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9月间，哈佛大学连续获得了两笔来自中国的高额捐赠，一笔是SOHO中国的潘石屹夫妇捐赠1500万美元(约9300万元人民币)，资助主要在哈佛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一笔是香港富商陈启宗的家族慈善基金“晨兴基金会”承诺捐赠3.5亿美元（约21.5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发展。此后不久，潘石屹夫妇又给耶鲁大学同样捐赠了1500万美元，并承诺将给国外大学累计捐赠1亿美元；而陈启宗也给其母校南加州大学捐赠了2000万美元。短时间内财富连续流向国外大学，顿时在国内掀起了讨论的热潮，最主要的疑问是“为啥不捐给中国高校”？这个看似人人都可以发表一两句观点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捐赠是个人处置其合法财产的一种方式，捐给谁，捐多少，捐什么，都是捐赠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不应当随意猜度捐赠人的意愿和利益诉求而进行不负责任地抨击。事实上，能够捐出一定数量级的个人财富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这其实是非常值得敬重的行为，现在亟需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将公益慈善作为其个人“财富的归宿”，用道德枷锁去绑架善意结果真的对中国的公益行业毫无益处。
捐赠国外高校事件引发了对中国高校基金会不规范的猜测以及出现了中国大学不缺钱，不差钱，捐给中国大学与大学精神不符的论断。近期时常有人以此来询问，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个人观点。
中美高校基金会的产生及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同。1639年约翰•哈佛将个人财产捐赠给由马萨诸塞州殖民地立法机关创建的新市民学院，该学院此后更名为哈佛大学，以示对捐赠人的谢意。美国众多私立大学都是由私人或教会捐赠而成立，特别是在19世纪美国公益思想开始转变的时候，捐赠开始特别关注高等教育，因为这一领域是联邦政府不管、州政府也出力很少的，于是美国大学从19世纪初的二十几家，猛增至1860年的五百多家。由于先有捐赠，后有大学，国民对于高校捐赠习以为常，哪怕此后政府对私立高校进行大额财政拨款支持，也无法影响民众对高校捐赠的热情。目前，美国年度捐款15%以上进入教育领域，紧随宗教方向位列第二。大学由此形成了依托社会捐赠而形成的非限定性质的学校发展基金（Endowment），2013年大学基金市值超过百亿美元的有6所，前两名是哈佛大学（323亿美元）和耶鲁大学（208亿美元），其基金和年度捐赠收入占学校的运行经费比例超过了40%，成为学校办学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反观中国，建国后高校长时间顶着“公立”标签，“国家办学”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大学基金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之下出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将社会捐资助学作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之外教育经费筹措的主要措施，大学基金会才应运而生，1994年、1995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相继成立基金会，大学基金会开始真正发展，逐渐形成政府、受教育者和社会三方共同分担的教育投入机制。特别是近5年来，国家对大学的财政拨款日趋平均化，在高校的日常行政经费中的占比逐年下降，在部分重点高校甚至已经降至20%以内。国家给予高校自主权的同时，明确高校要自筹经费谋求发展，这也促使高校越发重视筹款工作，目前已有400多所高校都成立了自身的基金会 。目前高校基金会总资产规模达到全国非公募基金会总资产的近50%，2013年净资产、捐赠收入排名前5的非公募基金会中，有3家都是大学基金会。可见，大学基金会已成为中国现代基金会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高校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组织形式。但与美国不同，虽然教育也是中国年度捐赠的主要流向，但却主要集中于基础教育领域，面向高校的捐赠也主要以奖助学金、基础硬件建设为主，对于师资人才支持、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创意创新教育、基础学术研究等方向则鲜有关心。由于先有国家办学，后有基金会，认定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有花不完的财政拨款的观念难以短时间改变，同时捐赠也主要采取限定性方式，很难形成美国的非限定性捐赠留本基金。
事实上，从设立宗旨上中美高校基金会无实质性差别，均是为了本校的发展而向社会募集资金支持，都对社会财富充满了希冀。但与美国有百年历史的大学基金会 相比，中国高校基金会显然还是刚刚起步的幼童，不论是基金总量、对学校运行经费占比贡献度、综合管理运作能力、团队职业化程度，两者之间都有着历史发展上的巨大时差，对中国高校基金会应当进行客观的认知与判断。事实上，基于使命驱动，在财务透明、运作规范上，中国高校基金会自然会不断努力，整体规范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013N年率先拿到国家级“5A级社会组织”的两家非公募基金会也都是大学基金会。公众对基金会财务透明的质疑已经成为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掣肘，应当明确的是包括美国在内，信息公开义务并不是要求基金会公布所有的信息。只要基金会的财务管理符合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要求，就已达到法律标准，当然如果信息公开程度高于法律要求时会具有更强的社会公信力。因此，高校基金会按照法律要求，有信息公开，有第三方审计，通过民政部门年检，获得3A等级以上的评估认定，可以初步认为其在中国基金会中是比较靠谱、可信赖的。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美国黑石集团主席施瓦茨曼（苏世民）个人捐资1亿美元，并与清华大学共同募集3.5亿美元来支持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表明中国大学及其基金会已经开始具备赢得国际顶级投资家青睐的实力，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吸引更多来自全球的慈善家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
生于1911年的百岁归国华侨张明为老人，在2012年将自己积累的千万财富全部捐给了清华、北大、上海交通和复旦四所大学，现如今已经裸捐的老人家仍念念不忘，时刻关注着中国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时常与我探讨，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呼吁中国富豪少买一套豪宅少买一辆豪车，把钱捐出来支持高校。是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个人财富的公益转化在中国高等领域实现呢？
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公益领域，出色的项目设计、优秀的管理运作能力和良好的社会公信力是吸引捐赠人的不二法宝，这是与其他公益项目竞争的根本。即便简单将国外高校基金会与国内高校基金会比对有失公允，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高校基金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现有的高教体制下，高校基金会也存在不断提升、完善组织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配套的制度支持。如果说捐赠项目能够满足捐赠人的心理或精神需求时，国家对于捐赠税费的制度设计则是满足捐赠人物质或“功利化”需求的基础。1913年的美国税法就规定，企业和个人当年的捐赠金额超过免税额度的部分可以累积到下一年度结转中扣除，1916年又开征遗产税，税收杠杆政策的有效运用可以鼓舞公众的捐赠热情。
同时，捐赠文化的引导。中国在先秦时期已形成了传统的慈善思想，但发展至现代，王权慈善模式的影响还依然存在，扶贫、救弱、济困是常见的捐赠领域，人们更愿意捐赠支持比自己弱小的群体，而社会问题的深度解决、促进优质领域进一步发展仍很难进入大众的捐赠视野中。现代公益理念的引导，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强大，合理发挥作用将是中国公益圈的幸事。
努力不是一朝一夕，坚持必有收获。如同SOHO中国的张欣所说“当年我在英国留学没钱付学费，都是拿助学金，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今天有机会给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也在这里感谢那些曾经资助过我的人。”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通过“教育改变人生”的实力派，愿意将财富驻足中国高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有力助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