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变迁中的乡村文化与人文价值探索研习营”于2014年10月20日-26日在山西蒲韩乡村顺利举办，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支持，芬芳文化书院主办，蒲韩联合社协办。
本届研习营共有44名学员，分别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江苏、广东、广西、上海、甘肃、陕西、安徽等省份，共计27家机构，以从事乡村发展、社区营造、社工服务、生态保护、生态农业、文化保育的NGO为主，亦有几位农民合作社代表及NGO的政府合作伙伴。
研习营以纵向的文化变迁与乡村转型及横向的多元视角为线索来协作和组织学员展开学习和研讨，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理性认识传统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二、将文化视角融入乡村发展实践；三、乡村的转型与出路。
理性认识传统文化及人文价值
文化在乡村发展实践中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视角，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文化多样性与生态保护之间关系密切，较早得到一些发展组织的关注。而在汉族乡村地区则很少涉及，即便涉及也多停留在粗浅破碎的层面，诸如发展乡村手工艺，组织文艺队，或恢复一些传统节庆活动，或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等等。在这过程中，文化往往被看做可利用的某种手段、符号或资源，因此一旦实际效果不明显，很快便会被抛弃。而另一方面，近些年来，从政府到民间，从大学到企业及各类民间自发组织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文化与乡村文明俨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但在绝大多数的主张及实践中，除了看到提倡者重新拾起传统经典与道德作为教化工具，或以田园乡村的想象唤起人们乡愁式的情感而外，理性的审视与批判之声往往被淹没在盲目的追捧之中，未免呈现出一种多年文化饥渴后的高烧状态。近些年来，倡导孝道、让儿童读经、读弟子规、组织集体洗脚、儒学下乡等等做法逐渐渗透到乡建领域之中，然此种做法与发展之根本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它不以促进人的独立自主和全面发展、培养理性的公民精神为宗旨，而多以情感和利益为诱导，希冀将人们重新导入对经典、圣人、权威和道德教条的盲从之中。
就乡村发展而言，这两种对文化的理解和态度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乡村认识的盲点，即对乡村文化与生产生活及发展之间的深层联系与相互间影响缺乏了解；一方面则导致对乡村发展方向的误区，以为现代化、城市化是乡村问题的根源，而回归传统即可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在社会发展中融入文化视角，其首要目的在于以增进和拓宽人们对社会现状以及社会变迁的洞察，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多元想象，从而增强自主选择的能力，而不是举着文化的大旗树立新的权威，让人们顶礼膜拜。
针对此种乱象，研习营中我们特别安排了四整天时间专门探讨如何理性认识传统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基于多年的乡村调研和实践，我们提炼出认识乡村文化的一个结构性框架：简而言之即乡村文化的结构可从三分内容与两种表现来整体把握。三分内容即指：乡村文化以伦理秩序为核心，以民间崇拜为精神，以审美艺术为教化，三者交互作用，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所有内容。其中孝道是伦理秩序的核心。民间崇拜现象虽然繁复，但其共性无不是借助神的力量帮助解决人们种种现实问题，同时民间信奉的各种神灵都有着强烈的道德主张，且与伦理秩序的规范相一致。而这些与伦理有关的教化内容往往也是各种乡村艺术的主题。剥离这些教化的内容，乡村艺术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文物价值。乡村文化正是藉由此三位一体的格局，形成从观念到现实的习俗。两种表现则特指此三分内容集中体现在以年为周期、以生命为周期循环往复的节庆习俗与生命礼仪之中。此框架可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碎片式的文化现象中把握文化的深层结构，以及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彼此的影响，对乡村发展工作而言，则提供了新的视角，可深化对乡村的认识，并为行动策略提供新的思路，如针对妇女与儿童的生活与审美教育、以节庆习俗与生命礼仪为核心的新乡村礼俗的培育、传统自组织（如宗族组织、庙会组织、红白理事会等）的现代转型与社区多元共治等。
针对此框架中的每个主题，我们以专题讲座、小组讨论、案例研讨、辩论等方式协作学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其中分歧最大、讨论最激烈的内容是应否倡导孝道和弟子规的问题，而最有共识的部分是促进传统自组织的现代转型与社区多元共治。
随着乡村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增强，建立在差序等级基础上的伦理秩序及以“忠孝节义”为特质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以自由、平等、权利为特质的商业社会契约精神的猛烈冲击，呈现出全面溃败之迹象。与此同时，乡村社会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留守老人的照顾、留守儿童的教育、乡村社会秩序的失范等等。面对这些现象和问题，各方基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念，有着迥异的解读和行动方案。如能各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剖析，亦可助增进我们的认识。但在当下一些推崇乡村文明复兴的主张中，有三种倾向令人担忧：一是以泛化的文化问题、道德问题替代社会问题；二是以情感和价值判断遮蔽理性分析；三是以田园化审美化的乡村想象遮蔽对传统乡村转型的理性思考。虽然我们尊重多元，但多元不意味着一团和气，你好我好，然后不再细究。相反，正因为多元，我们的观点和行动选择、不同观点的对话才更需要建立在冷静的理性基础上，而执着于情感和价值判断则会导致自我封闭。因此，在此专题的研习中，我们鼓励学员专门针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辩论，如农村老人老无所依是道德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一味提倡孝道是不是会遮蔽对现实问题的认识？读弟子规是培养了奴性人格还是能让孩子懂事并学会做人？经过充分的辩论，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激发了大家探究的兴趣。接下来牛见春老师对孝道的产生机制、维系条件、核心义理的剖析，对家庭关系中有爱不必孝的主张的阐发，则进一步引发大家对孝道的反思。当人们不假思索地赞同孝道时，其实主要包含的是从情感出发的对父母的爱和从法律角度规定的赡养父母的责任。涉及到法律规定的责任自然应当遵守，而剩下的问题，实质是如何培养爱的能力，如何修复与父母的关系，这可以鼓励，但主要适合成人，而对孩子则没必要再说孝，只要给予足够的爱便可，《弟子规》中便有“亲爱我，孝何难”。自然的爱是顺于人性的，孩子先从父母处领受，而后才有给予爱的能力。但中国式的孝却偏要将爱做一个逆转，主张“亲憎我，孝方贤”，于是搞出一套违逆人性、扭曲人性的孝道，二十四孝中此类荒诞不经的故事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将孝道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来提倡，借助公共资源大肆宣传，甚至用种种夸张仪式煽情场面营造群体性压力以诱导人们遵从，并用以评判他人，甚至教育孩子，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当然学员的困惑、疑虑和分歧依然存在，甚至更多，持续的对话与交流，不同观点的碰撞与激辩仍是必要的清醒剂。
从乡村转型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与伦理秩序有关的宗族组织，与民间崇拜有关的庙会组织、与生命礼仪有关的红白理事会等传统自组织依然在很多乡村社会发挥着一定的功能，且有一定的民众认同基础和普遍参与的机制。但由于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限制，兼之自组织观念的保守，使得这些传统自组织难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并缺乏转型的动力。通过分析乡村治理中的多元格局及各方的优势劣势，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整合民间自组织资源，促进传统自组织的现代转型，转变乡镇干部及村两委的观念，最终形成在村两委统筹协调下的社区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有效地回应村庄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服务，化解村庄内部纠纷与冲突，重建和谐有序的乡村秩序。这一主张得到大多数学员的认可，不过实际如何操作，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总结经验。
这一学习模块以行动者的案例分享和讨论为主，其中有：1）芬芳文化书院在蒲韩乡村的社区教育经验；2）蒲韩联合社及南塘兴农合作社在节庆习俗及生命礼仪方面的探索；3）贵州乡土文化社在白兴开展的文化传承与生计改善项目；4）红娘手工艺合作社的发展历程；5）贵州遵义狮山村的发展经验；6）消极规划在郝堂村规划中的运用。
其中，芬芳文化书院的经验着重于探索：在基于对乡村本土文化反思的基础上，如何利用多元文化资源以开发针对村民（以妇女为主）的生活审美教育，以及针对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态文化与乡村发展的课程。经历过多次革命的破坏，又兼之市场经济狂潮的洗礼，传统的那套乡村文化体系已基本瓦解，最直观的表现则是乡村审美水平的普遍退化，尤其在汉族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乡村建筑到村落格局，从家居陈设到手工艺，无论在工艺还是审美方面，都丧失了以往的水准。乡村曾经有过的或宁静悠远或热烈奔放的素朴之美，已被纷乱和躁动所替代；乡村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自发的艺术创造已被消费所侵蚀；经过无数民间艺人千百年的打磨而积淀下来的精致与细腻的乡村审美格调已被粗鄙化的审美倾向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乡村古建筑的消失，大量民间手工艺、民间音乐、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下，有很多机构在探索如何用商业的方式，艺术的方式，或社会众筹的方式来保护乡村古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中央领导对乡愁的提倡，现在政府也开始关注古村落的保护，在新农村建设中也提出要把农村建得更象农村之类的口号，并已投入且将陆续投入大量资源。这些努力固然有必其要，但过去这些精美的建筑和精彩的民间艺术是由村民在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并过各种习俗而得以代代传承和维系。而当下的很多做法，仅仅是通过外来资本的力量（包含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投资）和外来者的干预，不过是保护了一两个传承人，或几座孤立的古建筑，或让乡村的面貌看上去美一些，而没有促进村民审美意识的觉醒，没有激活乡村自身的文化创造力。为此，我们尝试在蒲韩乡村针对红娘手工艺合作社的妇女骨干开展生活审美教育，其目的在于：以文化和艺术滋养和丰富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唤醒和提升人们从生活和自然之中发现美、感受美并创造美的能力。在课程的设计中，我们综合运用了社区文化考察、文化专题讲座与讨论（围绕与生活相关的主题）、音乐欣赏、合唱、民间美术鉴赏与绘画创作、戏剧、古典诗歌鉴赏、电影观赏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了妇女的兴趣和参与热情，也使得一些妇女的艺术天赋得到展现，其中一位现在已成为蒲韩乡村农民技术学校的手工艺和绘画老师。当然，我们意识到一年的时间太短暂，这种教育需要扎根在乡村长期开展，方能让乡村重新生长出既承继传统又体现时代气息的新的审美精神。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蒲韩联合社之请求，尝试为联合社的骨干开发生态文化与乡村发展的系列课程。这一课程设计主要围绕乡村文化的三分内容与两种表现，以及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来展开，但每个专题均与联合社的工作有所连结。如谈到生命礼仪与节庆习俗，则共同探讨联合社如何能够介入红白喜事及节庆活动以培育社区新习俗；谈到伦理秩序，则会探讨在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原则与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之间的冲突；谈到崇拜与信仰，则会探讨信仰与生命终极关怀，以及爱与尊重的话题。谈到生态，我们会共同探讨在日常生活中和传统中有哪些符合生态理念的做法，哪些不符合生态理念的做法；文化如何塑造我们的自然观念，如佛教、儒家、道家、民间崇拜及山水诗画中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自然观，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有着情感和精神的联系，因而对自然怀有崇敬、敬畏和珍惜之心。在这样的生态观念影响之下，形成一系列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文化习俗，人们的生活理想亦多趋向于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而人文生态的破坏则使得这种文化观念和相应的文化体系荡然无存，于是自然于人类丧失了情感和精神的意义，而单纯地成为人类欲望的征服和掠夺对象。一方面人类在挣脱自然的束缚中，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生活由此得到极大改善，人类的自由得到极大拓展；而另一方面，发展也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以致酿成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灾难。所以要做好农村的生态农业，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更要关注人文生态的重建，才能维系良好的自然生态。良好的自然生态就是“虫子敢咬，动物敢跑，鸟儿敢飞，鱼儿敢游”，良好的人文生态就是“嘴里有情歌，脸上有微笑，眼里有善意，心里有信仰”。
接下来蒲韩联合社与南塘兴农合作社的对话生动地展示了农民合作组织如何自发地介入乡村的节庆习俗和生命礼仪活动，并将新的理念，如对生命的尊重，对老人的关怀、对家庭和谐、邻里和睦的提倡等等融入其中，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合作组织获得更多信任和支持，积极的正向的价值观开始对村民的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贵州乡土文化社的白兴案例在6月份召开的研讨会中已有详细的介绍，相应的文字记录已发表在芬芳书院的博客上，此处不再重复。研习营中，我们以白兴第一阶段的案例为脚本，让学员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村民、NGO及企业，然后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来分析在乡村手工艺品的公平贸易中遇到的问题，并展开对话。通过充分的讨论和交流之后，大家最后给出的建议与乡土文化社在后期开展的许多活动不约而同，如加强消费者教育，加强村民能力建设（组织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开拓更多的销售渠道，让妇女参与到设计中等等。但有一方面学员提及较少，即文化社后期花了很多精力协助村民重新认识社区文化，组织文化活动，重建公共文化空间，建立社区文化组织，积极向外部推介村寨文化，这些细致的社区工作对村民文化自觉意识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兴的案例让我们看到在乡村手工艺的发展中，单纯地依靠市场的拉动是难以实现的，那么文化的视角则让我们能够透过手工艺而看到它与社区生活的联系，由此而展开的行动激活了村庄的文化创造力，增强了村民与外部沟通的能力，最终结果则是村民自主发展的能力得到提升。在蒲韩红娘手工艺合作社的发展历程中同样可看到这一规律，不同的是蒲韩的村民一开始就有很强的自主性，和公平贸易组织的合作也相对顺利，但随着订单量越来越大，产品质量问题、管理问题随之出现，于是合作社果断地减少了订单量，而将更多精力花在内部能力建设，拜访老人，发掘本地的手工艺文化，面向妇女和儿童开展相关的培训。又因得益于蒲韩乡村的整体发展及与外部的频繁交流，红娘手工艺合作社有着较稳定和多样的市场渠道，如果未来社员的审美与技艺水平能不断提升，合作社的内部管理不断完善，自主开发设计能力不断增强，则未来发展的潜力不可限量。
贵州遵义狮山村的发展经验在今年6月的研讨会中亦有详细介绍，相关文字记录也已发表在芬芳书院的博客上。这一案例较为生动地体现了外部NGO（贵州和仁）从支持返乡农民创业切入后，透过与村民一同在行动中不断反思，而从返乡创业逐步扩展到培育合作社、村庄生活、村民自组织及村庄文化的重建，以及村庄支持网络的建设，从而为乡村的自主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此外，这个案例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共治，因为和仁在乡村工作中能跳脱项目的视角，清醒地意识到不同利益相关方在村庄整体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并特别注意协调和平衡各方力量，因此我们可看到，昌龙合作社、村民之家、妇女文艺队和村两委间，彼此虽有张力，但始终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吴文媛老师此次分享的郝堂村规划案例，颇为完整地展示了她所提倡的消极规划的理念和原则在乡村规划中的具体应用。关于郝堂村，需要澄清的一点是：郝堂前期乡建所打造的郝堂乡村试验只涉及一个村民小组，即红星组，而吴老师的郝堂村规划涉及到整个行政村。消极规划的首要原则之一是存在优先，即应充分了解规划区域的自然及人文现状，并予以尊重，规划中则注重保持自然秩序，保护集体记忆，让技术向现状兼容。具体到实践中，吴老师及其团队首先对郝堂村各种自然条件做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和绘图，从水系、地形、山体到村落格局巨细靡遗。接着，从生态保护优先及片区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出发，规划方案首先遵循现有地形地貌及场地肌理，划定环境保护控制线，以保护山、水、茶田、农地等自然环境要素，及生物种群多样性，使未来发展有据可依。
然后依据对郝堂社会经济状况及人口变化的分析与预测，确定发展模式。就村落空间布局而言，由于规划范围内只有少量专业农户，且在村居民老年人较多，因此规划方案建议除红星组（郝堂前期乡建更新改造过的村组）外新辟两个形成一定规模、基础设施配套的农民新村，让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新发展的区块遵循公共投入最小化原则，尽量依托现有道路及设施，以聚落组团方式，呈现既分散又紧缩的布局，以降低基础设施投入。同时，依据场地汇水及生态肌理划分发展单元，控制建设硬化率，实现雨水自净化，并降低对自然环境，特别是水循环系统的扰动，建立单元生态自平衡（红星组的改造中建设强度已超过生态集水区硬化预设限，所以吴老师的方案中提出须对水系断面进行改造，以实现自然净化村庄地表雨水径流。此外红星组的改造中还修建了多处小水坝，对水循环虽影响不大，但影响了鱼类的洄游，使得鱼的数量大为减少）。各单元组团仍延续传统村落小组自然分布的空间肌理，与山水田园自然环境相和谐，并增设以水塘为中心的组团公共活动中心，以促进邻里间的沟通和交流。
农业发展方面，方案建议通过土地整备，一方面增加土地面积，一方面使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从而为生态农业和机械化作业创造基础条件。此外，通过分析郝堂村作为近郊农村的区位优势，方案还提出盘活土地，引进非农产业，如地产开发，作为城市低密度居住的外扩，一方面新增公共服务设施供可新建区域及现状村庄共同使用，一方面所产生的物业服务需求可助推村民发展合作服务经济；市民农园亦是不错的选择，可利用山间谷地，采用农地与房屋共同出租的开发模式。最后，吴老师还介绍了建筑设计中关于节能、采暖、污水处理系统的技术。针对国内一些环保组织较为推崇的人工湿地，吴老师指出人工湿地的净化能力极为有限，她认为净化槽技术作为农村单户或几户联合的污水处理系统更为可靠。
吴老师的讲述以其严谨务实的专业态度和切合实际的技术方案诠释了可持续乡村规划的内涵：即以村民的需求为本，兼顾文化及生态保护，最优化公共投入。对比时下受到热捧的“让农村更象农村”、“留住我们的乡愁”之类的口号，热衷于此者多侧重抒发审美情怀和怀旧情感，且一旦与权力结合，则不惜花费大量公共资源建一些“看上去很美的村庄”，实质如何，有何潜在问题，则无人深究，反吸引无数人趋之若鹜，观摩、取经，于是又引发新一轮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令人深以为忧。我们深切期盼在新农村建设中能有更多冷静理性的头脑，对公共投入抱持审慎的态度，用真正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来为乡村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心力。
乡村的转型与出路
最后半天是党国英老师的讲座：中国中长期发展——目标与难题。原本我们给党老师出的题目是“乡村的出路”，不过单纯谈乡村的出路意义不大，也容易被乡愁之类的情怀干扰，而放在中国中长期发展的背景下，才能有更贴近现实的理解。
关于未来中国三十年的目标，党老师从六个方面做了预测：一是GDP的持续高速增长；二是改变人口布局，提高城市化率。我国现有农户近2亿，考虑到田间农业以外的农业产业链对人口的需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未来1亿农户将逐步转移到城市居住，而农村人口最终会稳定在约1亿户的水平，其中专业农户3000万户左右。从居住形态上看，专业农户分散居住，其他农户则相对集中居住。贫困人口将逐步集中到城市，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农村不再有穷人。三是农业现代化。中国要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必须把农户数量减少到3千万户左右，使得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至少在60亩以上，才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户的经济效益，缩小农户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而未来合作社的发展应以这些专业农户为主，并逐步通过跨区域的联合以提高竞争力。四是美丽中国。伴随大批农户转变为城市居民，一大批村庄将走向衰落，一部分会有同方式的发展，如有的为专业农户的小型居住点，一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会得到有效保护并实现更新发展，靠近城市的可发展为城市低密度居住区，从而实现70%的中国居民拥有独栋房屋的梦想。五是建立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产权清晰、管制合理的微观经济制度，土地多元所有制等。六是实现民主政治。
如何实现这六大目标，党老师提出了六大举措：一是通过产权改革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创造一种节约建设用地、促进耕地自由流转的市场化的机制。二是通过合理的土地资源规划及用途管理，管住农业保护区，而放开其他土地，满足中产对房地产业的需求，农业发展对优质土地的需求，以及为专业农户居住点及新的建设用地开辟新的来源。三是调整劳资关系，扩大城市吸收就业的能力，让农村劳动力不仅在城市务工，还要让他们逐步在城市定居。四是提高社会组织度，增加社会信任。五是进行行政区划改革，扩大基层自治，建立农业保护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华民族的认同问题。六是在党内从下至上发展民主政治，以党内选举制代替任命制，在全社会则从上至下发展民主政治。
党老师描绘的城市化的趋势在学员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与困惑。不安是无法接受，如果真的朝向这个趋势，如果政策真的朝这个方向引导，那么做农村工作的意义何在？以小农为主的合作组织将何去何从？困惑则是不相信。几亿农民如何能真正在城市定居下来？政府不也在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吗？从身边的经验看，大多农民仍有乡土情结，即便在城里挣了钱，也要回到村里盖房。还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在力推返乡，倡导乡村文明复兴，其中也有很多学者通过对西方工业化的反思，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生态文明，而乡村逢生态文明将重新焕发生机，怎么可能是党老师描绘的图景？当然，也有的学员很清醒，认为党老师描绘的是大趋势，不必过于纠结，NGO该做的仍然是去关注在这个大趋势下的弱势群体。
研习营在此高潮处戛然而止，所有的困惑与不安将留给学员在实践中去慢慢思考。而我们则满心期待着学员们来自实践的反馈。
后记
党国英老师看到此文后回复：不安与困惑是因为不相信城市。客观上是因为城市发展未能对农民形成亲和力。若坚信农民热爱自由，就应相信城市化。我们那么多限制政策，还有今天城市化的结果。如果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结果不难想象，城市有自由，我们要改造城市，让投奔者落脚于城市。
党老师的观点也令编者深感颠覆，花了不少时间阅读党老师关于土地改革、农业发展、农村出路的相关文章。于今更加信服，首先是促进自由，并有基本的制度保障每个人的自由，而后更精彩的多元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也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伪多元，更需警惕者：当反思现代与缺乏反思的乡愁结合，则极易与专制、权威为伍而成为压抑自由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