括原“5.12”中心（注：现为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等等。
中部：尚待崛起
中部主要是河南、湖南、河北。坦率地说，中部NGO很少，还是以政府背景的组织为主，草根NGO有一些小规模的区域性联合，如长沙公益组织联盟。草根NGO要存活，也需要创办人具备一些中产阶级的背景。湖南的草根NGO中，有些环境类的机构如绿色潇湘做的不错，带动了一批大学生（团队），另外，当地基金会支持的支教类组织也不少。总体而言，中部地区NGO的发展比西北稍好，但比东南部地区差得很远，也还缺乏支持性的组织。
珠三角与海峡：政社联动
珠三角的广州、深圳有一些维权组织，针对劳工权利和残障权利问题。除广州之外我也比较关注佛山、顺德等二三线城市，这些地区还是慈善类组织为主。福建晋江集中了五六家上市服装和鞋类公司，很有钱，但就是捐点钱给政府，没有民间互动。珠三角因为受港澳影响比较多，流行“社工+义工”模式，政社联动非常普遍，基本上是政府通过团委，通过义工来活动，看不到太多公民社会的影子。现在商业跟政府的互动特别厉害，大把的钱给政府，然后政府开展一些项目，居民踊跃参与，基本上还是慈善活动。广东现在还大力推动与企业的跨界合作，到处成立外企协会，做外企员工的志愿服务，也不给NGO任何支持。福建晋江的夏晋城从中国农大毕业后，在北京踏踏实实做了三年的NGO，也是我们培训的第一批机构领导人之一。他把学到的经验带回家乡，现在在厦门、晋江和旁边的一个城市共成立了3家NGO，相比同地区的其他组织，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径。我们在福建主要考察了夏晋城创办的致和社工事务所。
结语
综上所述，全国不同区域，NGO的发展非常多样化，有着阶段差异，也很不均衡。西北和中部地区都还处于志愿服务阶段，还没有太多组织化，但东南沿海很多NGO，甚至比较大的老牌NGO，都已经开始有一点官僚化倾向了。在中国的社会变革浪潮中，NGO正处在一个八仙过海、鱼目混杂的阶段，由于资源导向的原因，其主流仍是社会服务而非追求社会正义，有的地方NGO的活动空间仍然狭小，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更加严峻。
公民社会的发育与经济发展、政府管控等因素相关，也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有一定关联。基于个人的初步观察，我认为真正的公民社会不会首先出现在一线城市和最发达地区，很可能是在中部或者西南。西南的四川，因为地震这样一个特殊因素，当地政府体现了非常强的学习能力，转变很快。地方经济有所发展，政府有一定的开明度，对NGO的管制程度不如东南一线城市那么强势，因为连续大灾营造了NGO的发展参与空间，可能是真正的公民社会最先发育的地方。
回到文章开头所提的问题之一，什么是公民社会？我认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有三个：第一，独立性，可以通过草根组织的数量（社群）来观察；第二是权利为本，必须要能够关注并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解决权利和公平的问题。你不能天天去扶老携幼、做活雷锋、做好人好事，这不是公民社会；第三，这些组织的倡导目标和思想、使命应该能够真正在公众中形成价值认同，有社会正当性和合法性。
那么如何建立公民社会？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市场经济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市场经济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它把政府逼着往后退，从而腾出了第三部门的空间，我们应该向第一代商业领袖们致敬，因为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府不得不要和他们建立对话机制。当然，商业腐败和失衡也同时需要第三部门来制约。
其二，新技术促进社会变革，既给组织发展带来机遇，也使个人力量突显出来。有的情况下以组织来突破比较难，受到很大牵制，很多组织化努力都已经失败了。但是，只要人在，草根精神和志愿精神就在。可能草根的最大的价值、公民社会的最大价值，还是要去培育人，并开展基于社会议题的合作和联合，需要打开眼界进行公众教育和启蒙。
其三，推动和积蓄志愿精神。我觉得志愿精神是激活社会资源的自由基，当然现在的志愿者更多的还是在传递爱心层面。志愿者是打破界限，与市场进行有效的跨界合作的生力军，当然个人背后要有组织化的团队来支持（或者可以称之为“非组织的组织化运营”）
其四，是善用社会创新的力量。NGO要引领社会创新，用新的理念、手段和方法推动公民社会发展。
我认为从志愿精神到公民参与，再到公民社会这样的发展路径是很有希望的。
（作者系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2014年2月为中国发展简报团队所做的一次讲座由付涛整理摘编而成，已经本人审阅）
[1]编者注：2005~2006年甘肃草根组织最活跃的时候，大约有20~30家组织，而现在仍然坚持的仅剩几家。国际资金撤出是一个因素，但受访机构认为，能力建设网络和支持性环境对地方性组织的发展更为重要。有关西北地区NGO的区域性发展状况，中国发展简报曾做过报道，见《“羊奶”减少甘肃草根NGO生存趋于艰难》，中国发展简报2011年秋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