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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孩子找救命钱
我们要试一试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项目的缘起，是在贵州省黔西县第一个免费午餐学校。
学校开餐后，校长带来一个女孩子，问：“这个孩子得了肺结核，能不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我当时一听，是肺结核，很吃惊，肺结核是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家长为什么不去治她呢？
据校长说，他们家里有两个肺结核的病人，一个是孩子爸爸，一个就是这个孩子。他们所在的乡村贫困，孩子的家庭采取的策略就是先保大人，把大人治好后，再让大人去外面打工赚钱，回来再治孩子。
当时我一听，觉得这是不靠谱的——大人要是没治好，或者找不到工作、找不到钱，这么漂亮的一个孩子就没了！所以我说，我们必须去帮助她。
结果，这孩子就被我们送到贵阳去做治疗，最后，我们用不多的钱，保住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大病医保”第一个孩子，后来她长得很健康，以前那个得肺结核的小朋友，现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他们学校还有另外一个孩子，我发现他走路的时候很奇怪，再看孩子两个脚掌长在脚背后，叫“马蹄足”。
我又问校长，“校长，为什么他们家里不去治他呢？这孩子的两个脚掌长在脚背后啊，那肯定以后老婆都娶不到。”校长跟我说：“他们家很穷，有三个孩子，所以有一个孩子坏了也没关系。因为他们还有两个其他的孩子，他们要把钱拿来保住另外两个孩子。”
这是他们乡村的正常逻辑，但是我一想，这个孩子，我们也要去帮他——我在微博上找了一个团队，把那个脚掌长在脚背后的孩子送到北京，通过手术把脚掌切下来装到前面，花两万块钱就好了，就这么简单。现在他也可以像寻常人一样快乐地奔跑，没有问题了。
回到北京后，我们就想怎么帮助孩子找到救命的钱。孩子没钱治病这个情况看上去很严峻，在一个学校里就会发现两个被家庭放弃的孩子。我的老师王振耀给我出了个主意——他在民政部救助司做司长的时候，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中国孩子的治病问题，其实也好解决——给每个孩子发一百块钱买一份保险，就解决了。中国有多少孩子呢？中国有4亿个孩子，他说国家一年花400个亿就把孩子治病问题全部都解决了。
我当时就很兴奋，说总理有没有做呢？王振耀老师又说，这个计划好像有点问题，暂时就没有做。
我们肯定没有能力筹集几千亿元，存在那里等孩子患大病，然后去治疗。我觉得保险的方法可能要更好，较少的资金服务尽量多的孩子。我跟振耀老师说，您给总理的这个计划，交我们在民间来做吧！我们是公益组织，可以去试错做实验。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的“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我们尝试用保险的方法，来帮助乡村孩子找救命的钱。
2:
先攒人，有人就有一切
大家看，起初，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个想法以后，我就开始去找人，谁愿意跟着我们一起给孩子们做“大病医保”呢？我第一个找到了免费午餐基金的爱心大使马伊琍，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联合了主持人普哥，在一个颁奖晚会上说服了主持人杜雨轩。
后来，我通过诸多方式找到更多的人——《都市快报》的副总编辑姜贤正，杭州大律师金鹰，还有我们的余德耀米董夫妇。我这里特别感谢德耀，在“大病医保”的第一年，他捐了很多作品，在北京，他帮助我们得到了第一个1000万。（在这里，特别要致谢企业家史玉柱，他给我们捐款200万元）。
有了这1000万以后，我们就开始找能帮我们干活的人，因为我们都不懂保险，我们在微博上去喊，有谁愿意做我们的志愿者呀？
有很多精算师，有很多很多的人跳出来说我们愿意，其中我们很幸运得到了一个精算师，他叫何剑钢，他也可以帮助把关。通过他，我们又获得一帮志愿者，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找保险公司。
期间，还有一个事，我们在微博上喊，我们要开工了，谁给我们一间办公室呀？结果，好多北京伙伴给我们找场地，一个叫潇月的导演借了一套房间给我们，就在北京CBD，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窝，我们真的开工了。
找保险公司，我们也特别幸运，新华保险第一个掉下来，到今天，新华保险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后来又有了平安保险，又有了人寿保险。
这些保险界的伙伴让我记忆很深刻，我说为我们的孩子们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可能没有钱赚。但是伙伴对我这么说，我们不赚钱，也把这个保险做了。
为什么呢？他说他们也是为人父母。
大家可能不知道，别人的保险产品，如果孩子今天的钱没有花完，剩余的钱都流给保险公司了，那就是保险公司的利润。但是，我们这个产品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给孩子买保险，譬如买给鹤峰的200万，今天孩子生病花了80万，我们还有120万，这120万不会被保险公司收走，它会留下来到明年继续用。这就是保险公司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巨大贡献，我们才能走到今天。
3:
找到更多吃螃蟹的贫困县
说实话，这是一个创新的事情，肯定有风险，就像我们第一次吃螃蟹。
那我能找谁吃螃蟹呢？找鹤峰县，因为鹤峰是所有公益项目的试点地区。我找当时的县委书记杨安文，书记一听，能够帮助孩子找到救命的钱，这是大好事呀！县委书记就参与了我们，还变成了我们的发起人。就这样，我们先后有了鹤峰、古丈、漾濞、开化、汉源、怀来、科右前旗、巴东、新晃、孟连，一共是十个县。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致谢巴东，为什么呢？湖北鹤峰是我们的第一个试点县，但是湖北巴东是我们第一个取得重要突破的县。因为，巴东给我们提出了也要给孩子们掏钱——我们基金会出一半钱，政府出一半钱，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政府和我们联合一起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崭新的模型。
在这里，我还是要感谢下我们的好朋友、当年的县委书记陈行甲，谢谢他，是他拍板，来给这笔钱。今天，我们引入了蚂蚁金服，通过互联网+区块链去帮助我们更快、更多得到筹款，然后让捐款更加透明和可视化，我们更加规范跟专业。
下一步，我们会找更多的互联网公司帮助我们。
4:
目的只有一个
但是，问题又来了。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悲伤的故事。在恩施的一个医院里面，两个孩子得了相同的疾病，都需要动手术，但是两个孩子是不同的命运：一个可以顺利地得到治疗，另一个孩子却必须跟着父母离开。
为什么呢？有一个孩子是咱们试点鹤峰县的，她有我们的20万保险（目前保障方案已调整为最高保额每人每年30万）的帮助。但是另一个孩子是来自另外一个县——鹤峰的邻县来凤县。
来凤县的孩子因为没有我们“大病医保”的帮助和支持，只能含着眼泪离开。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以后，特别难受。“大病医保”的伙伴跑到来凤县里去找到那个孩子说，“你回来再做手术，我们把钱筹回来！”
我们不能忍受，相同的孩子，相同的病情，在相同的病房里面却是两种命运。
所以，我们要做更多的县，我们要去帮助更多的孩子。今天我把其他的、没有做“大病医保”的县邀请过来，我们希望其他县的伙伴看到我们的努力，看到我们的价值，参与其中，帮助更多的乡村孩子。
第二，我们要去联结更多的团队，帮助做筛查的，帮助孩子找更多技术工具治病的，我们要形成一个联合体，然后去解决孩子更多的问题，我们形成这样一个生态圈，有上游中游下游，咱们合作起来。
第三，我特别要和我们新华、平安和人寿的伙伴讲，我们能不能去to C。现在我们是联合县里的伙伴，是to B。下一步，“大病医保”已经有5年了，我们已经有了系统、平台和解决方案。我们能不能把全国的孩子召集起来，让他们进来，在一个系统里面享受“大病医保”服务。
这个工作是我中午时候想出来的，我把它抛出来，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我们需要保险界专家来思考，来看看是否可行。筹款永远不是问题，如果4亿孩子就统一在一个盘子了，我相信，一个孩子七块钱、八块钱就可以了，这个钱我们可以去筹，我们也敢去筹。
我们做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把模型做好，以后交给政府。刚才我们也看到了，鹤峰县人民政府刚才代表10个县来做分享，在公益组织的模型支持下，他们的政府表现出了强大的主体意识，政府在调整，在改变——来自政府的改变才是根本的、大规模的和持久的，我们一直说，公益组织机动灵活，是小白鼠，我们是做实验，积累经验，最后做模型，我们其实不是解决问题的主体，所以我们乐意支持和配合政府去做大规模变革，解决社会问题。
最后，大家看到的是两个娃娃，免费午餐是个女孩，叫做妞妞，餐妞妞；“大病医保”的logo设计呢，是我们另外一个发起人熊菁捐给我们的，他叫壮壮。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都是我们的孩子，都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做公益项目的目的只有一条，每个乡村的孩子，都有公平的机会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还概括一下我的分享，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有很多的社会问题，确确实实很严峻，譬如说我们的环境遭到巨大污染和破坏，癌症爆发，每分钟有七个人死于癌症，我们也看到了数据，中国孩子得重病的机会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高，被抛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行动起来，我们作为父母要行动起来。
最后一段话，这是我六年做公益的心得，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怎么来解决问题的？
首先我们要转变关系，我们和政府不是你做或者我做，不是非此即彼，我们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捐款人不仅仅是我们的捐款人，他就是我们行动的主体。保险公司不仅是我们的外包方，商业也是我们的伙伴。
关系改版以后，我们整个系统的结构也发生了进化和升级，我们就可以共同去创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慧出智慧。政府、商业和社会，我们各就各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我们一起柔软改变中国。
